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专门研究西周时期历史和考古的李峰（Li Feng）博士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助教授，开始在东亚语言和文化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教授先秦时期的历史和考古课程。李峰深感校内乃至整个纽约地区早期中国研究活动的不足，也有感于哥大出於美国文化最发达的东岸中心并有纽约交通枢纽之便，随即萌发了创办一个早期中国论坛的念头。出了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市内尚有几位研究早期中国的学者，包括专门研究哲学思想史的马绛（John Major），罗慕文（Moss Roberts）, 研究美术史的江伊莉（Elizabeth Childs-Johnson）和研究文学史的Gopal Sukhu等。2001年先後由江伊莉和李峰组织开过两次非正式的小组讨论会。但是，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已有一个传统中国讲座（Traditional China Seminar），主要侧重宋代以後的研究但在逻辑上也包括汉代以前，属学校资助的七十多个讲座之一，因此要另起炉灶，再办一个早期中国文化方面的专门讲座并非易事。 
　　2002年2月，李峰以中国考古发现的实例及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迫切性成功地说服了学校主管讲座事务的Robert Belknap教授。於是早期中国讲座正式列入哥伦比亚大学讲座办公室的资助名单，编号为 # 691。同时，李峰也得到当时任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系主任并兼位于东亚系的蒋经国基金中国文化和制度史研究中心（The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Center for Chinese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主任的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教授（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教授）的大力支持。於是，在两方面的共同资助之下，哥伦比亚大学早期中国讲座（Early China Seminar）正式成立。

文学：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柯马丁（Martin Kern）于2002年11月16日作了题为《有关文本差异分析的方法论回顾和早期中国文稿的生产方式》（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Variants and the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的讲演。这篇文章所作的是对分析文献特别是出土文献之文本用字差异的方法进行标准化界定工作。根据柯马丁的意见，文本差异可以分为九种情形：同字异体、形声变化、同义同声或近声假借、异义同声或近声假借、异字语法代用、近体假借、同义假借、异体异声异义无由代用、缺字衍字和错位。根据对双古堆、马王堆、郭店和上博《诗经》文本的统计，其用字差异的比率高达三分之一，并且在大多情况下这种差异只能从语音学的角度来解释。柯马丁认为：当我们看到不同类型的用字差异时，我们必须考虑其所反映的文本传承形式。如果大多数的差异是形体上的，而在发音方面则是相同或近乎相同，那麽其传承则很可能受到口头的影响，而不是从现有的文本上拷贝出另一个文本（已刊于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4 (2002): 143-81）。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Queens College）的Gopal Sukhu以研究《楚辞》为专长。他在于2002年9月21日早期中国讲座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古文学派，王逸和离骚的变迁》（The Old Script School, Wang Y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 Sao）一文中批判了《离骚》是屈原生活的自传性写照的传统说法。与此相反，他认为《离骚》描述的是灵君从天上的萨满教式的一种降临。但是在汉代古文学家建立了只有刘氏家族独占从天而降的正当权利之后，这首诗原有的萨满教传统与主流思想明显出现了矛盾。因此，这首诗就被王逸世俗化为屈原的自传了。 
　　

语言和音韵：2003年11月22日，早期中国讲座迎来了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白桂思 (Christopher I. Beckwith)。在他的《日本·高句丽语系的民族和早期中国》（The Japanese-Koguryoic Peoples and Early China）一文中，白桂思回顾了有关高句丽人和日本人之关系的语言学证据。根据这些证据，他提出古代日本人（倭）和高句丽人的共同源地可能是在面向渤海的中国辽西地区；之後这个人群的一支向东越海到达日本，而过了几百年後另一支则向东北迁徙，形成了高句丽人。只有这样才可能解释高句丽语和古代日本语的联系（本文内容发表于白氏新著：Koguryo, 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Koguryoic Languages, with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Archaic Northeastern Middle Chinese. Leiden: Brill, 2004）。2004年11月13日，我们迎来了另一位语言学家，密执安（University of Michigan）大学的白一平（William Baxter）。他的《出土文献和上古汉语的构拟》（Excavated Texts and the Current State of Old Chinese Reconstruction）一文以简要易懂的方式解释了语言学中先秦汉语的复原研究这一难题，并通过若干实例具体讲述了近年来考古发现的竹简文书对先秦汉语复原的启示和意义。他建议，先秦汉语的重建工作最好是被看作一些假说的构造，而非是一个整体的系统重建。比如说他本人所主张的“六元音假设”即可以这样看。举例来讲，传统的“文部”在“六元音假设”中可被分为“文1”（*-ən；如门）和“文2”（*-un；如闻、问）二组，其在《诗经》中本不相混。闻、问两字从“门”似乎与此区别不符，但是《说文》和郭店竹简证明两字的古体正是从“昏”（*-un），属於“文2”二组。

天文史：位于宾西法尼亚州的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因其对武王伐商年代的天文学研究早为中国国内学者所知。在2004年3月27日 发表的《北极简史：也谈“帝”字的天文学起源》（A Brief History of Beiji [Northern Culmen], with an Excursu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haracter Di）的一文中，班大为概述了已知的先秦时期有关“北极”区域的历史，指出在中国文明形成期的大部分时时间里北天极点并没有显著的极星，而是一个的空白。这与形而上学上比如说太一或太极的概念有密切关系。在帝国时期这个区域称为“紫微垣”，其中的拱极星多以皇朝人物命名，表明北极在星占、历法和哲学中至关重要。班大为还特别联系到考古现象，对二里头文化大型建筑基址的北偏西走向和商代的建筑和墓葬的北偏东走向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夏”和商采用了北极点两侧位置相反的两颗星（紫微垣右枢即天龙座α星和北极β即帝星）作为北极定位标准。班大为最后讨论了最高神“帝”的星象学来源，推测甲骨文中“帝”字诸划相交之点即代表北极的位置（已刊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4.2 (April-June 2004):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