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发现，欧洲从中世纪起就有了对人生阶段性的研究，而且对“人生诸阶段”课题的研究在各种学术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在日常经验领域也频繁地使用年龄的概念，人生阶段性的概念（《儿童的诞生》，三铃书房1986年版）。16世纪的欧洲社会将人的一生分为七个阶段，有了幼儿期、儿童期、青春期、过渡期（人的成长期可以延续到30-35岁，但是普遍来说在28岁结束成长期）之后是壮年期与老年期，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社会责任与德行的要求。这说明了儿童、青年等概念，不仅是人生的生物现象的反映，更是社会地位、社会现象的体现。17世纪开始有了“中年期”的概念；到了18世纪法语中出现了“青年期”、“青少年期”、“少年”等更为精确的称谓。而近代的“青年”形象体现在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里（日本《社会学事典》认为，欧洲最早对青年期的描述，应该是卢梭在《爱弥尔》<1762>提出来的，第538页）。

作者认为，每个历史时代在对待人生各个年龄阶段上有不同的取向。如17世纪的欧洲比较重视具备军人形象的“年青人”；19世纪的欧洲普遍重视“儿童期”；20世纪则是青年的世纪，作为思想意识存在的“青年”理念是20世纪的主人公。青年的纯粹性、自然性、自发性、身体性，以及对生命欢乐的追求，不仅是20世纪文学的题材，而且也是伦理与政治所关心的对象。当时的浪漫主义思潮提出对青年的理解不能以年龄加以区分，青年一代是新型的价值观体现，其历史使命是使趋于老化、僵硬化的社会恢复与保持旺盛的活力。在这里，阿利埃斯（jeunesse）提出了“青年”的概念也是一种思想意识的新型的理论模式，青年的类型是以如何主张自己的价值、欲望、行为方式为特征的。因此，20世纪成为人类历史上青年期得到充分延伸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就是人类文明的“青年期”。

《儿童的诞生》成书于1960年，在欧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美国在1962年发行了英文版，马上受到了美国社会学家与教育家的重视与好评。受到重视的原因是因为《儿童的诞生》一书的宗旨为美国社会学界一个基本理论，即核心家庭的出现与发展是美国社会得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学说，提供了欧洲社会发展史的佐证。《儿童的诞生》虽然在1980年发行了日文版，但是日本的学术界仅仅从年鉴学派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与资料的丰富性上予以评价，重视年鉴学派在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的贡献，而没有如美国社会学界那样将历史研究过渡到对现实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因此，阿里埃斯的《儿童的诞生》以及《直面死亡的人》（1977年）等著作就没有如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著作那样在日本社会研究方法论与历史观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果能够对阿利埃斯的青年理论作更加深入的梳理，并且用其方法论对中国历史与现状的青年群体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写出中国社会“儿童的历史”，也能够丰富对青年研究的历史哲学方法论上的学术积累。

三、作为政治概念的“青年”的研究
 
日本的青年研究一般集中在青年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的领域，但是，近年以来陆续出现了一些对政治青年、对青年与日本近代化关系的研究论文与书籍，如社会学家见田宗介的《现代的青年形象》（1968）；佐藤守《日本近代青年集团史研究》（1970）；多仁照广的《青年的世纪》（2003）；木村直惠的《〈青年〉的诞生——明治日本政治实践的转换》（1998）等。其中，《青年的诞生》一书用详实的史料勾勒出青年概念、青年群体的出现与日本社会及政治的近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青年的世纪》和《青年的诞生》这两本书都试图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一日本近代化的历史演进中，说明“年轻人”这一社会概念是如何转化为“青年”这一政治概念的。虽然在中国的唐宋元明清等各代的书籍中已经出现了“青年”的词汇与话语。（在中世纪的中国史籍中“青年”一词常有所见，各代略举一二为例。如《全唐诗·卷359》刘禹锡有“长明灯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时”；《全唐诗·卷467》牟融有“青年俱未达”等句。《东都史略·卷62》[宋]有“狄青……家世为农，青年十六时，其兄……”。《太平御览·卷688》[宋]中有“子少青年，从何处而得知”之语。《宋元诗会·卷94·卷95》中有“爱尔青年气独豪”、“青年书记相知久，共按秦筝和玉箫”等句。李流谦《瞻斋集·卷3》有“青年一去不可招”。《元诗选·卷54》有“青年坐失荣华乐”。元代丁鹤年《鹤年诗集·卷2》有“直倚青年骄白日，岂知碧水扬黄尘。”元代谢应芳《龟巢集·卷3》“爱尔青年二十余，无心富贵独耽书。”明代·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20》有“向忆青年日，追欢兴不孤”；王世贞《合山堂别集·卷23》里有“青年美才”；《明诗综·卷99》有“青年不可再”；《明文海·卷188》中有“青年博雅”等句。清代《世宗宪皇帝谕订旗务奏议》里有“人属青年”；“青年美质，壮志英才”；“青年有志”等语。）但是青年概念被政治化，在东亚地域应该发源于日本。根据日本社会教育史上的记载，在1880年一个名叫小崎弘道（1856-1939）的基督教徒引用《唐诗选》里“宿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一诗中的“青云”之意，翻译“Youngman”创作而成的，有承担近代化的知识青年的意义；之后他又成立了“青年会”。在日本的江户时期（17世纪-19世纪）就有了“若者组（年轻人之组合）”称谓的团体，而正式的以“青年”这一概念命名的“青年会”是与明治维新，与日本的近代化联系在一起的（从19世纪末美国青年期现象的研究成果来看，“年轻人”<Youth>的称谓是一种广义上的年龄概念，而“青年”<Adolescent>的称谓在当时则包含有着社会精英涵义，见《年青人的社会史》）。特别是被称之为“日本青年之父”的山本泷之助在1896年所著的《乡村青年》中将青年的概念从知识分子（学生）那里扩展到农民，使得“青年”的政治性质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具有自由民权主义运动的特征，促成了日本社会、特别是政治的近代化。在明治维新之后的二十年里，近代民族主义与青年相结合，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形成了“政治青年”的群体与意识形态（内田义彦：“知识青年的诸类型”；司马辽太郎：《坡上的云》，1978年）。在日俄战争之后，一部分日本青年通过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从政治领域逐渐独立了出来，寻找自我存在的个体（私人）的领域，产生了“文学青年”的群体与理念。日本的“文学青年”的理念与著作对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日本的关于“代际论”的研究也是与日本社会的政治的近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有着鲜明的战略意图。如色川大吉的“明治二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一文，就以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进退与天皇制的确立为坐标，将1850年代出生的人划为“明治青年的第一代”，将1860年代出生的人归为“明治青年的第二代”，认为“他们的青春与我国的初期民主主义运动的挫折时代重叠”。因此，日本有关“代际论”观念的出现，应该始于十九世纪的末叶（明治20年），由德富苏峰在《日本人》杂志上首先提出的。当时的代际论并不是一种将青年作为一种客观对象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对自我在政治的时代空间轴与历史时间轴上的定位，代际论的目的就是在于证明自己这一代人是属于新的时代，是新兴政治势力的代表者。当时的“代际论”严格地说只是一种政治宣言。

以公开发行的传记、文学作品等比较容易搜集的资料为研究对象，有助于青年研究从专业化向大众化的转变，青年研究应该也能够出现如同法国年鉴学派里被称之为“星期日历史学家”的业余研究者群体。以上这些学者的著述，国内近年来虽有引进但还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本土转应用，这是不利于开展此类研究的。
 
五、青年意识与代际论的研究
 
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青年性与世代性有着相当接近的同义性质。作为思想史（知性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青年意识与社会的主题不仅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研究，而且也从事研究社会思想对青年的影响。青年作为社会过程中的行动者与观察者、其主观的价值取向决定其行为方式，而理性的思考对青年政治行为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对重要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研究是青年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代际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将从青年群体的视角，找寻青年代际与思想家们的代际相互之间的合理性、成熟性以及发展的方向。

思想的代际性是富有弹性的，不仅有长期的代际，也有短期的代际；而且思想的进程从来就不是直线发展，有弧线、曲线，经常改变自己的前进的方向。因此，青年思想学上的代际性质就不同于青年生理学、人类学上的代际划分，简单地以20年周期，或者30年周期为尺度区分青年的代际性质。这是“代际论”的一种远近法，以《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闻名于世的曼海姆（K．Mannheim 1893-1947）认为、要理解时代的精神就需要把握青年的思想，而能够理解青年的也许只有青年自己。他在1928年发表的《代际的问题》一文（日文版1958年），被普遍认为是最有体系的论述了代际原理，从存在的变动、思想的变动的立场出发，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相关主义方法，对“代际”概念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进行了基础研究。曼海姆认为“代际”所构成的社会阶层是社会的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精神生活的辨证发展和运动，而青年正是“批判一代”的一员。曼海姆将思想方式与世代分层联系起来，提出了“代际状态”、“代际关联”、“代际统一”、“代际冲动”等概念，将“代际”概念定义为“共属同一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分析了十九世纪以来浪漫主义、保守主义的青年群体与自由主义、合理主义青年群体之间的对立、内部的价值态度以及政治取向，提出了通过青年群体的相互作用，达到复数对立的代际统一的观念。青年代际往往承担起“代际冲动”，即创造思想与精神上新事物的角色。代际现象跨越社会与精神两个方面，作为动态的紧张关系在社会历史中展开。（曼海姆认为代际论不能无批判的假定青年人代表社会的进步性，而老年群体趋向于保守。他以导致德国保守化的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青年运动、德国学生联盟为例，指出青年不可能无条件的倾向进步的立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思潮的影响下青年群体也可能会出现保守，以至于反动的趋势。转引自《世代·竞争》，诚信书房。）

意大利成人教育家杰鲁比（E．Gilpin）所著的《生涯教育——压制与解放的辩证法》（日文版1980）提倡与学校教育为中心的知识传递形态不同的、超越自学的范畴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主体性的自我教育（以我为主的学习）。这种自主性的学习的目的是使得被边缘化的群体青年、少数民族、女性、失业者、移民、文化与语言上的少数群体等从压制中获得解放；通过生涯教育使青年从社会的职业分工所造成的人格异化中得以解放，获得健全的、全面发展的人格。生涯教育的实现有可能产生新型的代际关系。

七、社会变动与青年社会学的研究
 
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都是在对经验的研究之上形成理论体系的，而青年社会学、青年社会史学的理论体系的形成，至少在日本还显得很单薄。日本的青年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年心理学的领域，有独立的学术团体与学术刊物。（在日本的青年教育学领域里有些研究成果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如东京大学的西平直关于在社会化过程中青年的时间感觉的研究论文。从人生周期的各个阶段，从人与人关系的横向轴与时间感觉的纵向轴的关系上发现青年自我同一性的形成的新特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发展了埃里克森的建立在人生阶段论上的同一性理论。“作为存在理论的时间感觉——人生周期中的时间论”<《教育人间学》2005年>。此外，京都大学的矢野智司关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生周期里自我时间意识的新变化与青年期互动关系的论文也非常有参考价值<《未成年人的教育思想》1995年>。）与青年社会学相关的翻译著作有美国社会学家李斯曼（D．Riesman 1909-）的《孤独的群众》（1950）；美国心理学家凯尼斯顿（K．Kinston 1930-）的《提出异议的青年》（1971）、《青年与历史》（1968）；美国社会学家季利斯（J．R．Gillis）的《年青人的社会史》；弗洛姆（E．Fromm 1900-1980）的《逃离自由》；以及美国学者葛斯与史密斯合著的《性格与社会构造——社会制度的心理学》；以及美国法律学家克拉克（A． R．Charles）研究20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的《绿色革命》（1970）等。

在季利斯的《年青人的社会史》将青年期看作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反转的对称轴，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取决于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所谓代际对立的概念，只是对现实社会里阶级对立、民族、种族对立、性别对立的一种超越性的理念，是青年希望自身能够从历史遗产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在考察代际与社会阶级的关系时认为，青年不是一种社会阶级，因为青年群体在整体上与社会化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青年的社会化并不采取被动的、顺应的方式，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以“适应”社会。青年社会化问题的产生，是在于现代化理论与青年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青年文化对被主流文化同化过程中的反抗，以及与各阶层文化进行重组与再编的过程。现代化理论要求青年继承已经形成的社会文化价值，而不能够正当地评价青年的自由意志与创造能力。1968-1969年度在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就是青年自己创造历史的一种尝试。

凯尼斯顿以60年代的青年反抗运动为例、分析了当时的两种社会化观点。自由主义的社会化观点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由于青年反对包括知识产业在内的技术进步的社会基础，因此先进国家的青年运动的性质是反革命的。另外一种相反的观点是认为，青年的对抗文化实际是一种“再生文化”，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商品化、异化关系，提倡人性的解放，具有革命世代的性质。这种革命性质决定了青年运动处于现代历史发展以及社会化的前卫地带。凯尼斯顿认为现代青年运动与后现代化相关，青年阶段所呈现出的流动性、人道性、反技术性、非暴力等性质属于后现代化的行动模式、青年的追求与历史的发展的趋势一致（K．Kinston：《青年与历史》，三铃书房1973年版）。

《绿色革命》一书对青年社会化过程中蕴含的革命性质予以分析，认为青年社会化里革命因素是个人性与文化性的，虽然其结果必然会影响政治构造的变革，但应该是非暴力的，也没有必要使用暴力。70年代的美国青年研究是从青年的立场上理解新一代人的政治意识与行为模式、体现了浓厚的新左翼思潮的历史哲学与社会观念的影响。

从理论意义上，青年社会化过程中蕴含的批判性质与革命性质并不否定社会规范、文化理念、人文价值的内在化，而是在人性具备可塑性的原理下，探索潜在的、开发的可能性，并予以社会的实践。这应该成为我们对青年社会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八、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对青年现象论的研究
 
对青年本质论的研究是青年研究的出发点，也是青年研究的科学体系构成的归结处，所有的课题研究实际上都为了解释和阐明这一核心问题。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栗原彬认为、对青年现象的研究不仅要阐述青年的事实，更需要了解青年的“真实”、“现实”、现象的实在性（Actuality）；青年问题不仅是心理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对青年不仅应该作客观观察，更要深入到青年的自我意识中认识青年作为客体存在和主体存在的矛盾与同一性。从青年的人生周期与创造周期、青年与历史的交叉等领域探讨青年现象的本质（栗原彬：《现代青年论》，筑摩书房1981年版）。

从20世纪初期曼海姆的《代际的问题》起，对青年现象的本质研究如同一道蜿蜒的学术细流绵延至今，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不是显学（曼海姆在论文中所引用有关代际问题的研究，最早有1874年发表的文献），但也未曾间断过。在1928年曼海姆就指出，世代的问题是人的生命存在的规律与历史发展规律相互交汇的结果；代际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计量性的、外在时间型的、实证主义的问题，更是一个体验性的、内在时间型的、历史存在的问题。对照生物学、心理学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计量的时间观念，曼海姆提出了把握代际本质的、内在体验的时间观念、即社会运动、思想运动对代际统一性的内在影响、时代精神对代际的内在目标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他用处于鸦片战争以后半殖民地时期的中国青年与处于大国崛起时期的19世纪德国青年的不同历史使命，说明各自所属的历史生活共同体对代际状态的影响。曼海姆指出了青年研究的复杂性，并已在国际范围内探讨代际的问题。可见20世纪初叶对代际、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课题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如何在学理上，在学术范畴内，通过经验研究与哲学思辨、历史考证，综合与梳理国内外在青年研究上的成果，开展对青年现象论的探讨，应该是21世纪青年学科建设的努力方向与具体的研究课题。

一般认为青年研究的领域具有综合性、多学科的学术性质，这与“后专门化”的当代学术环境有着相辅相成的关联。青年研究作为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诸学术系统的复合体，从“自我——他者——公共世界”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与“同时生存的非同时性质”的生成关系中探索青年本质的存在与意义。从对青年现象论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作为新时代社会精英的、作为理想人格与公共性质的国际化的“青年”形象。

青年现象论的研究需要大量的经验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现状分析，没有规范化的经验研究和调查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逻辑怪圈里不能自拔。同时，青年现象论本身具备着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对现代化社会与后现代化社会来说，具备着“发展”与“进步”等意识形态的实质，代际现象是社会生成与发展的一个历史的动态部分。因此，青年现象论也是哲学的社会思想的研究。由于青年社会化涉及到了“多元化”、“共存”、“和谐”等社会理念，青年现象论也应该对社会系统作全面的考察。

对青年思想史的观察中可以发现，政治学里以“公正与正义”为原则的社会理论对青年的影响，要比以“追求最大多数的幸福”为原理的功利主义（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日本版2002年）的影响高出很多（左翼如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青年运动的影响、右翼如二战前国家全体主义对德、日青年群体的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出青年现象论里应该具有“多元性、复合性的共同体价值”为原则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正义论（山协直司：《新社会哲学宣言》，1999年）。

青年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中间集体（群体），是“市民社会”的构成部分，相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国家系统的上层建筑有着一定的具有独立性与自律性的“中间”特征。因此，对青年的“独立性”与社会的“共通性”之间相互作用所达成的最大公约数（阿伦特<H．Arendt 1906-1975>：《人的条件》，1958年），即“公共性”和“公共空间”（哈贝马斯：《公共性的构造转换》，1990年）的政治哲学上的探索，应该是青年本质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一领域里，德国的哲学家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社会化理论、卢曼的系统理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可以成为青年现象论研究的社会哲学与方法论的源泉。

青年的多样化的个体性与社会的共同性相互作用中，当共同性压倒个体性时就会出现对立、纷争的局面；而个体性能够得到发展，那么向共同性的过渡就是和谐与和睦的，就体现了公共性质。这与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在保持个体的活力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实现“大同”、“天下”的和谐理念（天道）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青年现象论的研究不仅适应当前的政治任务与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的需要、而且也将汇入中国文明的天涯无际的历史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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