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人放秦桧归宋的问题，拟另文讨论。至于秦桧再造南宋之功，笔者正好在《宋高宗的对金屈辱外交》中有一段文字，今复述于下：“有一种论点认为南宋再造乃秦桧之力。此说显然无法经受史实的检验。若无南北方广大抗金军民和官员的努力，军力之重振，金朝是决不会体谅宋高宗的告哀乞怜，而自行放弃灭宋之图谋。如真要讨论所谓南宋再造之功，这只能归之于抗金军民和官员。人们不可能找出秦桧对重振南宋军力，抵御金人方面，作出任何贡献。他归宋之初提出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其实只是当时金人一项和谈条款的翻版。秦桧的历史作用，只是在经抗金军民和官员的努力，金人事实上已无力吞灭南宋的形势下，协助宋高宗，完成了屈辱和议。”

学术贵于民主，贵于自由表达己见，贵于进行平等的讨论，但笔者个人也完全无法赞同徐、何两先生自称是“完全正确&的观点，故愿在此提出讨论，如有不对，欢迎两先生和其他同仁进行批评和商榷。如果要说一句真心话，笔者费心思和笔墨参加这种讨论，是被迫的，是做了一件本不愿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宋史的研究领域如此广阔，史学研究者本有大展才智的用武之地，花费才智和精力，对宋高宗和秦桧的降金乞和行为，力图挖掘其“积极作用”，希望有所辩护，有所肯定，窃以为可惜了。当然，也许笔者此种想法本身就值得批评。
“诸公可谓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

事实上，所谓“人知劝惩”的清洗抗战派的政策，是在正式订立绍兴和议的前三年，即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就开始的。反对还是赞助降金乞和，是官员们升迁还是降黜首要标准。士大夫们要守节，就必然不能赞成降金乞和，就必然要降黜甚至受严重迫害；反之，要博取高官，就必须赞助屈辱苟安。秦桧党羽何若 “论士大夫不恤国事，专为身谋”，①成为主战者的一条罪名，其实，真正“不恤国事，专为身谋”者，正是那些赞助苟安，以钻营利禄者。杨愿是秦桧的一条凶狠的鹰犬，又是一个最工于柔媚的执政，他的降金言论，已如前面所引。然而在早年，杨愿并非没有激愤的正论，据《水心文集》卷２３杨愿墓志铭所引：
“谋以活国者，国常存而身随之安；谋以活身者，国常亡而身随之危。今一举而迁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国也。虏既灭吾国矣，陛下将活其国以自存乎？将活其身而国终于亡乎？”
这与前引的降金言论，简直判若两人，是什么使杨愿完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呢？其实也无非是“利欲熏心”四字。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威逼和利诱下，正如朱熹所说，“向者冒犯清议，希意迎合之人，无不夤缘，骤至通显，或乃踵桧用事。“士大夫狃于积衰之俗，徒见当时国家无事，而桧与其徒皆享成功，无后患，顾以亡雠忍辱为事理之当然，主议者慕为桧，游谈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②大批的士大夫不能不失节。
当时通过科举当进士，可能还胜似今日当院士，成为文士们的头等大事。秦桧党羽汪勃上奏说：“陛下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臣愚以为今年科场，当国学初建，万方多士将拭目以观取舍，为之趋向。欲望戒敕攸司，苟专师孔孟，而议论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其或采摭专门曲说，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宋高宗看后说，“勃论甚善”，“此所以正人心也”，他下“诏有司，凡私意臆说尽黜之”。③事实上，当绍兴和议后，士人们要得到金榜题名，就非附会降金政策不可。
绍兴十二年（公元１１４２）殿试，陈诚之的策文引证汉高祖、汉光武帝等事例说，“臣之深思，窃以休兵息民为上策”;今陛下任贤（当然是指秦桧）不贰”， “行之以诚一，则振中兴之业，又何难乎”？得头名状元。第二名秦桧养子秦 自不待论，第三名杨邦弼的策文说， “陛下躬信顺以待天下，又得贤相，相与图治，中兴之功，日月可冀”。④此后的科举就一直沿袭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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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要录》卷１５２绍兴十四年十二月癸卯。
②《朱文公文集》卷７５《戊午谠议序》。
③《要录》卷１５２绍兴十四年八月癸卯，甲辰，《水心文集》卷２４汪勃墓志铭
④《要录》卷１４５绍兴十二年四月庚午。

绍兴十五年（公元１１４５）状元刘章在策文中强调“陛下既以先修其身，而又任用真儒，始终如一”，第二名王刚中说：“帝王之应世，非治天下之难，必得真贤硕能之用为难。”这两人后来都因“不附”秦桧，而受到排斥，①但当时为了难得的功名机遇，也只能说违心之论。
绍兴十八年（公元１１４８）科举，本拟定头名的董德元因为已有右迪功郎的官位，改为第二，他是个无耻之徒，后来当上秦桧独相时的末班执政，其策文说： “晋之失不在于虚无，失于用兵故耳；唐之失不在于词章，亦失于用兵故耳。”用以推崇宋高宗的对金政策。被定为状元的王佐的策文说， “王羲之言隆中兴之业，政以道胜，宽和为本，盖讥不务息民保国，而欲以兵取胜也”。“况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则光武之治，不足深羡”。尽管王佐后来因不愿阿附秦熺，而被摈斥，②但他中举之时，仍不得不赞扬“真儒”秦桧。特别应当指出者，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是同榜中举者，然而今人再也找不到他当时的策文。据台湾学者宁慧如先生《朱熹与科举》一文的研究，朱熹对那次中举根本没有荣耀感。《朱子语类》卷１０４说：
“刘（子翚）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被某说动了，遂得举。”
他在此处承认自己只是“胡说”，无疑有很深的自责之意。又《朱子语类》卷１０７说：
“某是时已自断定，若那番不过省，定不复应举矣。”

朱熹当然有很深的爱国主义精神，即使到晚年，对学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 惨然，叹息久之”。③依朱熹的文化修养，只是登同榜中的第五甲第九十人，④也可推知其违心之论说得不重，对宋高宗的降金政策吹捧不力，但又毕竟不得不说，不得不捧。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１１５１）的头名状元是赵逵，其策文说，
“陛下以神器之大，方与元老大臣协谋比德，以缉熙中兴之功。承平日久，士为曲学阿私之计，而风俗坏。尚赖祖宗之泽未远，廊庙大臣有质正不挠者，出身捍难，作多士之气，以摧折仓卒之变，维持至今，此道不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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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录》卷１５３绍兴十五年三月己巳，《宋史》卷３８６《王刚中传》，卷３９０《刘章传》
②《要录》卷１５７绍兴十八年四月庚寅，《渭南文集》卷３４《尚书王公墓志铭》。
③《朱子语类》卷１０７。
④《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
⑤《要录》卷１６２绍兴二十一年闰四月丙子。

皇帝特“诏有官人进一官，进士免文解一次”。其中第一名是大理正吴 ，其颂词说：“辅臣稽首，对扬圣志，惟断乃成，愿破群异。”参加这次献诗文者，就有后来的著名诗人范成大。①范成大在宋孝宗时出使金朝，还是表现了气节。他有不少爱国诗篇传世，唯独那次献诗，却不见于其文集。这与朱熹、张孝祥等人的策文相类似。
仅就以上两次统计，以及朱熹、张孝祥、范成大等名士的违心卷入，郑樵的献媚邀宠，亦足以反映绍兴和议前后文士失节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朱熹注重义利之辨，然而遇到科场的实际利益，也只能暂时站在利的一边。本文介绍的，自然远不是当时士人失节的全部情况。拙作《荒淫无道宋高宗》第十三章第六节文丐奔竞，还有《岳飞研究》第四辑《降金乞和与文丐奔竞》一文，则是从士人们踊跃参加宋高宗和秦桧文化造神运动的角度，反映失节问题，在此不予重复。
研究历史，固然应当有科学的理念和分析，也不能没有褒善贬恶的气节问题。围绕着绍兴和议的失节问题，确实为今人留下了值得深省的启示和教益。在本文结束时，愿引用沈冬梅先生的一段评议：“文人士大夫群体一直自诩为伦理道德本位的传统文化载体，一遇专制政体，那些平日高谈阔论的操守、风骨之类顿时烟消云散，这难道不也是与专制主义的风行同样值得深思的么？”②孟子总结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极可珍视的古训，③上述三条人生大节当然是互相关联的，但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证明，即使要做到其中的一条也是极难的。在古代，使士大夫辈出现人性的各种扭曲的第一位因素，就是专制腐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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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会编》卷２２３，《要录》卷１４７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壬辰，己亥。
②《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０年３月８日《历史遮蔽下的宋高宗》。
③《孟子·滕文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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