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千言》的作者问题，司马迁给了三种选择：
《老庄申韩列传》
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２、老子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３、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昂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从司马迁的言语中可知，“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乃是他给出的《五千言》作者的首选，即守藏史老聃。其次是老莱子，第三是太史儋。虽然给出了三种选择，但三人的共同点都是文人。即没有一个是帝王出身。
但是《五千言》自身中的文字却说的很明白：
帛甲第十七章（王本５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
修之身亓德乃真，修之家亓德有余，修之乡亓德乃长，修之邦亓德乃夆，修之天下亓德乃博。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
这个“吾”当然就是指此文作者自己。而这个作者却是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他所修之德，乃是“身家乡邦天下”的德。而这些德，则只能是通过相应的修德实践才可能完成实现的。所以，他必然是具有相应的实践过程的。如此，才可能通过“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实践，最终达到“知天下之然”的境界。
所以，作者一句“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就足以证明：
１、他具有“修之天下”的博德，从而“知天下之然”；
２、他达到了这个境界，从而必然有过“修之天下”的经历或实践；
３、他至少是一个有过帝王实践经历的作者。
而据已处“独尊儒术”时代的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实践出真知，《五千言》被班固直接称为“君人南面之术”，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五千言》确实就是一本帝王治国的教科书。所以，非有帝王实践经历之人，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所以，班固的“史官”之论恐怕也是人云亦云，跟着司马迁鹦鹉学舌罢了。
所以，根据作者自言结论：“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证明作者根本不可能只是一个史官，而是一个必然有过帝王实践与经历并且睿智勤勉、大智若愚的有道王者。如此才有可能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升华而写出这样一本帝王治国教科书。所以，司马迁、班固等所谓作者乃是史官之流人物的猜测与谰言可以休矣。同时，假设司马迁所言老子出关经历属实，那么，老聃出关授予关令尹喜的《老子》，也只不过是其记忆版的《五千言》而已。所以，他只能是一个传播者，而绝非什么原创者。一个史官，是不可能有“修之天下，其德乃搏”的实践与经历的，当然也绝不可能做到“以天下观天下”而“知天下之然”。
《老庄申韩列传》
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２、老子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３、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昂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从司马迁的言语中可知，“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乃是他给出的《五千言》作者的首选，即守藏史老聃。其次是老莱子，第三是太史儋。虽然给出了三种选择，但三人的共同点都是文人。即没有一个是帝王出身。
但是《五千言》自身中的文字却说的很明白：
帛甲第十七章（王本５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
修之身亓德乃真，修之家亓德有余，修之乡亓德乃长，修之邦亓德乃夆，修之天下亓德乃博。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
这个“吾”当然就是指此文作者自己。而这个作者却是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他所修之德，乃是“身家乡邦天下”的德。而这些德，则只能是通过相应的修德实践才可能完成实现的。所以，他必然是具有相应的实践过程的。如此，才可能通过“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实践，最终达到“知天下之然”的境界。
所以，作者一句“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就足以证明：
１、他具有“修之天下”的博德，从而“知天下之然”；
２、他达到了这个境界，从而必然有过“修之天下”的经历或实践；
３、他至少是一个有过帝王实践经历的作者。
而据已处“独尊儒术”时代的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实践出真知，《五千言》被班固直接称为“君人南面之术”，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五千言》确实就是一本帝王治国的教科书。所以，非有帝王实践经历之人，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所以，班固的“史官”之论恐怕也是人云亦云，跟着司马迁鹦鹉学舌罢了。
所以，根据作者自言结论：“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证明作者根本不可能只是一个史官，而是一个必然有过帝王实践与经历并且睿智勤勉、大智若愚的有道王者。如此才有可能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升华而写出这样一本帝王治国教科书。所以，司马迁、班固等所谓作者乃是史官之流人物的猜测与谰言可以休矣。同时，假设司马迁所言老子出关经历属实，那么，老聃出关授予关令尹喜的《老子》，也只不过是其记忆版的《五千言》而已。所以，他只能是一个传播者，而绝非什么原创者。一个史官，是不可能有“修之天下，其德乃搏”的实践与经历的，当然也绝不可能做到“以天下观天下”而“知天下之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