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发生的旨在对抗杨坚的尉迟迥叛乱,①是北周与隋朝的嬗变过程中一桩重大而有影响的事件。事件持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8天,而在杨坚平定尉迟迥后,人们的视线立刻就转向新王朝的建设当中,尉迟迥的叛乱似乎很快被人们所遗忘。但是,从后来政权建设的格局及其转变看,特别是从隋唐五代诸王朝数百年转轨的过程与发展趋势上讲,尉迟迥事件与这些变化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甚至某种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种内在的隐情在后人的记述中尚未引起重视,今人措意者亦只关注于事变对周隋二朝直接的关联。②本文针对这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尉迟迥事件在《周书》(卷21《尉迟迥传》)、《北史》(卷62《尉迟迥传》)和《资治通鉴》等文献中都有记载,现将《周书》(卷21《尉迟迥传》)有关内容摘引如下:
(周)宣帝即位,以迥为大前疑,出为相州总管。宣帝崩,隋文帝辅政,以迥望位夙重,惧为异图,乃令迥子魏安公忄享赉诏书以会葬征迥。寻以郧公韦孝宽代迥为总管。迥以隋文帝当权,将图篡夺,遂谋举兵,留忄享而不受代。……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迥所管相(治今河北磁县南)、卫(治朝歌,今河南淇县)、黎(治今河南濮阳西)、毛、氵名(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贝(治武城,今河北南宫东南)、赵(治广阿,今河北隆尧东旧城)、冀(治信都,今河北冀县)、瀛(治赵都军城,今河北河间)、沧(治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勤所统青(治益都,今山东益都)、胶(治今山东诸城)、光(治今山东掖县)、莒(治今山东莒县)诸州,皆从之。众数十万。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潼州刺史曹孝达,各据州以应迥。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隋文帝于是征兵讨迥,即以韦孝宽为元帅。忄享率众十万入武德,军于沁东。孝宽等诸军隔水相持不进。隋文帝又遣高熲驰驿督战。……迥旧习军旅,虽老犹被甲临阵。其麾下千兵,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失利而却。邺中士女,观者如堵。高熲与李询整阵,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迥大败,遂入邺。迥走保北城,孝宽纵兵围之。李询、贺搂子干以其属先登。迥上楼,射杀数人,乃自杀。

上文就是尉迟迥事变的大致情况。①《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公元580)五月至八月条对此记载得更加详细。尉迟迥反对杨坚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杨坚借后父之势,挟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于行路。吾与国舅甥,任兼将相;先帝处吾于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以匡国庇民。”[1]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即尉迟迥起兵之目的是消灭逆臣杨坚,保卫周室。他起兵的真实意图后人虽然有不同的争论,②但我们更关注的是起兵的结果及其带来的影响。


尉迟迥是以相州为核心发动的反叛。相州位于河北之南,是贯通河北与中原腹心地区的重要通道。相州的中心就是邺城。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邺城所居之地,“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要膂。”[2]从地理条件上讲,太行山以东的现今河北地区,从西北向东南呈半圆弧形状,依次为高原、山地、平原三种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北部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占河北全省总面积的13%;山地由太行山和燕山组成,占37%;丘陵分布在燕山南侧和太行山东侧,占5%;盆地占12%;平原分布于中部和东南,占30%[3]。其北部多为游牧和半农半牧民族活动的地区,而南部则是中原核心腹地的组成部分[4]。作为南部中心的邺城,如谭其骧先生所说,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所以它在军事上是无险可守的(曹操在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筑铜雀等三台,这是人造的防御工事,当然比不上天然的山河之固),不及长安,也不及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那么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5]谭先生说得很清楚,邺城在东部区域性政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③《通典》(卷178《州郡八·相州条》)记载:“魏武王建都于此。晋亦为魏郡。后赵石季龙、前燕慕容俊并都之。后魏道武帝置相州,取河甲居相之义。东魏静帝初迁都于此,改置魏尹及置司州牧,北齐又都焉,改为清都郡,置尹。后周置相州及魏郡。”以邺城为首都的王朝都是魏晋分裂时期的东部诸朝,他们占据邺城是以此经管太行山之东,进可拓展中原,退可防守燕山,不失为一个理想之地。相州在北周和隋朝所辖安阳、尧城、洹水、滏阳、内黄、邺、林虑、临河、汤阴、成安和临漳等11县。④这样看,尉迟迥对抗杨坚的主要地盘及核心力量就是相州11个县的势力。此外,他以大总管的身份还统辖(如上文所记)卫、黎、　、贝、赵、冀、瀛、沧等州,其侄子尉迟勤(时任青州总管),以自己统属的青、齐、胶、光、莒等州响应他,合兵数十万。荥(治荥阳,今河南荥阳)、申(治长寿,今湖北钟祥)、东楚(治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潼(治顿丘,今安徽宿县北)等州趁机据守各处。身处边远之地的郧州总管司马消难和益州总管王谦也举兵应迥[6]。这还不算,尉迟迥又联系并州刺史李穆、徐州总管源雄共同起兵,同时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①南通陈人。一时间,对抗杨坚的势力遍布各地。

柳庄将双方的情况做了对比,认为尉迟迥一方将相无才,不足以堪当大任,尤其是朝廷将相脱离北周而跟从杨坚,其灭亡是必然的。杨坚这一方则力量雄厚,且掌控朝政,代替北周政权为大势所趋,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明显,所以他建议南梁坐而不动,静观时变。《隋书》(卷37《李穆传》)也说:“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乱也,遣使招穆。穆锁其使,上其书。穆子士荣,以穆所居天下精兵处,阴劝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环金带于高祖,概天子之服也。”李穆拒绝了尉迟迥的要求,他立即与杨坚取得联系,尊奉杨氏。文中并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但李穆的观点显然与柳庄完全一样。从上文看,徐州总管源雄、东郡太守于仲文等也没有响应尉迟迥。当时各路对双方的争执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大多数采取的立场即跟从杨坚。这是杨胜尉迟败的关键,此其一。
其二,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看,杨坚所征用的军队是他的起家之地关中精锐。统领军队的韦孝宽出身京兆杜陵,世为三辅著姓,韦氏本人任职北周,多有战功,他受杨坚调遣统辖的关中兵,成为镇亖压尉迟迥的主力。而尉迟迥这方,从上文看以相州总管所辖的河北南部军队为核心,外加南部和西南部的若干响应者如司马消难、王谦等。尉迟迥本来多方联络,以众势击败杨坚,但是他没能成功,要害之地的军事力量没有同他结合,他想通过高宝宁与突厥联系也没有成功,至于南朝,如前文所说采取的立场是静观时变。事实上,即使是尉迟迥直辖的军队,看来也没有尽心为他卖命。《资治通鉴》(卷174)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公元580)八月条记载,韦孝宽的军队进攻邺城与尉迟迥发生遭遇战时说:

迥素习军旅,老犹被甲临阵。其麾下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不利而却。邺中士民观者数万人,行军总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当以诡道破之。”乃先射观者,观者皆走,转相腾藉,声如雷霆。忻乃传呼曰:“贼败矣!”众复振,因其扰而乘之。迥军大败,走保邺城。
值得留意的是,尉迟迥最信赖的军队也是关中人。根据《周书·尉迟迥传》,迥出自鲜卑拓拔之别种其父聘娶太祖宇文泰之姊,迥深受太祖信任。他与杨坚一样,均系宇文泰部将,所以他们凭靠的军队精锐都来自关中。但是尉迟迥的关中精锐可能不多,所以在同韦孝宽交锋后败退到邺城,最终在邺城自杀。上文里记载双方交战时,邺城周围的士民数万人外出观战,他们显然不是尉迟迥的军队,只是看热闹的百姓。可见,河北相州和南部其他州县,虽然在尉迟迥的控制下,但是并没有替他拼命抵抗,他们随形势变化而转变,尉迟迥自杀后,他们也就投向了杨坚。

那么,以普通形象出现的相州在此后时期是否还有变化呢?我们先看毛汉光先生的一段总结:综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成立与转移,自拓拔氏以云代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国人位其核心集团,至北齐亡,约二百年;宇文氏自西魏起重新凝结胡汉关陇集团,以关中为其本位,至唐玄宗天宝时,亦约略二百年;自安史乱起,河北河东河南等地之职业军人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集团,统一而成为各王朝之核心集团,而魏博汴梁一带成为核心区,至北宋建国,亦约略二百年[9]
这段话总结第一个200年是北方王朝核心区的形成,都城当然是核心中的核心;第二个200年则说北周以后核心区又回复到关中;第三个200年则指核心集团逐渐转往东部。其发展指向与趋势即由北而南———由东向西———再从西向东。杨坚代表的方向是上文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回到以关中制衡全国的发展路径当中。杨坚之所以选择这个模式,完全是因北周奠定的基础。宇文泰控制西魏后,其所处最佳之地仍旧是关中,且由此形成关陇贵族集团,以关中本位政策作为立国基业,于是关中就成为西魏、北周的根基。继其而来的隋朝自然延续这一体统,关中制约全国再次成为统治的核心内容。陈寅恪先生所描述的隋唐二朝之根基,尤其是他首创的“关陇(贵族)集团”“关中本位政策”,所指的就是这个内容[10]。隋唐建国之后,关中恢复了秦汉的传统地位。但是随着对全国经营的展开,特别是对东部和南部中国控制的加强,作为都城所在,关中逐渐暴露其不足之处。谭其骧先生说:“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西,距离当时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两岸远了一些,距离中唐以后财赋所出的江淮地区就更远。关中尽管富饶,毕竟‘土地狭’,不足以满足京师和西北边防所需大量饷给。”[11]谭先生这里主要着眼的是经济问题,从政治上讲,唐朝立国后不久,关中转向东部的倾向就在高宗当权、特别是武则天上台的过程中就表现出来了;从地域看,则是由长安转往洛阳。到玄宗晚年“安史之乱”爆发后,随着中央王朝威力的下降,全国不再成为一体,代之以不同的发展趋向。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分化,开始分化出不同的区域:王朝的象征———长安,同以往一样,是国家政权的所在;江淮是经济繁荣富庶之地,它源源不断地向西北供应粮草;河北(特别是唐后期的河朔)则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地方节度使统辖的范围,尤其是所谓的卢龙、成德和魏博三镇,更是与朝廷相对抗,俨然自成一统。陈先生说:


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12]。


唐朝后期河北与长安的分离,按照毛汉光先生的分析,是以魏博为核心而展开的,①而魏博所在,正是此前的相州地域。②于是,相州区域又成为8世纪以后中国区域发展的一个中心而显现。不过,这种显现的趋向则是疏离中央,但它最终并没有脱离长安王朝,直到唐朝正式瓦解。

在这一过程中,魏博和相州所在的河北重心又转向北部,最终被纳入到契丹人建立的辽朝范围。通过改朝换代而形成的五代,使中国重新陷入分离状态,五代诸朝的都城与核心腹地,已从关中转往关东,开封作为北宋的首都取代长安而开启了新的时代。

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非本文所能道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相州所在的河北南部,其重心之地随着王朝的变迁,特别是北方民族势力的介入,它曾经占据的核心地位又让位于河北的北部即BJ地区。这是中国王朝与都城变迁史上又一桩重大的事件。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邺城的名称变成相州,意味着东部区域政权时代的告结。相州以普通州郡身份出现,表明隋唐王朝重新回到秦汉经营全国的控制模式之中,随着其控制体系的强化,王朝的重心从西北转向中原东部,其中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同时在起作用。“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朝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形成长安、河朔、江淮分立的发展格局,而东北地区契丹等民族势力的介入,使河北北部成为北方民族南进的重心也因而变得日趋重要。相州因有魏博藩镇的独立曾再度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它始终未能成为区域力量的核心而受到关注,其作用即让位给南部的开封。中原王朝分立之后,中原小朝廷的都城以及同契丹抗衡的北宋都城,又让位给了契丹人十分看重的BJ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