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办公的现代文学编辑室和《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是已经分开的两个部室，人员都加起来，也不过六七个。八四年底毕业分来的那会儿，可不是这个样子。
 那时，两个部门大概有十四五个人之多。进门拐弯，北侧第一个小房间，是秘书办公室。楼道里没有任何杂物，敞亮而又清爽。《史料》在楼下还有一间办公室。不久，我奉命做《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的责编，社里又在后三楼另一侧，给我和张小鼎先生安排了一间房。现编室主任陈早春先生的办公室，就在南侧中间，他当了副总编辑之后，并没有立即搬到社务会成员集中在一起办公的前楼去。

那也许是现编室最热火的时光了吧：十六卷的《鲁迅全集》于一九八一年出版后，没多久就印了几万套；郭沫若、茅盾、巴金的全集，老舍的文集，也都在陆续编辑出版；其他如“原本选印”、“文学流派创作选” 等丛书，都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欢迎……室里人气颇旺，大家干活儿很起劲。
 两个部门时分时合，但开会似乎总是在一起的；吃午饭的时候，有些同事也常常聚在南侧第一个房间里闲聊。然而，这些场合，却从来见不到王仰晨先生。那个春天，我刚结婚不久，编辑室同事还曾一起到我家来“贺喜”，人几乎齐了。然而，记忆里仿佛王仰晨先生没有来。

这个看上去总是独往独来的老编辑，其实并非由于孤癖或孤傲，而是因为他太忙了。恐拍他是全社独一无二的、最忙的“单干户”。
那时，《茅盾全集》尚未出齐，《巴金全集》就又启动了，责编都是他。这对于一个已经年过花甲，且患有多种疾病的人来说，工作量显然是过大了，大到一个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人都难以负载，何况是他这样一个病弱的老人呢？然而这些活儿，他都一个人承担了起来。退离休与否，对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巴金全集》二十六卷、《巴金译文全集》十卷、《茅盾全集》后七卷的编辑工作，都是他在一九八六年办了离休手续之后完成的。无论在社里还是在家中，白昼还是夜晚，他手里的活儿都多得干不完，连聊会儿天他都觉得浪费时间，别的事就更无暇顾及了。

一个曾和他在鲁编室工作过的老同事，私下里对我讲过他的两个小故事：一是他曾严肃批评一个同事不应该看报，说是上班时间要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工作，看报则应该利用业余时间，那个同事为此和他闹得脸红脖子粗；二是他私人通信，他从不用出版社的信纸信封，认为公私应该分得一清二楚。
唉唉，像他这样认真而又较真的人，以前真的还从未听说过。
到现编室没多久，一天，正往楼上走，在楼梯拐弯处，遇到一个很不起眼儿的小老头儿，相貌衣着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站在那儿，嘴里喘着粗气。身上穿着中山装，虽有些旧，但很干净。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深蓝色的布口袋。他就是王仰晨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后来得知，他年轻时就肺不好，曾经咳过血，到了冬季，就更厉害了。这就难怪，冬天我在他上楼走到楼梯拐弯处喘口气歇歇的时候遇见他了。只不过此刻他外边穿的是一件黑呢子短大衣，鞋是那个年代老年人常穿的一种深蓝色绒面、脚面上有个舌头的棉夹鞋。有时候，会看到他眯缝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怕是在路上被寒风吹的吧。
几乎没见他抽过烟。忘了什么时候了，有一次，偶然瞥见他坐在沙发里，手里竟夹着一支烟，颇感意外。他先是吸了一口，但并没有把烟吸进肺里，就马上吐了出来，简直像一个初学抽烟的人似的，样子实在有点好笑。我猜想，他可能是犯了烟瘾，难以抑制，就权且以这种方式，来暂时过过瘾，舒解一下吧。
不久，室里就安排我从第二卷起，担任《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的责编，终审便是王仰晨先生。这使我有机会接近和了解他。

然而，他的话很少。只是嘱咐过我一次，说对稿子的改动，最好就写在有错的字词或句子旁边，不要大笔一挥，画一条线引出来，那其实是改校样的做法，以避免排字工改校样时看不到（那时还是铅印），稿子越干净越清楚，排出校样来错就会越少。
每一卷书稿看完，就交给他。过了些天，他把审完的稿子退给我。我一页一页地又重翻一遍，他对注释文字的修改加工，我都要认真看过，边看边琢磨为什么要改，为什么要这样改。他的字写得很小，细细瘦瘦、密密实实的，但还是能看得清楚的。就这样，慢慢地，边干边跟他学如何发稿、根据某种体例和格式来做注释，以及各种不同体裁的文章顺序如何编排。记得有书信的那一卷，我对编者编定的个别文章秩序，提出了重新调整意见，居然得到了他的首肯。

彼此稍稍熟悉了之后，他依旧寡言少语，老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然而，他对工作的一丝不苟、极端负责，审稿的极为细心认真，却让我很受触动。于是对他怀着敬畏之心，看稿子的时候，不敢有丝毫马虎懈怠。
突然有一回，他叫我到位于后三楼北侧中间他的办公室去。我还以为稿子出了什么差错，有点忐忑不安。隔着桌子，坐在他的对面，听他慢声细语地说：“做编辑最重要的，就是认真；年轻人尤其要踏实，要坐得住；看稿子一定要细心、细心，再细心，那还容易出错呢……”
他话音不高，或者说有点低，说着说着竟近乎自言自语了，甚至是嗫嚅着，稍微走神就可能听不清。他又说：“看来，你还是能坐得住的。”还嘱咐我要好好努力。说到后来，他脸上露出了一丝平时难得见到的笑容。
他的这番教诲，使我受益无穷。二十多年了，未曾忘却。

一九八八年一月八日，我过马路时被摩托车撞伤，有二三十分钟不省人事，被紧急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在寒冬腊月的北风里，第一时间赶到急诊观察室来探望我的，就有王仰晨先生，以及早已当了社长的陈早春先生和副社长林敬先生。我被撞成颅骨塌陷性骨折，吐了小半脸盆血，脑袋肿得像个血葫芦，昏昏迷迷地躺在床上，眼前的一切都看不清楚，只觉得床前立着三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后来心里猜想，那天王仰晨先生一定是穿着那件黑呢子短大衣来的。
伤好出院，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才上班。此时，王仰晨先生已看过《瞿秋白文集》第六卷。书不久也印出来了。这一卷有作者关于拉丁化文字的改革方案，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版式、格式、字号和字体，都很复杂繁琐。看起来十分琐细烦难。发稿时就感到很头疼。伤病期间，王仰晨先生替我把没做完的工作全部干完了。可是对此事，他却从未提起过。想起来，就万分感激和愧怍。

见到王仰晨先生，当他关切地问起社里情况时，就一股脑儿向他倾诉了心里郁积了很久的一些看法和忧虑。
听着听着，他气愤地说道：“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推荐他了！”脸上显出了怒气，声音也提高了几度。
以前去看望林辰先生，也曾向他谈起社里的情况，他听了虽然不满，但只是摇头叹气而已。而王仰晨先生的反应却如此强烈，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吃完饭，我们想把他送到他家楼下，可他非要自己走回去。我们只好站在那条通往他家的小路南口，望着他一步步踽踽远去。远远近近的灯火，迷蒙地闪烁摇曳着。在冻雾寒气充塞着的黑暗中，他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渐渐走进了远处冬夜的混沌里。

第二年春之交，听说他又住院了。没多久，就传来了他病逝的消息。我和两个同事，赶到他家里，把一篮洁白的菊花和百合花，放在他生前卧室的床头，表达我们对他的景仰和哀思。
天气日见寒冷起来。转瞬间，他已经作古三个多年头了。去年社里为纪念他，专门出版了《王仰晨编辑人生》一书。封底上，印着他的手迹：
“夕阳”是无法挽留的。当“古稀”日益向我逼近的时候，“做什么”和“怎样做”对我来说就是念念不忘的一根鞭子。
起码可以说，在半个世纪编辑生涯中，王仰晨先生是创造了两项纪录的：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编巴金和茅盾的文集算起，他大概是一生中编辑作家文集、全集最多的编辑；他大概还是绝无仅有的进入耄耋之年后仍在孜孜矻矻从事编辑工作的编辑，接手编《巴金译文全集》时已经过了七十二岁，八十周岁那年还在做《巴金全集》（补编）的工作……
在人文社工作几十年，王仰晨先生仅仅在短期内当过编辑室主任，而绝大部分岁月他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编辑；然而，他却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在平凡的编辑岗位上，做出了完全可以说是伟大的、令人惊叹的业绩。我觉得，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甚至是无与伦比的。
在北京的冷寂的冬晚，想起这些往事，领受过他的教益和恩惠的我，就又不可遏止地怀念起这个具有坚定信念和鲜明是非感，表面看起来很平和、但实际上内心燃烧着热烈爱憎的、可亲可敬可爱的老头儿来。
2008年11月7—9日写于北窗下
2009年《书城》第1期
这笔迹，是我所曾经十分熟稔的。读着这行字，他拎着布口袋、喘着粗气、一步一步、慢慢往楼上走的身影，似乎又在眼前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