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的穿越小说已经成为夹带私货的重灾区了。那些有志于改变现实的作者，无不在穿越小说里憧憬海那边的体制，不过他们最终却都搞了君主立宪制。《明》里最终朱棣居然同意搞一把，实在是难以想想以历史上强横暴戾的朱棣，居然会向虚君政治迈进；《官居一品》在体制如此严密的明朝，居然不到五十年就是试图搞虚君了……不得不说，愿望是好的，不过逻辑是不合理的。这些作者，既对君主制理解不够，也对君主立宪的成因缺乏了解。君主立宪制是要满足相当多条件的一种体制，其对于之前传统有很多要求；不满足这些条件，还不如轰轰烈烈搞共和，不要扭扭捏捏搞君主立宪——仿佛是对君主有些怜悯似的——怜悯永远不能阻挡利益的洪流。

怎么才能做君主？这是一个问题。不过如果有人如果说“枪杆子里面”如何如何，单凭军事实力就能做稳君主位子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对其进行无情的鄙视。因为单靠军事实力的做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在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的一句话是皇帝“兵强马壮者为之”，可是这样的结果是能善终的皇帝不多，能传二代的更少，中原血战近百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单靠军事实力的“兵强马壮”是有很多问题的。

首先的问题是地域区隔。古代通讯不易，双方隔了千多公里，你说你兵强马壮，我怎么能随便相信呢？因为我认为我也是兵强马壮的。部队战斗力如何，又不是光靠数字堆砌，不能说十万人的部队一定就能胜五万人。总之不管怎么说，要打了才知道。于是大家先打一把才定谁够资格当君主。于是四方混战，这个君主不得其闲。
其次是时间问题。就算这次打仗打输了，暂时失败，不得不暂时服小。但是，谁知道过了几年，你的部队是不是还是这么能打？所以过个几年，咱们再来打过。于是君主不得善终的多，能传二代的更少。
第三是部下问题。现在即便有人认为自己确实很够“兵强马壮”，但是这个还不是靠得力的部下？于是部下就会想，其实我也是兵强马壮，为什么我就不够资格做皇帝？于是造反的多。

神权和世俗权力结合，用以巩固大国君王权力的行为，在东西方的历史上都发生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以《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终于让从城邦走来的 罗马帝国和神权结合起来；而野蛮人查里曼大帝也接受罗马教皇的册封，通过神权加冕，证明其并非因野蛮而缺乏见识。在中国，这一切发生得更早。根据《竹书纪 年》记载，夏启继承夏朝君主位子之后，有扈氏不服，起兵与战，战前动员时启号称“恭行天”，这就是以神的权威行事；成汤起兵反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 之”，也是借天行事；到了周朝，经过周公旦整理，终于在《易》中明确了“天命”的概念，而君主则是“天子”，是受命于天的，正式开始世俗君权和神权结合的历史。

世俗和神权结合，君权就能长期稳定。在此过程中，有一点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传道者。嗯，不能说你有神权就有神权，需要经过ISO9001认证，国际名特优新产品……诸如此类，总之，得到“神授”这件事，必须让人知道。这就是需要传道者，由他们把这个消息传遍整个统治领域，如此则方能长治久安。这样的人在东西方都是存在的，在西方，就是教职人员；而在东方，则是士子，或者自汉朝以后，就是儒士。这些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君主不得不让给他们一些权力，以便让他们为自己的君权神授作宣传。在东方，士子们享受到的权力是无可比拟的：他们是官员候补，拥有在体制内分享君权的优先权。于是，士子们无不尽力为君王宣传。在汉代之后，儒士们在不断完善的理论中，逐步增加了关于神授君权的部分。在此，儒家也就逐步偏离了孔子的契约儒家，而进入了天命儒家的阶段。

“五德循环”和“天人合一”及后来的“谶讳”是汉代儒家在理论中增加的糟粕，对哲学体系毫无用处，但是却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只有儒生甘愿做神权传刀者，他们对君王才是有用的，君王才会给他们以做官特权，不然，为什么给特权，难道君王是活雷锋？在孔子那里，虽然“君君臣臣”，但是君臣关系是可以双向选择的，但是结合了神权之后，就不再是可以选择的了，谁能质疑神的决定？于是，儒家滑入了忠君正统的深渊。

比较东西方的世俗和神权的结合方式，就会发现明显的不同：西方的世俗君王是经由教皇加冕而获得神权，从本质上说，世俗的权力和神权是分开的；而在东方，中国的君王其神权是天生的，君王就是“天子”，其神圣性在于血统，因而在中国，世俗权力和神权是一体的。这个分野其影响是相当深远。所以在中国，推翻一个君王总是相当困难，不但要在世俗实力上战胜他，更要在正统性上颠覆其神圣性——而与此同时，又不能否定神圣性本身——因为新来的君王，将来还是要借由神圣性进行其统治。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总是一幕又一幕的上演“禅让”这种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喜剧。这种看似无聊的仪式，正是试图保留神权这一统治大国的杀器。

在西方历史上，尤其是查里曼大帝之后，推翻一个君王就比中国简单多了，只要在世俗上战胜他，然后争取到教皇的承认就可以了，而教皇一般不会对世俗血统过于重视，只要能保持教廷的利益，教皇通常不会吝啬一个册封。总之，西方的君王的权力不够完整，他们总是缺乏固有的神权；而中国的君王则权力更加集中，集神权与世俗权力与一身。中国的这种情况，在反过来的情况下也是真的：也就是当君王的世俗权力受到挑战时，其神圣性也受到挑战；反之，当其神圣性遭到否定时，其世俗权力也难以维系。于是对中国君王的否定，必须是彻底的，全盘否定，包括神权和世俗权力。而这也就是中国难以开展君主立宪的道理所在。

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汉末的献帝、唐末的昭宗，他们的血统是无问题的，在失去世俗权力之后，很快也就被剥夺了神权，罢黜了皇帝位。没有必要给他们留什么神权——在二位一体的君王这里，这是危险的，为什么让神权掌握在一个敌人手里，让他有可能号召什么“衣带诏”时刻威胁自己呢？而在西方则情况不同，当一个君王的世俗权力被夺去之后，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只不过是一个无威胁的人而已，虽然他曾受到了神权加冕，但毕竟不代表神权本身。无威胁的人自然可以留着。

要在中国开展君主立宪，首先就要解决世俗和神权二位一体的问题。实际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人试图挑战君主的神权，这些人大部分时候是儒生。虽然儒生作为传道者，在中国整个君权体制中得到了优待，但是，人都是贪婪的。当获得了一点优待之后，就会要求更多；当他们获得神权的传播权之后，他们开始试图解释神权。这在儒生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他们对于“道统”的坚持。道统说到底就是对儒家经义的解释，而儒家曾经的“民为贵，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的解释，都能动摇君王的神圣性。

在宋朝时，由于赵氏对儒生的优待，甚至出现了“道理最大”的说法——不是皇帝最大。这也就是宋朝被称为最开明的原因。然而，儒者和中国君王斗争最大的弱点在于，他们的传道者地位并不是不可动摇的。君王随时可以用另一种理论，或者另一批持不同论点的儒者取代他们的地位。所以试图分开神权和世俗权力的斗争，必将漫长而布满荆棘。那种**只争朝夕，五十年就成大功的小说写法，越写越不像是在中国，越写越不像是在古代，就是这个道理。

基本上说，君主制度，是在本质上有着矛盾的制度。君主一方面要和官僚分享权力，以便统治更大的区域，一方面又要防止官僚权力过大，以至于会取代现在的君主。君主既想要任命有能力的官僚，这样可以更好的治理疆域，获取利益；又不想官僚太有能力，进而攫取更多权力，动摇君权。所以，君主制在进展过程中，很快就会进入所谓的“逆向淘汰”期——也就是，你比较有能力，比较优秀，所以你被淘汰。此时期一般君主国已经发展进入了稳定时期，外在的挑战不是很大；而内部的事务也走上正轨。在这个时期，能力才干的创造性作用对体制已经不再重要，反而是对君主的威胁更为突出。只要进入这个时期，君主制的上层就开始逐步衰败，为彻底崩溃作了准备。所以，没有挑战的君主体制是一定会崩溃的，只有不断对外的君主国才能长期稳固。而面对外来挑战，本来就是君主制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