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南宋初年的总领财赋官
在绍兴十一年设置淮东、淮西、湖广三总领所之前，南宋初年为了满足对金作战的需要，已经陆续设立了总领财赋官。《宋史．职官志》记载：「初，建炎间，张浚出使川、陕，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置所系衔，总领名官自此始。其后大军在江上，间遣版曹或太府、司农卿少卿调其钱粮，皆以总领为名。」[4] 《宋史》卷174〈食货上二．赋税〉亦记载：「建炎三年（1129），张浚节制川、陕，承制以同主管川、秦茶马赵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5] 可知总领财赋官始於四川的赵开，且其管辖之地域范围限定在四川地区。
而四川以外的地区，总领财赋官的设置为随军而设，较无固定之地域。据《宋史》记载，宗室赵子潚「苗、刘兵至城下，不能攻，以功进一秩。累官吏部郎中，求补外，迁户部郎中，总领江、淮军马钱粮」[6]，故时间应在建炎三年苗刘兵变之后。而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高宗绍兴三年（1133）正月八日，诏差户部侍郎姚舜明前往建康府，专一总领应干都督府钱物粮斛。」[7] 绍兴六年（1136），都督诸路军马张浚奏请：「於户部长贰内轮那（挪）一员，前来镇江府置司，专一总领措置移运应办。」诏差户部侍郎刘宁止。[8]《宋史》则载刘宁止「权户部侍郎，总领三宣抚司钱粮。」[9] 可见姚舜明与刘宁止，是担任都督府的总领财赋官，掌管三宣抚司的财赋。
绍兴五年（1135）十二月，高宗将各地主力军队改编为「行营护军」，以韩世忠部为前护军，岳飞部为后护军，刘光世部为左护军，吴玠部为右护军，张俊部为中护军。其中吴玠右护军为四川主力，刘光世部在绍兴七年（1137）发生郦琼兵变，数万人叛变投敌，导致左护军名存实亡。南宋在长江中下游的的战略部署，逐渐形成了淮东、淮西、湖广三大镇的格局。[10]
在淮西地区，绍兴四年（1134），张俊「为两浙西路、江南东路宣抚使，屯建康。既而改淮西宣抚使。」七年，「改淮南西路宣抚使，置司盱眙」，其后又「自盱眙屯庐州」。[11] 淮西地区成为张俊驻扎之处
在湖广地区，绍兴四年，岳飞「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其后「移屯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绍兴五年，再授「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12] 湖广成为岳飞的根据地。
在淮东地区，绍兴六年，韩世忠「授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13] 可见淮东由韩世忠领兵屯驻。
此时总领财赋官的设置，也逐渐以三大镇为单位。在湖广鄂州，如「（绍兴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诏令户部郎官霍蠡前去鄂州置司，专一总领岳飞军钱粮。」[14] 可知高宗派遣霍蠡担任湖广总领财赋官。而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
（绍兴）七年十月十七日，诏薛弼、霍蠡同共总领措置五路应干财赋，仍常留一员在鄂州本司拘催本军合得钱粮，应副支用。以中书门下省言：「霍蠡总领岳飞军钱粮，二广、荆湖、江西五路钱物浩瀚，恐有失陷留滞，合差官措置拘催。」故有是命。[15]
高宗於绍兴七年又加派薛弼总领湖广财赋，而由诏书中可知，湖广财赋的来源是两广（广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江西五路的赋税。又根据同书的记载：「（绍兴九年，1139）十一月八日，户部郎官、湖北总领邵相罢总领职事。」[16] 可知邵相曾任湖北总领财赋官。而在绍兴十一年总领所正式设置，任命曾慥为湖广总领时，慥的官衔已是「太府少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17]，可见曾慥也曾担任湖广的总领财赋官。
至於淮西的总领财赋官，根据《景定建康志》的记载，绍兴十一年以前，有姚舜明、张成宪、宋棐、掌均、莫将等人，[18] 不过姚舜明应为绍兴三年时的都督府总领财赋官（见前）。此外，《宋会要辑稿》记载：
（绍兴）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淮南西路宣抚使张浚（按：应为张俊）言：总领提举大军钱粮吴彦璋，措置应办本司大军钱粮，首尾二年，并无阙误，欲依张成宪昨来应副韩世忠钱粮例推恩。诏吴彦璋与转一官。[19]

可见吴彦璋在绍兴十一年正式设置总领所之前，已担任淮西总领财赋官。
至於淮东地区，在前引绍兴十一年张俊请求嘉奖淮西总领财赋官吴彦璋的奏文中，提及「欲依张成宪昨来应副韩世忠钱粮例」，可见张成宪除了曾担任淮西的总领财赋官外，似乎也曾担任淮东的总领财赋官，确实年月虽不详，但应在绍兴十年前。
关於地方财赋的徵收，宋朝在各路已设置转运使，负责转运财赋，为何此时又要叠床架屋，在各路转运使之上又设置总领财赋官呢？据《宋会要辑稿．职官》的记载：
（绍兴）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都督诸路军马张浚言：「三宣抚司军屯驻江淮，所用钱粮虽各有立定取拨窠名，及专委漕臣应办，多是互相占吝，不肯公共移那（挪），因致阙之（乏）。既无专一总领官司，诸处财赋出纳难以稽考，乞於户部长贰内轮那（挪）一员，前来镇江府置司，专一总领措置移运应办。」诏差户部侍郎刘宁止。[20]
可见设立总领财赋官的原因，是由於各路转运使（漕臣）在供应军需财赋时，因本位主义或人谋不臧，往往导致供应不足。所以为了加强财赋的徵收，由中央派总领财赋官以监督管理之。其目的主要是经济性的，与财赋的徵收管理有关。
南宋初年设置总领财赋官的目的，一方面是因对金战争，财赋需求孔急，因此派出中央大员至地方，加强对财赋的徵收与规划。另一方面，各路监司分立，与财赋有关者，如转运使与提举常平公事，事权不一，故派中央大员以临之，更可收统一事权之效。这是南宋初年设置总领财赋官的目的。不过此一阶段的总领财赋官，其身份仍是中央临时派遣性质，一直到绍兴十一年正式设置总领所，总领的地位才正式确立。
参、绍兴十一年收兵权与淮东、淮西、湖广总领所的设立
南宋收兵权的政策，始於高宗绍兴十一年。该年四月二十四日（壬辰），帝下诏：以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淮西宣抚使张俊为枢密使，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岳飞为枢密副使。[21] 将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镇调至中央任职，使之离开原统领之部队。三日后，高宗又下诏：「宣抚司并罢，遇出师临时取旨，逐司统制官已下，各带御前字入衔。」[22] 意即废除了宣抚使司，将三大镇的军队改名为御前诸军，以示隶属於朝廷。接著在同年五月初四日（辛丑），高宗又有进一步的动作：
直秘阁淮东转运副使胡纺为司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置司楚州。尚书度支员外郎总领提举大军钱粮等事吴彦璋为太府少卿，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曾慥为太府卿，总领湖广江西财赋、京湖军马钱粮，置司鄂州。各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盖使之与闻军事，不独职馈饷云。总领官正名自此始。[23]
关於绍兴十一年设置三总领所的记载，其他史籍的记录稍有不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绍兴十一年，诸将既罢兵，乃置三总领，以朝臣为之，皆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盖又使之与闻军政，不独职馈饷而已。」[24] 熊克《中兴小纪》记载三总领「悉带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盖使之预闻军政，不独职馈饷而已。」[25]《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与《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两书则作：「盖使之与闻军事，不独职馈饷云，总领官正名自此始。」[26] 以上各书，皆无「诸军并听节制」之语。
此外，《宋会要辑稿．职官》则记载：「其后收诸帅之兵以为御前军，屯驻诸处，皆置总领，亦以朝臣为之，仍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盖又使之与闻军政，不独职饷馈而已。…各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不听节制。」[27] 《景定建康志》亦作：「（绍兴）十一年五月四日，诏以吴彦璋为太府少卿，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不听节制。」[28]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祝渊《新编古今事文类聚（遗集）》、马端临《文献通考》皆记载：「绍兴十一年，诸帅既罢兵，乃收诸帅之兵以为御前军，屯驻诸处，皆置总领，亦以朝臣为之，仍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盖又使之与闻军政，不独职馈饷而已。…诸军不听节制。」[29] 章如愚《群书考索》作：「绍兴十一年，收诸帅之兵以为御前军，屯驻诸处，皆置总领，以朝臣为之，仍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盖又使之与闻军政，不独识（职）馈饷而已。…诸军不听节制。」[30] 王应麟《玉海》亦作：「各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不听节制，盖使之与闻军事，不独职馈饷云，总领官正名自此始。」[31] 以上各书皆记载「诸军不听节制」，与《要录》所记「诸军并听节制」显有不同，究竟三总领能否节制诸军？
所谓「节制」，在宋代而言，有「指挥、统辖」之意，举例言之，宋高宗时，「（建炎元年八月）丙子，隆佑太后发南京，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护卫如江宁，兼节制江、淮、荆、浙、闽、广诸州，制置东南盗贼。丁丑，以龙图阁直学士钱伯言知杭州，节制两浙、淮东将兵及福建枪杖手，讨陈通。」[32] 绍兴十一年，在宋高宗收兵权於中央的政策之下，剥夺了淮东韩世忠、淮西张俊、湖广岳飞三宣抚使的兵权，改任三人为枢密使、副使。因此宋高宗不太可能给予三总领过大的权力，使其得以指挥统辖诸军。因此，笔者以为「诸军不听节制」较为合理。

[34] 王曾瑜称之为「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见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页216－219。
[35] 关於北宋收兵权的研究，代表作如聂崇岐〈论宋太祖之收兵权〉，收於聂崇岐，《宋史丛考》上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86年12月台一版）页263－282；柳立言〈「杯酒释兵权」新说质疑〉，收於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22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2年3月），页1－20。
[36] 《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页2248。
[37] 关於「害韩」、「杀岳」二事，可参考黄宽重〈从害韩到杀岳－南宋收兵权的变奏〉，收於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22辑，页113－140。
[38] 《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丁未，页2251。
[39] 〔宋〕章颖，《宋南渡十将传》（《丛书集成续编》影印芋园丛书本，台北：新文丰，19⑧9年台一版）卷二，〈岳飞传〉，页五五下－五六上。
[40] 《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壬寅，页2261。所谓吕祉之戒，系指绍兴七年刘光世罢兵柄，以王德为淮西都统制，郦琼副之，并以文臣吕祉节制。因王德与郦琼不和，吕祉处置无方，导致郦琼率四万人降伪齐刘豫，吕祉被杀。
[41] 章颖，《宋南渡十将传》卷二，〈岳飞传〉，页五七上、下。
[42] 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页350。
[43] 《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页349－350。
[44] 王曾瑜，《荒圌淫无道宋高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页290。
[45] 《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页350，注1。
[46] 《荒圌淫无道宋高宗》，页290，注3；《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页350，注4。
[47] 《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页222，注4。
[48] 〔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余话》卷二，页244－247。
[49] 《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六月壬申，页2255。
[50] 《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八月己卯，页2269。
[51] 《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页2271。
[52] 《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页2271－2272。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一，页169。
[53] 《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九月癸卯，页2272。
[54] 〔宋〕岳珂撰，王曾瑜校注，《金佗稡编》（北京：中华书局，19⑧9年）卷8〈行实编年〉，页668，注3。
[55] 〔宋〕孙觌，《鸿庆居士文集》（丛书集成续编本，台北：新文丰，19⑧9年台一版）卷37〈宋故左朝请大夫直秘阁林公墓志铭〉，页十三下。
[56] 〔宋〕张扩，《东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卷8〈户部郎官林大声特转一官制〉，页十一下。
[57] 《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庚戌，页2316。
[58] 参见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页83。李之亮引用《夷坚甲志》卷20〈木先生〉记载：「汪致道叔詹，徽州黟人，绍兴十八年，以司农少卿总领湖北财赋。」但李之亮却将汪叔詹担任湖广总领的时间，记为绍兴十六年至绍兴十九年，不知何据？
[59] 〔宋〕汪直阁，〈宋左朝请大夫司农少卿主管台州崇道观汪公叔詹行状〉，收於〔明〕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点校本，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12月）卷77，页1⑧90。
[60]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页142。
[61] 胡世将之卒，见《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丙辰，页2318。郑刚中继任川陕宣抚副使，见《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五月甲午，页2324。
[62] 《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丁卯，页2428。
[63] 《要录》卷153，绍兴十五年四月庚子，页2470。
[⑥4] 《要录》卷154，绍兴十五年十月庚子，页2488－24⑧9。
[65] 《要录》卷154，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庚申，页2492。
[66] 《要录》卷154，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庚申，页2492。
[67] 《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二月乙未，页2524－2525。
[68] 《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七月甲戌，页2535。
[69] 《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七月庚辰，页2535。
[70] 〔宋〕何耕，〈宋故资政殿学士郑公墓志铭〉，收於〔宋〕郑刚中，《北山文集》（《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1985年）卷末，页382。何耕的墓志铭中，将郑刚中被罢宣抚副使的时间误为绍兴十九年。
[71] 《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五月甲申，页2558；《宋史》卷30〈高宗纪七〉，页568。至高宗绍兴三十一年时，因金海陵王南侵，始复置四川宣抚司，以吴璘为宣抚使，见《宋史》卷32〈高宗纪九〉，页600。
[72] 〔日〕寺地遵著，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7月），页276－278。
[73] 〔日〕山内正博，〈南宋总领所设置に关する一考察〉，收於《史学杂志》⑥4卷12号（1955），页82。

婷妞现在的头像一点都没之前那个萌了……
唉……

换了个大一点的姑娘。。。主要是觉得这身装扮比较符合这段时间我的心情。。。

原谅我挖坟，封我一天也不要紧
秦桧对韩世忠，对岳飞，乃至对张俊，郑刚臣的手段如出一辙。
“不过，本文并不是要评论绍兴和议与收兵权这两个政策的得失，而是宋高宗与秦桧执行政策的手段。与北宋的「杯酒释兵权」相较，宋太祖面对唐末五代以来割据自雄的骄兵悍将，在收其兵权之后尚能保其富贵。南宋收兵权的过程中，却充满了猜忌与权谋，当张俊、韩世忠、岳飞被任命为枢密使、枢密副使，以及设置了三总领所之后，收兵权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没有遭到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镇的反抗。但宋高宗与秦桧却不以此为满足，陷害韩世忠入罪，罗织岳飞罪名致死，受到牵连而死的将领，如岳云、张宪等，皆为生值壮年且身经百战的功臣宿将。宋高宗与秦桧的「绍兴十二年体制」，导致南宋将帅之才后继乏人，战力因此大为削弱，故海陵王南侵时，宋人招架乏力。宋孝宗北伐之时，如果功臣宿将大多尚在，则北伐结果可能又是另一番局面了。因此，若以宋高宗收兵权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相较，其差别不啻天壤。
南宋的总领虽为管理财赋之官，但在「绍兴十二年体制」下的秦桧当政时期，总领似乎是秦桧排除异己的重要执行者。虽然湖广总领林大声是否曾经指使王俊陷害岳飞，目前已无从查考；但淮东总领胡纺陷害耿著以牵连韩世忠，四川总领赵不弃搜求阴事以中伤郑刚中，其过程几乎如出一辙，可见总领在秦桧收兵权、排除异己、确立「绍兴十二年体制」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政治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