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淳熙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载：“（乾道九年十一月）戊戌，郊诏以明年正月朔为淳熙元年，初诏改元纯熙”；《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亦载：“乾道癸巳岁（按：即乾道九年）冬至日，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为纯熙”。乾道九年十一月戊戌即为冬至日，可见两则记载是吻合的。“纯熙”一词出自《诗经·周颂·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酌》是周成王时《大武》乐歌之一，歌颂了武王克商的丰功伟绩。《郑笺》云：“纯，大；熙，兴”；马瑞辰云：“纯熙谓大光明也”。时人从“纯熙”年号中读出了孝宗志在恢复中原，安定天下的抱负。洪迈就曾上贺表道：“天永命而开中兴，方茂卜年之统；时纯熙而用大介，载新纪号之文”。然而仅仅六天以后，孝宗却将这个砥砺人心鼓舞斗志的年号撤销了，代之以“淳熙”这样一个老气横秋的年号，个中缘由实在耐人寻味。据《云麓漫抄》记载，“有言纯旁作屯，不可用”。《说文》释“屯”字：“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南宋政权新立，亦如草木之初生，自然不希望“屯然而难”了，然而这仅是其中一种说法。《容斋续笔》曰：“盖以出处有‘告成《大武》’之语，故不欲用”。那么为什么“不欲用”呢？有人认为这体现了“投降派”对抗金事业的阻挠————“是谁‘不欲用’？当然不会是抗金派。不言而喻，就是那些犯有‘恐金软骨症’的投降派不敢用。他们唯恐孝宗用此年号会触怒金之当政者而动摇其半壁江山。”笔者以为此说有失偏颇。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曾提到下诏改元纯熙时其父李舜臣正任职于虞允文的幕府，他建议虞允文上疏朝廷勿用“纯熙”年号，理由是“‘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岂今日之当用？”虞允文听从了他的建议。李舜臣曾着《江东胜后之鉴》十篇，谓“江东六朝皆尝取胜北方，不肯乘机争天下，宜为今日监”；又尝“论金人世仇，无可和之义”。可见他抗金意志之彻底。虞允文则更不必说，作为孝宗最为倚重的抗金派老臣，他穷毕生之力整顿军队，积极备战。他们两人自然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归为“犯有‘恐金软骨症’的投降派”。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具体例子证明有所谓的“投降派”反对过“纯熙”年号，因此以是否支持改元“纯熙”来区分“抗金派”与“投降派”是过于简单化了。
然而为什么身为“抗金派”的李舜臣、虞允文却反对使用体现抗金精神的“纯熙”年号呢？这还得从时代背景来看。隆兴元年，刚登基的孝宗就发动了对金北伐，然而却很快失利，被迫签订了隆兴和议。这次失败的北伐暴露了南宋军事方面的种种问题，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停战的时间整顿军力，积极战备了。因此孝宗重用抗金名将虞允文，让他掌握军政大权。乾道八年又调其为四川宣抚使，并“谕以进取之方，期以某日会河南”，乾道九年又赐密诏催其出兵，可见孝宗恢复中原的热情始终未曾减退。然而虞允文却以“军需未备”为由拒绝了孝宗的要求。这并非因为怯弱，而是基于对宋金形势有识见的冷静观察。当时朝野的有识之士应该都很清楚南宋军力尚弱，北伐的时机还没到来。而此时改元“纯熙”作为一个危险的信号正反映了孝宗对金政策不合时宜的冒进势头，可能会刺激金人，使多年的备战成果付之东流。无怪乎他们要质疑“纯熙”年号“岂今日之当用”了。
于是“后六日甲辰，中书门下省言：‘若合淳化、雍熙言之，当用淳熙字，庶几仰体主上取法祖宗之意’，从之。”淳化（990年—994年）、雍熙（984年—987年）都是宋太宗的年号。然而一则雍熙实在淳化之前，取号“淳熙”颠倒了时间顺序；二则不论雍熙之政还是淳化之政皆谈不上可取，雍熙年间有太宗伐辽惨败，淳化年间有王小波、李顺的变乱，内忧外患，颇不太平。从这两点我们都可以看出此次更改年号的尴尬与匆忙。所谓“取法祖宗”只是托词而已，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纯熙年号不得不改。尽管如此，淳熙年号一直使用了十六年，是孝宗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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