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说辽宋夏金》（大家说历史）
王曾瑜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9年1月第1版
字数：182000
开本：740X970
印数：5000册
定价：20.80元
ISBN
978-7-5429-3723-9

附录
【原书附录】
　　王曾瑜　　男，汉族，１９３９年生，上海人，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等。著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荒淫无道宋高宗》、《宋朝兵制初探》、《金朝军制》、《宋朝阶级结构》、《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此书与他人合撰）等专著，历史系列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转战湖汉》、《扬威南北》、《关山怅望》、《忠贯天日》等七部，论文和译文２００余篇，另发表论文选集《凝意斋集》，论文集《锱铢编》。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辽宋西夏金部分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编写。近年来开始发表若干杂文，如《腐败就是今天的国耻、党耻》（《北京观察》１９９８年试刊第３期）、《巴黎公社原则和苏维埃政权的灭亡》（《北京观察》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等。发表的作品不计重复，总数约７5０万字以上。

本人治史，根底浅薄，先天不足，又兼之以后天失调，与前辈优秀学者确实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学问差距，所以必须声明，自己不必谬充 “大家”之列，做人应有自知之明。但如今回顾起来，个人也有两条幸运之处：一是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对史识大有裨益；二是正逢研究手段革命的开端，即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本人原先只治宋史，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因工作关系，由辽史的外行和金史的半内行转为内行。９０年代以来，既以批判中华古代专制主义，专制腐败政治为主攻方向，又得益于古籍的电子化、数字化，故个人的研究，由辽宋金断代史逐渐走向通史，自秦汉至明代都写有专文，对秦汉以下的各代，已非全外行。另外也兼写小说与杂文。
　　归纳个人的论著，一些重要的论点可列举如下：

一、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治史有极大的重要性。考证当然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无非是祛伪求真，由表（现象）入里（本质），自此及彼，分清主次。考证固然需要逻辑推理，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下，欲由表入里，分清主次，就更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运用。

二、治史不应单纯为古人算帐。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这是一个现代爱国史家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应尽的一份义务。史学的此种重要功能，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研究历史，在不少场合，史识是第一位的，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很不容易。史识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追求真理，却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古今一揆，知今有助于识古，究古有助于察今。治史应当古今一体化，有条件者，也应中外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史识可说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

　　三、由于中华历史悠久，古籍浩繁，即使在古籍开始电子化、数字化的今天，史家的基本训练不可丢，治中华古史打基础，还是应当认真通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断代史的观念仍不可废，治中华古史必须从断代史入门，方有深入的可能。但可以设想，将来史学的学术竞争的主战场将不是在断代史方面，而是在通史方面，看谁拥有的通史知识更多更深更广，因而就有更精湛的研究。高明的史学家的作品将会以千万字为统计单位。尽管今后古籍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会不断提高，而由断代史走向通史，仍将是一条正确的、高明的治史之道。

　五、迄今为止，一切文明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将社会总人口划分为阶级，是人类对自身社会认识的一次飞跃。阶级区分不能说是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包举无遗，却是抓住了人类文明社会结构的根本和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提炼和总结。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其实都是阶级论的
　　目前经常可以在论著中见到所谓“精英”一词，这在西方史学界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却以为新鲜。究其含义，无非是指社会上层的人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们是统治和剥削阶级，我有一句诗，“冠盖炎凉少义丘”，这是符合史实的概括。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剥削和统治阶级中确实也有少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精英。然而其大多数在等级授职制的大染缸里浸沉后，只能是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无非是国家和民族的蠹虫。治史者应当关注者，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他们才是灿烂古代文明的基石，尽管在古代史料中，对他们的状况反映很少。派生。阶层论等蓄意掩盖和抹杀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只能是违背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事实，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和歪理邪说。

九、在人类历史上，经济、技术的新旧交替往往是一刀两断型的，一旦新的工艺、产品之类被采用，旧的工艺、产品之类就会被人们弃如敝屣，毫不顾惜。然而政治、文化的新旧交替却往往是藕断丝连型的，旧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一种顽强的连贯性或持续性，甚至是“剪不断，理还断”。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死的拖住活的。

　　一一、中华历史传统主要可否区分为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而两者似有所差别。
　　中华文化传统当然有其精品，例如方块字、中医、书法、国画、古乐、民乐、诗词歌赋、戏曲、曲艺、
　　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华文化传统也确是以专制主义意识为指导思想，专制主义意识至今仍在毒化中华民族的心灵。中国自古以来，几乎是一直强调统一思想。正确的政令，特别是军令，应当追求统一；但强制推行思想统一，结果也无非是以权力介入舆论，追求表面上的统一，无非是引导或胁制人们虚伪。实际上，人们的思想永远不可能统一。不论是言者无罪或有罪，都只能是专制统治者的语言。言论当然有是有非，但应当通过平等讨论，通过实践加以解决。以言定罪，以言量刑，则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低级阶段的产物。《国语•周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古代著名的格言，然而后代的专制统治者，一般并不以周厉王监谤的败亡为戒，其安全感正是建立在“防民之口”的虚妄基础上。迷信权力，通过行政权力监控舆论，苛待异论，成为中华古代积久的弊政。当然，监控舆论并非不能取得暂时的效果，就长远而论，却无异于饮鸩止渴。对于错误的思想言论，是应当进行批判的，特别是某些歪理邪说，也理应口诛笔伐，以求最大限度地压缩其蛊惑人心的空间。 中国建筑园林、中华烹饪等等，都属文化传统，却不一定必须与专制主义挂钩。

一四、我们民族至今仍有很沉重的专制主义包袱，在这个包袱摔掉以前，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半途而废，反专制主义的任务也不可能半途而废。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闭着眼睛不承认，并不能使这个客观存在取消。任何政治权力的干预，只能使思想解放运动延缓或加速，而不能使之终止。光有物质生产的增长肯定是不够的，在专制主义包袱被抛入太平洋之前，中华民族决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先进民族。

一六、古语称以史为鉴，今人说不要忘记历史。任何民族都需要从历史中提取民族进步的营养素，更何况是中华民族。但是，历代统治者为着一己一群的私利，可以强调和宣传某些历史教训，又隐讳和抹煞某些历史教训，这是不足取的。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当绝对正视本民族的一切缺陷和错误。只有有勇气正视所有重要的历史教训，克服和改正所有重要的缺陷和错误，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不可侮的现代民族。

一九、《孟子•滕文公下》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今的史实证明，这是很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但中国古代确有一些清官，以自己的立身行事履践着这条古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但清官不仅须忍受生活上的清苦，而在官场大都是蹭蹬不得志。等级授职制的官场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而粪土上浮。清官固然可敬，至多也只是在小范围抵制了一些贪腐现象。清官也可能成为众多贪官的遮羞布。中华民族的反贪如果只是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上，只能说明我们民族没有长进。我们需要的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指导和实施反贪。今日的公仆应与古代的清官根本不同。古代的清官是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出现的，但既然存在着人治，存在着等级授职制，他们还是高居于百姓之上的官老爷。但在现时代，“清官”的观念无疑是陈旧和过时了。公仆应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下出现的，其身份应由直接选举制和法治确定。划清清官与公仆的界线，在今日尤为重要、必要和迫切。

在图书馆看过
书很好，看得出作者的水平很高，but看不懂……以后有机会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