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吧 关注:68,146贴子:679,471
  • 7回复贴,共1

18世纪美国天花的肆虐及应对

只看楼主收藏回复

 整个18世纪,在沿大西洋海岸和圣劳伦斯河地区,欧洲殖民者和非洲黑奴继续遭受着定期的天花流行。破坏程度甚至比17世纪还严重。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天花爆发的程度和范围也越来越大。

    1702年,魁北克、波士顿以及纽约城都遭受了天花袭击。1702年至1703年魁北克城的那次可怕的天花流行造成2000人到3000人死亡,几乎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1/4。据希格蒂所说,“贫民医院的护士们大量病倒,以致没有足够的人手照看患者。”在城镇里,“死亡率是如此之高,牧师们几乎不能埋葬死者,帮助将死的人”。这次天流行由一位从纽约阿尔巴尼(Albany)来的休伦族印第安人传到魁北克城。波士顿的天花爆发从1702年夏天一直持续第二春,并且伴随着一场猩红热的爆发。在流行的中途,卡顿·马瑟——英格里·瑟的儿子——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黑色的12月,80多人从这个城市被抬出,到了极乐世界。”那年,马萨诸塞海港殖民地通过一项法令,授权当地城镇的市镇管理委员会提供隔离与检疫。此前,市镇管理委员会所行使的权力比较模糊,那是由政府和马萨诸塞海港联合委派的。在纽约城,议会和最高法院在1702年9月转移到长岛,就是因为曼哈顿花的影响。(Heaton 1945)
       
    1729年至1732年间,在以上这三个城市再次掀起一波天花流行。波士顿的天花爆发是由1728年底一艘从爱尔兰来的船起的。这次流行大约感染了波士顿13万居民中的4000人,死亡约500人,并迫使殖民地的总法院移到剑桥。

    一年后,天花由从牙买加来的奴隶带到了纽约城。在这次天花流行中,约议会不得不推迟11个月。这是因为人们看到,他们的会议出席人很少,并很可能会越来越少而不会增多,这都是由于天花在纽约这个城市十分猖獗,至少9个议会成员从未经历过这样遭的情况。城市约一半人口感染了天花,8000至1万纽约人中,约有7%在1730年至1731年爆发期间的3个月内死亡。这个城市直到1731年8月还处于瘫痪之中。当时,一位波士顿《时事通讯周刊》(Weekly Newsletter)的记者从纽约报道:
    
    这里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商业,钱很少,市场严重萎缩;天花在城镇疯狂肆虐,这严重妨碍了农村人民向城市地区供应物资。(Dutty 1953,78—79)
    
    1732年至1733年,当一类似的天花行高峰来临时,超过17万魁北克人死亡。有人记录:“据统计,魁北克总医院一度有2000例病例。”

    早在1731年,这种病也蔓延到了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州。由于天花的威胁,宾夕法尼亚州的伯灵顿城(Burlington City)的权威机构在《政府公报》上下达命令,取消了原本定于4月16日举办的集市。这项通告警告:“所有人必须遵守此通告,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在天花的包围中,几乎不用提醒人们所面临的“危险”。许多人在天花刚一露面就逃离了城市,而且肯定也想到了,即使能够逃过这种不可预测的传染病,伴随天花包围而来的破坏也是很难避免的。在1752年1月初的天花爆发中,约2000名波士顿人逃离了他们的城市。这场流行开始于1751年圣诞前夜。当时,位于波士顿以北的一个海湾社区,切尔西(Chelsea)的居民去营救一艘从伦敦来遭受海难的船。船上的一些乘客患有天花,天花也造成了1/5的切尔西人死。在疾病蔓延到波士顿后,一位目击者写道:“一半房屋和商店都关闭了,人们撤退到乡下。”(Dutty 1953,58)

    18世纪中期,天花阻碍了马里兰州(1747年)、弗吉尼亚州(1748年)及纽约(1752年)议会的召开。国王学院的校长由于1756年的一次天花流行携家人逃离了纽约城。

    当天花于1764年回到波士顿时,“城市居民对先前爆发的印象太深刻了,天花迅速引起人们大批地逃离。”在这场流行中,前12名受害者中有10人死去,这个统计数字一定引起了最缺乏敏感性的波士顿的警觉。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总法院也在同年逃离,搬迁到了桥,他们在哈佛大厅举行了会议。他们用那里的火炉取暖,一位年长的执法人员无意中使大厅着了火。大厅夷为平地,里面“收集的科学仪器和图书是洲殖民地中最好的”,也化为灰烬。



IP属地:湖南1楼2006-10-23 15:39回复

        卡顿·马瑟牧师(插图30),是一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当“海马号”航行到波士顿时,他是北教堂的牧师。他一直对科学感兴趣,并在做牧师前简要学习了医学。卡顿·马瑟的父亲英格里斯也是一位清教牧师,并担任哈佛大学第六任校长。父子二人在波士顿都很有名,在1692年的塞勒姆巫师审判案中积极引导公众言论。卡顿·马瑟出版了一本关于巫术的书,题为《不可见的世界中的奇迹》(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正好在审判三年以前。1721年5月26日,天花流行到了波士顿,卡顿·马瑟在日记中写道:“用疫苗接种来预防天花还从未在美洲应用过,也没有引进我们的国家。但是如果应用了疫苗,该有多少人因此保住性命啊!我得设法请教我们的内科医生,把这一情况摆给他们看。”(Bernstein 1951,231—32)  马瑟对于疫苗接种已经考虑很久了。1714年,威廉·道格拉斯医生借给他一册《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其中包括第莫尼医生对君士坦丁堡疫苗接种的记录。据巴里特(J·J·Barrett)记录,道格拉斯是马萨诸塞州惟一的医学博士,在结束了在爱丁堡、巴黎和莱登(Leyden)的培训后,近期已抵达这里,并随身带着“给波士顿较为重要的人物的介绍信,其中包括卡顿·马瑟”。巴里特把这个年轻的苏格兰人描绘成“顽强、努力而不屈不挠的战士,优秀的嫉恶者”,这在后来得到充分的体现。

        马瑟也研读了皮拉里尼(Pylarini)医生关于疫苗接种的论文,这篇文章发表于1716年的《学报》上。那一年,他给皇家学会的约翰·伍德沃德医生写信,把《学报》上的论文与他10年前作的一次询问联系起来,那次他是询问了他的教区居民带来的一名奴隶:
        
        我十分高兴和您确认第莫尼医生的信息,我持赞同态度。我向您保证,在好几个月以前,我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没见过用疫苗接种的办法来对付天花的告示;我从自己的一个仆人那里得知了疫苗接种在非洲实行的一个记录。我询问我的黑奴欧尼斯姆斯,一个相当聪明的家伙,是否得过天花。他回答我,既得过,又没得过。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做了一次手术,体内有了天花的某部分,可以永远防止他感染天花。他又补充道,这在古拉曼蒂人中经常应用,任何有勇力使用它的人,都永远不用担心感染天花。他给我描述了这个手术,并让我看到他胳膊上的伤疤,是接种留下的痕迹。他对接种的描述,与后来我对你提起的第莫尼的情况是一致的。

        这只会是个奇迹,也只能请求您,伍德沃德医生。怎样才能让疫苗接种在英格兰通过呢?现在还没对这种手术进行实验,也不能让它成为时尚。现在有上万人,希望贡献上万英镑来让这种恐怖的疾病带来的危险与恐惧在他们当中结束。我恳求您,先生,改变这种状态,比希登汉姆医生更多地挽救人的生命。而对我自己来说,如果有生之年我还会看见天花再次进入我们的城市,我会立刻设法请教我们的内科医生,来引进这种实践,它将成为令人愉快的趋势。但我们更希望你能在我们之前行动,那样将给我们无限的勇气!
        
        马瑟于6月6日请求波士顿的内科医生,敦促他们采取疫苗接种,作为停止当时进行的可怕流行病的孤注一掷的手段。此时马瑟虽然不知道在“海马号”到达波士顿的当月,查尔斯·梅特兰已在伦敦为蒙太古夫人的女儿接种了疫苗。波士顿的十名内科医生很可能在尝试这种戏剧性的未知行动前都会犹豫,不论是谁提的意见。不过马瑟的建议真的引起了争议。只有41岁的内科医生扎伯蒂尔·伯依斯顿(Zabdiel Boylston)赞成尝试这种新方法。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玛蒂河(Muddy River)(布鲁克林),由波士顿的约翰·卡特勒(John Cutler)医生培养成材。伯依斯顿在孩提时代已患过天花。他是波士顿周围地区仅有的“享有名誉博士头衔”的一两位内科医生之一。他以学徒身份学习技艺,没有受过大学的训练,没有正式的医学学位(Miller 1953,345)。
    


    IP属地:湖南5楼2006-10-23 15:39
    回复
      2025-08-14 14:08:04
      广告
      不感兴趣
      开通SVIP免广告
      继波士顿之后,疫苗接种于1730年引进费城,1731年引进纽约,1738年引进查尔斯顿,都是在天花流行期间引进的,但并没有引起像在波士顿第一次出现的那种争议。1738年的天花爆发中,在查尔斯顿港口,一艘战舰上的一位英国外科医生向当地内科医生推荐疫苗接种。在所有的医生中,只有约翰·奇尔帕特里克(John Kilpatrick)接受了建议。他为800人接种了疫苗,其中只有8人死亡。像伯依斯顿一样,奇尔帕特里克后来航海到了伦敦,在那里,他于1738年发表了关于他的经历的论文《关于疫苗接种的论文》(An Essay On Inoculation)。他的论述重新点燃了英国人对于这种实践的兴趣。

       在费城引进疫苗接种的6年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次天花流行中失去了他4岁的儿子弗朗西斯(Francis),他“抱憾终生……因为他没有给这个孩子接种疫苗”。在这个孩子死的时候,有传言说他是因接种疫苗而死,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他的父亲很支持接种。这位心烦意乱的父亲担心这样的谎言会对考虑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造成不良影响,于是他于1736年12月30日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来“真诚地发表声明,弗朗西斯没有接种疫苗,而是因普遍的感染而患上这种传染病的”。

       22年后,新当选的普林斯顿学院(Princeton College)院长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也是“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确在新泽西死于天花疫苗接种。

       富兰克林这位波士顿出生的“启蒙运动之子”,在疫苗接种传入费城的时候,是《宾夕法尼亚公报》的编辑,他借着这个职务有技巧地促进这种新方法的实施。这样就改变了他1721年在波士顿的立场,那时他是他哥哥的反疫苗报纸的学徒。因此,富兰克林在这两个相对立的殖民地,代表着市民对天花的不同态度。根据布莱克的论述,波士顿与费城大体是类似的,无论是城市规模,天花从外界入侵的频率,还是医学思想。但波士顿和马萨诸塞海港殖民地的其他地方的主要居民都是清教徒,并发展成为相对民主的社区。社区的机构易受民意的影响,而居民惧怕天花。波士顿相对保守的本地培训的医护人员以及守纪律的公民,制定了一项严格的政策,从17世纪开始的检疫、隔离,后来又在天花出现时拒绝邻近社区的旅行者和商人。

       贵格会教徒建立的费城,人口组成更加多样,这里的人对天花的恐惧不比波士顿人小,但在费城,“只有极少数人行使有效的政治控制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有时只是眼前的利益。”“虽然费城有时检查前来的船只,制定检疫站和检疫的法律,”罗利·沃尔曼(Roslyn Wolman)写道——1733年在普罗文斯岛(Province Island)上建立了一个“接待中心”来处理外来船只上患病的乘客,“但并没有尝试对本城居民中的天花病例进行隔离,或禁止临近社区的旅行者进入费城。”检疫给费城的商业利润带来不良影响。显然,直到独立战争结束后,宾夕法尼亚才授权地方政府隔离的权力。

       当接种疫苗成为可能时,费城许多的医学领袖欣然接受了它,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欧洲接受过训练,“对于新概念更开明更易接受”。费城富有的城市开拓者们也并不限制疫苗接种,反而欢迎它,他们能够负担家人接种的费用。部分是由于弗兰克林那次声明的功绩,到了1761年,费城“成为一个疫苗接种中心,吸引着美洲各个英国殖民地的人,包括西印度群岛”。

       对于那些经济上负担得起的人来说,接种疫苗,以及前后一两周的准备和隔离成了一种社会活动,可以与亲密的朋友共同参加。波士顿的约瑟夫·巴雷尔(Joseph Barrell)的一封日期为1776年7月8日的信中抄录了一个“天花晚会”的请柬:
       
       斯多勒先生已经邀请马丁太太到他的宅邸接种天花疫苗:如果文特华斯太太希望用同样的办法来消除她的恐惧,那么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向她推荐。我已经邀请了一些朋友,文特华斯太太与他们一样会受到我的欢迎。(Draake 1971,389)
       
      


      IP属地:湖南8楼2006-10-23 15:40
      回复
         玛莎·华盛顿拒绝了在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家接种疫苗的邀请,尽管约翰·汉考克曾写信给华盛顿将军,“如果华盛顿太太能前来接种疫苗,汉考克太太会倍感荣幸。”玛莎选择在纽约接种,在费城恢复,此时她正在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到她的家乡弗吉尼亚的路上。艾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带着她的四个孩子来到波士顿一个姨妈家,并接种了疫苗,此时她的丈夫正在参加费城的大陆会议”。 由于认识到天花传播的危险,一些殖民地刚开始时禁止疫苗接种。例如,1747年,纽约的克林顿(Clinton)州长出台一条声明,“严格禁止本省的所有居民以及纽约市民接种天花疫苗,如有违犯,将以法律的最大限度严惩。”对于疫苗接种,人们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直到詹纳发现牛痘,从此人们既可以得到保护,又没有传播天花的危险。不仅是在纽约,疫苗接种的实施在殖民时期的康涅狄格州、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都被限制或法律上完全禁止。在波士顿,关于疫苗接种的冲突最终由立法加以缓和,这个城市在非流行期禁止这种手术,在流行期,只有在得知20户以上的家庭受到感染时才允许接种疫苗(1731—1732年)。渐渐地,疫苗接种医院在城外建立,最后波士顿市内也有了这种医院(1764年)。1764年至1765年,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员授权当地市镇委员会,在有人患天花的房屋安置看守,控制人员进出。1738年,南卡罗来纳州的殖民地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禁止在查尔斯顿城里以及城市周围两英里内进行疫苗接种。

         在展示了疫苗接种的有效性以及合理地调和相对立的个人与公共利益后,疫苗接种支持者面临的第三项挑战是确保穷人接种疫苗。在18世纪的早些时候,无论是北美洲还是英国的城市,相对贫困的阶层都没有条件接受这种手术,白人穷人、黑奴以及印第安人继续大量地死于天花。接种了疫苗的人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和隔离,这些要花费时间与金钱。在费城的殖民地,疫苗接种的费用至少需要3英镑,位于马萨诸塞布鲁克林的威廉·阿斯丙沃尔(William Aspinwall)疫苗接种医院,费用是8美元,这所医院于1788年开业。部分是由于费用问题,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59年开始倡导在家中实行疫苗接种。第一批对北美穷人的接种安排在波士顿,当时处于1764年的一次天花流行中。费城于1774年建立了一个穷人疫苗接种社团。尤其是在波士顿,直到18世纪60年代,穷人由于他们自身的劣势,普遍反对建立疫苗接种医院,而相对富裕的人则赞成这些医院。

         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疫苗接种更加广泛地应用在海滨城市,并渐渐把影响带给了更富裕的群体。1730年在波士顿的天花流行中,约400名波士顿人接种了疫苗,而1752年,2000多人接种,1764年近5000人接种。1752年的天花爆发被记载得格外详细。波士顿15684名居民中,有2000人逃到了乡下;剩下的人中5545人患了天花,其中539人死亡;2124人接种了疫苗,其中30人死亡;另有5998人在此之前已经患过天花。留在这个城市中的易感人群中,只有174人躲过了感染。当天花于1792年再度在波士顿爆发时,“事实上整个城镇在几天内接种了疫苗”(Woodward 1932,1188)。在1721年,842名波士顿人由于自然感染天花而死去;而在1792年,波士顿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却只有69人死于天花。

         在小心控制之下扩大疫苗接种的普及,尤其重视穷人的接种,同时采取早先严格的检疫与隔离政策,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的其他城镇在牛痘新纪元之前就建立了有效的天花控制体系。在波士顿,天花患者年平均死亡率从1764年以前的每10万人口中的300人下降到18世纪90年代的每10万人中的100人。在1702年至1776年间,波士顿经历了6次主要的天花流行,而在1712年至1773年间,费城经历了10次。其中最后一次爆发造成35万费城人口中300多人死于天花,而1776年波士顿的17万居民中只有57人死于天花。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毫无疑问是费城对于检疫与隔离的相对忽视,以及对城市中疫苗接种的不加控制,但这些并不是全部原因。应该注意到,在18世纪晚期,在疫苗接种问题上,英国大部分较大的城市更近似于费城而不是波士顿。
        


        IP属地:湖南9楼2006-10-23 15:40
        回复
          更正,应为北美大陆


          IP属地:湖南13楼2006-10-23 15:41
          回复
            太长了..


            IP属地:广东14楼2006-10-23 15:42
            回复
              27年前的今天——1979年10月26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罗毕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病,并且为此举行了庆祝仪式


              IP属地:湖南16楼2006-10-26 20:07
              回复
                我顶啊楼主


                17楼2010-08-27 23:26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