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作为后周驰骋沙场的禁军名将，殿前司的资深统帅，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不折不扣的 军事老手。三衙管军等禁军高级将校的任免，皆出自其乾纲独断，实属理所当然。正所谓“方今中外 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① 也就是他的心腹谋主赵普，能够发挥一定的参谋作 用。建隆二年( 961) ，张琼被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就完全是出自于宋太祖的个人意志: “上谓殿前 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乃自内外马步军都头、寿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领嘉州防御 使。”②又如，殿前都虞候杨信，根本没有任何像模像样的战功，后来还得了重病，成了哑巴，指挥军队 时只能用一奴仆代他传令，但就因为杨氏出自宋太祖个人的亲兵卫士，宋太祖认为其“忠直无他”，遂 始终委任有加，一直位至殿前都指挥使。在杨信之后出任殿前都虞候的李重勋，在军中更加默默无 闻，他能够接任如此要职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乃宋太祖的早年军中密 友，宋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③
正如韩非子所说: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宋太宗、宋真宗父子，都是因人成事的公 子哥儿，显然都不是军事上的行家里手。然其父子二人，却偏偏自视甚高。宋太宗自诩“弓马娴熟”，
更精通兵法。至道元年( 995) 正月，宋太宗就借山西前线战事的胜利，对左右侍臣表示自己精研兵 法，他说:
用兵之法，古贤所著兵书已备，无以越其规矩焉，在人探讨耳。朕粗留心，至若汉高祖以必战 而灭楚，晋谢安以孤军而败秦，此用兵之妙也。夫文武之略，天不赐全。倘使张良有韩信之武勇， 韩信有张良之沉谋，则高祖焉能驾驭之乎? 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 者，多至败事。④
左右侍臣们则顺水推舟，大肆吹捧道: “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 成筭，则何往而不克矣。”至道二年，宋太宗又借王超伐夏取得小胜的机会，对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 傅潜等三衙管军大将们表示:
此行合战与还师之期，悉如所料，但诸将不能尽依方略，致此贼越逸。 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朕自为阵图与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图观之。⑤
其实，战场瞬息万变，《孙子兵法》以及历代高明的兵家讲究得都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能因 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宋太宗“悉如所料”、“诸将不能尽依方略”云云，纯属“功为己，过为人” 自欺欺人的外行话。他本人亲自指挥的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宋军无一例外地一败涂地，涿州溃 败，名将杨业的战死，他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反倒是前线众将抵制其瞎指挥的满城会战，宋 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宋太宗军事才能究竟如何，由此一望可知。
问题是，皇帝既然如此自我迷信，以英明神武自居，文武大臣又阿谀奉承，三衙管军将帅的选拔， 当然就是皇帝一人高下在手，臣下置喙的空间就很小了。更何况，宋太宗即位背负着“烛影斧声”得位不正嫌疑的沉重包袱，对三衙的人事安排，他本来就有着最高的政治敏感度。 事实就是如此。宋太宗即位伊始，他就“属意戎事，每朝罢，即于便殿或后苑亲阅禁卒，取壮健者隶亲军，罢软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卫之士益以精强”。① 雍熙元年( 984) 二月，宋太宗又御崇政 殿“亲阅诸军将校，自都指挥使已下至百夫长，皆按名籍参考劳绩而升黜之，凡逾月而毕。自是，率循 其制”。② 宋太宗还对近臣说道: “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士卒 不畏服，虽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③淳化二年( 991) ，当盐铁使李惟清向宋太宗建言“望国家精择将 帅，以有威名者护塞”，其实是对宋太宗的选将之道提出委婉批评的时候，宋太宗仍然故作高深地说:
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彭虽古名将，若以彼时之 见，便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时，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 所未悉。④
也就是说，尽管在战场上多次碰得头破血流，宋太宗还是坚持“自有成算”，坚持自己的选将之道，不 愿意采纳臣下的建言。三衙禁军自“百夫长”以上将校的“选擢”大权，当然就更不愿也不会稍向臣下 放手了。

宋徽宗行政、用人，以好用“御笔行事”著称，即越过三省、枢密院的进拟，甚至不经由中书舍人“书行”，不交门下省给事中审覆“书读”，皇帝本人在内廷径直拟定人选，或亲笔书写，或由宫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构执行。御笔行事，始于崇宁四年( 1105) ，宋徽宗“御笔更制军政”，“御笔付三省、枢密院，更制陕西、河东军政六事。三省、枢密院同奉御笔始此”。①大观年间则为最盛: “御笔自此始， 违者以大不恭论，由是权幸争请御笔，而缴驳之任废矣。”②三衙管军的选任亦如此。殿帅王恩得罪宰 相蔡京，蔡京欲逐之而不果，就是因为王恩得到了宋徽宗的庇护。③高俅以一介地痞无赖，竟得遍历三 衙、稳居殿前都指挥使的高位，更完全出自于宋徽宗的乾纲独断。
宋钦宗即位时，金兵兵临开封城下，宋朝已然处于风雨飘摇的险境，但宋廷发布的殿帅人选王宗 濋，其治军统兵的能力更等而下之，被朝野上下公认为还不如高俅。王宗濋，是宋钦宗之母宋徽宗王 皇后的亲属，“上欲宠异母党，故有是命”。④也就是说，这一任命，完全出自于宋钦宗本人任用外戚的 一己私意，不可能再有任何别的解释。难怪任命甫一发布，“识者寒心”。⑤幻想以骗子郭京的“神兵”退敌，就是在王氏主持下上演的荒唐闹剧。金兵刚登上开封城的时候，兵力其实并不多，宋军仍然还有反击的可能性 但王宗濋置宋钦宗的命运于不顾 竟带头鼠窜 首引卫兵逃遁 致都城失守也 ⑥最终直接导致了开封失守。宋钦宗算是自作自受，自食选将不当的恶果了。

宋高宗号称南宋“中兴之主”，但他在军事上其实很不在行。三衙用将，起初主要是依靠赵鼎、张浚等宰相。宋、金绍兴和议达成后，则是奸相秦桧挟金自重、独揽大权十八年，宋高宗长期被置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绍兴五年( 1135) ，将杨存中的神武中军与殿前司合并，以杨存中为主管殿前司公事，决 策算是出于宋高宗本人，宋高宗后来还曾经宣扬: “杨存中忠无与二，朕之郭子仪也。”⑦然“朕之郭子仪”云云，更多地是宋高宗故作姿态; 杨存中也是摇摆于宋高宗和秦桧之间。秦桧死后，宋高宗得以“总揽权纲”，随即令杨存中“就第”，解除了他手中的兵权。⑧在解除杨氏兵权的时候，宋高宗特地下令继任者赵密在任命公布之前即前去接管殿前司，他还向大臣们说: “昔唐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卫兵，权震中外，议欲易之，崔佑甫召驾鹤语移时，而代者已入军中矣。朕读《唐史》，深嘉佑甫善处事， 可以为法”，“自杨存中之罢，朕不安寝者三夕”。⑨看来，宋高宗、杨存中君臣二人真正的关系，实则是 不折不扣地尔虞我诈。

宋孝宗自然也不是什么军事干才，更非“英明神武”，但在南宋的皇帝当中，他算是唯一一个胸怀一九州之志⑩志于恢复中原的皇帝 也被公认为最 锐志肆武 最为 留神军政 注意将才 的皇帝。乾道七年( 1171) 七月，宋孝宗自己就曾向宰相虞允文等人表白说:
朕近于几上书一“将”字，往来寻绎，未得择将之道。卿等更思之。
虞允文奏: “人才临事方见。”上曰: “极是! 唐太宗安市之战，始得薛仁贵。”
洪遵于知建康府任上曾上奏说: “臣窃谓今日先务，选将厉兵，莫此为急。仰惟陛下，锐意中兴，留神 军政，汲汲求人，惟恐不及，天下幸甚。”时人袁说友、叶适、吴泳等也都纷纷说道: “臣仰惟陛下属意 武功，寤寐戎事，整举军政，细大毕举”、 “寿皇圣帝进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亲教骑射，程其力用，武士有一才，必演而出之”、①“故有制、领而召对内殿者，有兵钤而引见便朝者。虽三衙帅臣，如敏如 琪，素以才武自奋，亦许之倚杖奏事。则凡将帅兵卒之有一技一能者，莫不求以自献”。②
相应的，宋孝宗也可以说是对选将掌控最为有力的南宋皇帝。以三衙的统制、统领官为例，其任 用、升迁，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宋孝宗或可或否，往往就是亲自加以处置。隆兴二年( 1164) ，三省、枢密院进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神勇军权统领官刘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军统领王明填阙”:
上曰: “王明病目，不可用。”仍戒谕王琪: “近所差刘洪年老软弱，今果死，止是主帅作人情。”
汤思退退而叹曰: “陛下留意军政，下至偏裨，皆知其能否，真大有为之君也。”③

乾道二年二月，宰执进呈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戚方“升差统领官孟俊充统制、副将董苑充统领”，洪适 等奏曰: “孟俊今年九月方及三年，董苑充统领，系升二等。”宋孝宗裁断: “孟俊可依差，董苑升二等， 恐后求援例，且已之。”④乾道八年四月，宋孝宗又当面训令三省、枢密院宰执，任命姚公赞为殿前司的 统领官、成光延为步军司的统制官，宋孝宗说:
环卫官戚世明军政甚修，可除右千牛卫将军，专令训练士兵。姚公赞可除右监门卫中郎将， 依旧殿前司前军统领。每遇宣入禁中，赐酒食，统领官不得而与，故除之。成光延可除步军司中 军统制，依旧环卫官。以同赴阙之人，皆以任用，今以此试其事。⑤
宰相梁克家遂奏曰: “陛下待遇将帅，恩意重轻，曲尽如此，将见人人感奋矣。”案: 宋孝宗于隆兴二年 重新恢复了环卫官制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便于皇帝的亲自选将，“兼收广览，使之日在左右，得以 周知其武才，他日选用，可以得人”。⑥
此外，宋孝宗还专门下令枢密院编订了“揭帖”，即三衙、江上和四川诸军从准备将至统制官的军 官花名册，宋孝宗会不定期地抽查其中的一两员，当面召见，亲自考察其军事才能，以备日后选用。三衙、都统司众将，确乎“凡近日之所进用者，往往皆重劳圣虑，旁搜曲取而得之”。⑦
三衙的统制、统领，大致属于三衙的中高级将领，宋孝宗尚且如此锱铢必较，他对三衙主帅除授的 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宋孝宗朝的三衙管军，李显忠、郭振、王琪、陈敏、王友直、郭棣等人，几乎无 一例外的都是宋孝宗个人的爱将。如位至主管步军司公事的郭振，就是因为在觐见时得到了宋孝宗 的赏识，“郭振仅一对内殿，既无旧劳，又无新功，亦以观察使与之”。⑧ 居“殿岩十年”的郭棣，原本只 是四川诸军默默无闻的一介正将，他能飞黄腾达至殿帅高位，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与宋孝宗君臣 之间，有一段“恨见卿晚”的佳话，史书记载:
郭观察棣，初为兴元利州正将，枢密使王公炎入蜀，奇公材，留寘帐下。乾道中，部秦兵及铠 甲赴行在所，因密荐之，即日召入，孝宗悼符离失利，寤寐中原，公极言曩事，剖析如流，漏下数刻， 上曰: “恨见卿晚。”⑨
又如历任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主管殿前司公事的王友直，起家金朝统治下的河北土豪，绍兴三十一 年乘完颜亮南下之机兴兵反金，后南下归宋，其余部“不满百人”而已。像王友直这种“归正人”，在南 宋朝廷没有什么根基，往往最易遭到排斥，时人李椿就曾经谈到: 南下归宋的北人，“性多拙直孤立， 以拙直孤立，处之机巧奔竞风波之内，其何能立也? 不唯不能立，臣亦虑必将有受害者矣”。①王友直 能够一路青云直上，高居三衙管军，皇帝宋孝宗本人的特别赏识和器重，几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