引言  
　　 18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不仅是一位明君，更是一代名将。在欧洲战争史上，他应该与拿破仑列于平等的地位。但到了近代，他却比较不为人所注意，尤其在台湾地区更是如此。我还记得30年前与老一辈的将领(例如方天逸将军)闲谈时，还偶然提到鲁腾会战(Battle of Leuthen)，因为当他们在陆军大学受教时，教官还曾以这次会战为范例。如今这一代的青年军官对于腓特烈的生平可能已经感到相当陌生。事实上，战略思想是源远流长的，不了解过去就会无法预测未来，战争史始终是战略研究的根本。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历史研究不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而更是想要识事理之常。所以，诚如英国已故战争史大师富勒将军所云：“除非历史能告诉我们如何展望未来，否则战争史就不过是一种血淋淋的浪漫故事而已。”  
　　以上所云为本文写作之动机，现在就要对腓特烈的时代背景、生平大事、将道精华，以及其对后世的教训分别扼要检讨如下。

18世纪的欧洲  
　　被后人尊称为“大帝”(the Great)的腓特烈二世出生于1712年，即位于1740年，崩逝于1786年，所以他的一生都生活在18世纪。要研究他的事业和思想，则必须了解其时代背景，因此我们首先应对18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有关战争的方面，加以简略的概述。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欧洲的过去，真可说是多灾多难。诚如布朗(R. H. Brown)所云：“欧洲的原始是从战火中锻炼出来的。”17世纪有一次长期大战，即所谓“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次大战使欧洲各国都元气大伤，于是此后遂有一段比较缓和的阶段出现，同时，欧洲的学术文明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即所谓“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使许多人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无论为平时或战时，都应受法律的限制。荷兰法学家格芬秀斯(Hugo Grotius)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的权利》(Rights of War and Peace)是全世界第一本国际法著作，它代表时代思想的结晶。  
　　三十年战争还结束了私人性的佣兵战争。18世纪，欧洲的战争都是由专业性(professional)的军队来进行，这样也就使社会组织中的“军”(military)“民”(civilian)分离，其结果遂使战争形态也随之而改变，此即所谓“有限战争”(limited war)。

鲁腾会战  
　　七年战争中有许多次会战，虽然规模大小不一而且胜败互见，但其中最受战争史学家重视的则莫过于罗斯巴赫和鲁腾两次会战。以战果而言，罗斯巴赫似乎代表一个较大的胜利，不过其致胜的主因与其归之于腓特烈的将道，则毋宁归之于法军的腐败无能；反而言之，鲁腾对于腓特烈的将道可算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尤其是其最负盛名的“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在这次会战中作了最完善的表演。所以凡是研究腓特烈和七年战争的人对于鲁腾会战必须给予最大的重视。  
　　在正式讨论会战本身之前，又必须先了解腓特烈所用的工具，那就是所谓“斜行序列”。腓特烈本人对此所作的解释可以引述如下：“你把对着敌人的一翼缩回并同时增强准备用来攻击的另一翼。你尽量利用后者从侧面攻击敌人的一个翼。一支10万人的兵力若遇到3万人的侧击，都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击败……这种安排的优点是：(1)一支小型兵力可以和远较强大的敌军交战。(2)它在决定点上攻击敌军。(3)假使你失败了，那也只是你全部兵力之一部分，而你还有3／4的兵力可以用来掩护退却。”  
　　事实上，这种观念并非腓特烈所发明，而是古已有之。希腊时代的名将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会战中(Battle of leuetra)就曾使用这样的部署。此后，其他名将也常作类似的部署，但不一定能保证胜利。要想获胜则攻击者必须有优越的机动性而守者却缺乏这种性能。所以诚如拿破仑所指出的：“腓特烈的斜行序列仅在对付一支不能运动的军队时始能保证成功。”

腓特烈之所以能战胜，不是由于他的斜行序列，而是由于他的部队素质较佳。从早年的战役中，腓特烈认清了当时的战术是如何的人工化和笨重迟缓，于是他立即决定要训练普鲁士陆军使其获得当时他国陆军所未有的能力。他用苦练的方法使其部队能够走得更快，能够迅速变换队形(由纵队变成横队)，尤其是能够射击得较快和较准。腓特烈曾经这样说：“一个普鲁士的营就是一座活动的炮台……其装弹的速度可以使其火力比其他所有部队快3倍，这样普鲁士军也就可以获致3：1的优势。”  
　　普鲁士部队行动的迅速和精确扩大了腓特烈将道运用的范围，使其能对部队作一种空前未有的艰巨要求，并确信他的命令能够彻底执行。在罗斯巴赫会战之前，他的部队曾在两星期之内走270多公里，在当时是一种破记录的行军速度。而在会战时，部队的行动能够那样整齐精确，则更是苦练的成果。  
　　腓特烈治军极严，因为很明显，那些由社会中的渣滓组成的军队若无严格的纪律则可能未战先溃。所以他讽刺地说：“士兵必须害怕其长官过于敌人。”他在当时所下的命令使人感到毛骨悚然：“在战斗中若有士兵似乎有逃走的模样，又或脱离他的战线，则站在他后面的士官就应立即用刺刀将其当场正法。”  
　　尽管如此，他对士兵还是相当宽厚，他不仅重视他们的给养医疗，而且有时也非常有人情味。有一次，一个逃兵被送到他的面前。他问：“你为什么想离开我？”逃兵答：“陛下，我们的情况的确已经坏透了。”他说：“好吧，好吧，让我们今天再打一仗，假使我打败了，明天我们一同逃走！”于是他没有处罚那个逃兵而把他送回原单位。

另一方面，腓特烈对于军官的素质十分重视。从本质而言，普鲁士军官团完全是由贵族所组成，但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贵族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他们与王室有长久共患难的经验，所以乐于为王室效命。从腓特烈曾祖父的时代开始，普鲁士即相当重视军官的教育，而腓特烈本人则更强调军官的精神教育，使每个人都有为普鲁士王国而战的决心。他尤其重视军官的勇敢和决断。他说：“一个勇敢的校官构成一个勇敢的营，而在危机时一个校官的决定可能左右国家的命运。”  
　　综合言之，在鲁腾会战之前，腓特烈虽居于数量劣势，但享有素质优势。奥军有84个步兵营，146个骑兵连，火炮210门，总数在6万到8万人之间。普军共3.6万人：步兵48个营(2.4万人)，骑兵128个连(1.2万人)；火炮共167门，但其中有61门重炮和10门超重炮。战场是一个开阔平原，腓特烈平时曾在该地演习，所以对地形非常熟悉。  
　　 1757年12月5日上午5时，普军从新市(Newmarkt)向鲁腾前进。走了一半时，他命令全军暂停，把所有的将领集合训话。他说：“查理亲王(Prince Charles)的兵力要比我们强三倍，但我还是要违反一切固有的规律，决定攻击。我必须冒险采取这种步骤，否则就会一败涂地。我们必须击退敌人，否则宁可全军死在他的炮口下。现在你们回去把我的决定向各团宣布。”  
　　奥军分两线展开，在他们前面为坟场，而鲁腾村位于其阵地的左端。普军在与敌军一接触时即首先攻占波恩(Borne)村，这对于胜负是一重要因素。因为从那里腓特烈可以看到敌军的全部部署，而且这片高地也使敌人看不见正分为4个纵队向该村前进的普军主力。(参看附图)

腓特烈用他的前卫向敌军右翼发动佯攻，以吸引其预备队，而主力则向右转，从坟场后面经过，再梯次地打击在敌军的左侧上。每个营相距50步，所以普军战线右端要比左端前进1000米，每个营都可以各自为战而不需要特殊的命令。这样的队形使普军的战线一直绕过奥军的侧面而达到他们的后方。奥军企图挽回危局，遂在鲁腾村附近组成一条新战线，但普军骑兵向他们进攻并将其击溃。最后，腓特烈夺占利萨(Lissa，在图以外)桥而切断了奥军的退路，并结束了会战。  
　　在实际战斗中，普军损失5978人，奥军损失7400人，可谓大致相当，但在追击时，普军却俘获奥军2.1万人，遂使腓特烈获得大胜。从表面上看，这是斜行序列的胜利，但决定胜利的因素却不仅此而已，它还包括平时训练，火力、地形的利用，兵种联合作战等，而更重要的还是腓特烈的将道。

腓特烈的将道  
　　伟人的范例常被后世盲目模仿。自鲁腾一战腓特烈成名之后，斜行序列不仅为其部下所仿效，甚至他本人也不免一再尝试想重演一次“鲁腾”。事后回顾，我们却发现腓特烈将道的精华是远较深奥，而并非仅限于此种形式化的外表。  
　　概括言之，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虽然受到18世纪环境的限制，但他还是竭尽全力以求突破那些限制。这也正是他制胜的秘诀。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尽量设法寻求决战。也许除亚历山大大帝和查理十二世之外，腓特烈要算是所有名将中最具有攻势心灵(offensively－minded)的人。  
　　柯林(J. Colin)说：“腓特烈二世所呼吸的完全是攻势的空气。无论在何种情况中，他都想发动攻击，即令面对着优势的强敌也仍然如此。有一次他说，任何军官，若不立即攻击而等待敌人的攻击，他马上就会叫这人滚蛋。他不仅经常攻击，而且也总是先发制人。他说，部队的全部力量在于攻击，若无良好理由而放弃攻击实乃愚不可及。”  
　　拿破仑对腓特烈的评估极有趣味，值得引述如下：  
　　 “他在最紧急的时候也表现得最伟大，这也是对他所能做的最高称赞。”  
　　 “使腓特烈最杰出者不是他在调动部队时的技巧而是他的大胆。他曾做过许多我绝对不敢做的事情。他会放弃他的作战路线，他时常采取若干行动好像他完全不懂战争艺术一样。”  
　　 “面对欧洲三大强国，保卫普鲁士达7年之久的不是普鲁士的陆军，而是腓特烈大帝。”  
　　事实上，拿破仑在思想上与腓特烈有非常微妙的关系，而这种渊源又是约米尼首先发现的。这个故事可能不太为人所知，值得在此简述一次。约米尼说：“腓特烈的遗著使我开始探索其鲁腾大捷的秘密，然后我又发现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成功也是应用了同一套原则。于是我才开始写作。”结果他在1804年写成《大军作战论》(Treatise on Great Military Operations)。这本书深获拿破仑的激赏，并且认为约米尼的确了解其内心深处的奥秘。  
　　七年战争结束时，腓特烈恰好50岁，他又继续统治普鲁士达24年之久，到1786年才以74岁高龄辞世。他在晚年有很多著作，那都是为了留给后世而写的。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无法加以详述，却可以概括地指出其思想的日趋成熟，而且饶有哲学家的风味。他有许多话相当风趣而深刻。譬如当他论及为君(或为将)之道时，特别强调必须独断。他很幽默地说：“假使牛顿首先与笛卡儿和莱布尼兹商量，那么他将永远不能创造他的思想系统。”  
　　从这一点来看，即可暗示腓特烈具有一种独来独往的性格。他生在18世纪，由于客观环境之所限，不能不打有限战争，尽管如此，他还是竭尽全力以求突破环境限制，并了解即令在有限战争中也仍然需要寻求决战的道理。  
　　对于后世而言，腓特烈的贡献在于“身教”而不在“言教”，他的书今天也许很少有人阅读，但他的功业却永垂青史，并且对于战略家应如何突破困境获致成功提供了最佳的模式。

全文完。

ding

顶了再看，呵呵

受益非浅！

腓特烈开创了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起源。后人称之为 罪恶之源

好多威廉好多腓特烈啊！

前三个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