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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玛莉·莱特(Mary Wright)于其博士论文The T'ung-chih Restoration(Radcliffe College，1950)中有一专章比较一些早期的中兴事例。 
　　[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辛集下，页17。该年号原本要用“棋祥”，却被大学士周祖培批评为文义重复。据李慈铭所说，这位大学士原本要提出“熙隆”或“乾熙”的，明明白白地提到康熙、乾隆的年号。这个消息来源大概很可信，因为那时候李慈铭住在周家，当他儿子的西席。 
　　 
　　 
　　不过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1935年版)，页478却说慈禧太后之所以喜欢“同治”这个年号是因为它隐含了两位太后共同摄政的意思。这当然不能够当作正式的解释。话虽这么说，朝廷选用这个年号，还是很可能为了它意思暧昧的缘故。再者，我们要回想到顺治初年也是处于摄政的情况。关于这些说法的讨论，我很感谢洪煨莲先生的宝贵意见。(按：后来玛莉·莱特又发现了荣禄回答洋人说同治是中外同治，但我们又何尝不能说也是满汉同治？一辞多义，无妨并存。) 
　　顺便要提的是，历史家所用的措辞“中兴”，只是意味着“复兴”，而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为“在一个朝代中期复兴”。传统上，喜欢把“中”这个字念成去声而非平声，其意思也就是“第二的”(与“仲”字相同)，因而也就是“再”或者“另一个”的意思。“中”的这种用法在年号中也同样可以发现。比如说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年号是建武中元，那就是另一个建武年代的意思。梁武帝已有了大通(527—529年)、大同(535—546年)两个年号，后来又分别各被重复一次为中大通(529—534年)和中大同(546—547年)[1]。 
　　中国史上也有这样的情形：当一个朝代仅能以一种连偏安都够不上的方式残存下来的时候，对此朝不保夕的残存局面，宣传家们也要号称是中兴。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南明诸王在清入关之后，所能办到的实际上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根本谈不上中兴。历史家们只有把中兴与残存的局面一并包括到朝代形态的研究里来，才显得公平。当然，领土大小的差异也不可不加以考虑。这个做法适用于汉族的朝代，也适用于异族的。因此黑契丹(Khara Khitai)应与辽朝一起研究，而明代时各个独立的蒙古王公也要当作是元代的残余势力来处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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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胡鸣玉，《订讹杂录》(《丛书集成》本)卷2，页15。 
　　[2] 宣统二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中兴略论》的书，作者是北京的一位满人学者兴元，书中“中兴”两字的涵义用得相当广，不但包括了全面的与部分的复兴、汉族与异族王朝，甚至还包括了封建邦国。该书最后两章题为“中兴余绪”(意即想要中兴，但只能做到短暂的苟存)，将一些力挽狂澜而功亏一篑的各式各样的集团收录下来作为附录。因为这本书写于清末，作者自然要以较笼统的观点来使用“中兴”这两个字，冀望满人能够达成某种复兴或者苟存下去也好。 
　　“中兴”两宇其实在早期历史中就已笼统地使用了。《南齐书》卷2，页9上，写着：“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纪，四绝长嫡，三称中兴。” 
　　 
　　 
　　把大小朝代还有朝代成立前的既存状况都包括到我们的研究里来，使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各个形态在时间上重叠的问题。这种重叠或许是外部的，或许是内部的。内部重叠的典型例子是经由禅位方式而来的朝代变迁。先是，新朝代的创立者或他的父亲在旧朝代里掌握大权。最后，他的声势足以翻云覆雨，旧皇朝的末代君主也就被迫禅让了。这是从汉到宋皇位嬗递的正常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旧朝代之形态的解释就得十分小心了。例如两汉末叶，都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日益强大——这一定会反映到形态上去的。但是这种强大主要是王莽[1]与曹操的功劳，只不过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这个形态上的显著进步表现了新朝与魏朝的兴起，而非汉代的中兴。 
　　外部的重叠可以存在于两个朝代，或者许多王朝与邦国之间[2]，不管是异族的还是汉族的都一样。在比较它们的形态时，我们可以发现到促使共存的因素，也可以发现到导致征服的因素。毫无疑问，得以维持共存状态的局面是因为两个皇朝同样地强大与繁荣，而且也彼此互重相敬。北宋与辽朝之间，从1004年延续到1122年的长久和平，便是一个绝佳的说明。 


　　 
　　 
　　第二个是质与量的问题。从事艺术、文学与哲学之历史研究的学人，从心底关心的就是质的问题，而不是量的问题。在个别的范围里，这种研究方法是可以应付的。不过，要对文化史作一个充分的理解，我们一定要不但乐于去了解杰出的大师们所完成的华实硕果，而且也要去了解一般作品所达到的水准以及文化活动全部参与者的总成果。一般说来，虽然有些大师在他们的专长上远超当代人(如巴赫之于复调音乐)，不过艺术、文学与哲学的历史还是显示了质与量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联性。好比说，就中国文学而言，传统上总将汉—赋、唐—律诗、宋—词与元—曲放在一起说。大家都相信那是产生那类作品最多、最好的时代。这种关联性是可以解释的，因为生产最多的时代必有极好的机会去生产最好的。 
　　在一个已知的社会里，文化中的某一部门，是否特别为人喜爱或不喜爱，以及在历史上发展得或早或迟，牵涉到许多因素——物质的与义理的——这是不能轻易概括的。文化部门中某一特定形式的起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我所谓的“游艺说”(game theory)来加以解释。艺术与文学的某种特定形式是要遵守某一套规则，就像任何竞争性的比赛需要技巧一样。在这些规则下，只有一些有限的可能会被与赛者察觉，而那些察觉到最佳可能的人就成了杰出的大师。当然，那些发现有许多可能的新玩法，或者将一种旧游戏加以修改，使它更加好玩的人，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当人们把一切的可能，或者至少是最好的可能都发挥极致时，这种游戏(或说艺术或文学的形式)也就没落了。 
　　这种能事已竭的观点，17世纪的学者顾炎武早就说过了。在他的名著《日知录》中，有以下这段对“诗体代降”的评论：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客人人皆道此语。今且数千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1] 
　　在柯瑞柏的《文化成长之形态》(Configuration of Culture Growth．)(页763)中，我们也读到“当那个模式里头全部的可能都被察觉到的那一刻，价值的极点就已达到了。……当其机会，或说可能，为人发挥极致的时候，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完成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能事已竭”的理论，可以应用到艺术、文学的整个部门上，也可以应用到这个部门当中的某种特定体裁或风格上，可是应用于后者的时候，有效性会强一点。 
　　这在顾炎武前引的讨论中已经说明了。近代学者王国维做了一个类似的考察，然后加上一句：“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2]换句话说，一个特定的诗体或诗风的机会是有限的，然而就所有诗之可能作一整体的观察，则是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正常说来，总需要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以便许多人得以献身于艺术与文学[3]。至于他们爱玩这种游戏还是那种游戏，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结果，朝代的形态与文化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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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知录》(《四部备要》本)卷21，页18。 
　　[2] 《人间词话》(1937年版)，页37。 
　　[3] 这种传统的看法不该只从物质一方片面地考虑。因为中国人的传统也认识到挑战与回应的原理，比如说“文穷而后工”这类话，或者《孟子》书中更一般性的说法，见英译本《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Ⅱ)，pp．447-448。(按：穷不限于贫穷，而泛指不达。) 
　　 
　　 
　　 
　　态两者之间就显得只有部分关联了——此处之文化形态代表了艺术或文学中的一个部门，或者这个部门中的某种风格或体裁。就文化活动整体来说，若从量而不从质来看，最低限度，在中国，文化的巅峰与朝代形态的尖峰显然就有相当可观的关联了。战国时代经常被引用来作为这个论点的一个例外。因为在此分崩离析的时代，文化活动却是异常活跃。可是，如果我们抛开东周王室不管，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七雄上，这种关联性立刻就凸显出来了。我们所用的术语一旦得到澄清，在通行的标准中加入五花八门的文化成就——即我们中文所说的“声明文物之治”[1]——也就没什么不可能了。 


　　用我们界定过的标准，首先透过正史的本纪，我们便可以掌握该形态的基本面貌。历史家在本纪末尾的批评，即所谓的论赞中，经常讨论那位皇帝在该朝代历史中的地位。这种讨论在形式上通常都已样板化了。虽然如此，它们还是相当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传统的评价。以下从《新唐书》中摘录下来的论赞可以当作一些范例： 
　　论太宗(626—649年)： 
　　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其可称者三君：玄宗(712—756年)、宪宗(805—820年)皆不克其终；盛哉，太宗之烈也! 
　　论代宗(762—779年)： 
　　代宗之时，余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 
　　论宣宗(846—859年)： 
　　宣宗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呜呼![1] 比如《宋史》卷3，页14 上的例子。自是而后，唐衰矣! 
　　论昭宗(888—904年)： 
　　自古亡国未必皆愚庸暴虐之君也。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及其大势已去，适丁斯时。故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昭宗是已! 
　　《明史》显然模仿这些字句。它评论明代十六位统治者中，除了太祖(1368—1398年)和成祖(1402—1424年)之外，只有仁宗(1424—1425年)、宣宗(1425—1435年)和孝宗(1487—1505年)较值得重视。在诸本纪中，明世宗(1521—1566年)被指为是个中材之主，而庄烈帝(1627—1644年)则被当作像唐代末世君主一样来哀悼[1]。 
　　传统史家有时候也检讨皇帝的谥号是否允当．比如说，《宋史》就曾批评：对仁宗(1022—1063年)、孝宗(1162—1189年)来说，他们是配得上自己的庙号的。《宋史》也认为理宗(1224—1264年)的庙号还算合适，因为这位皇帝曾大力推广新儒家的思想——即所谓的理学[2]。这种是否得当的检讨其实不多，而且，毫无疑问，这种用在谥号上歌功颂德的文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溢美的，因此也就不能光从字面上来理解。要掌握庙号的真正含意，有时候还得去查查前代是否有用过的先例。比如说，宋神宗与明神宗便可以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位皇帝都各信赖一位倡议改革的大臣。1898年的百日维新，如果能更成功一点，那么清朝光绪皇帝的庙号，也许就是神宗，而不是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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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史》卷15，页12下；卷18，页13；卷24，页11下—12上。 
　　[2] 《宋史》卷12，页19下；卷35，页25上；卷45，页19下。 
　　 
　　 
　　 
　　关于帝王的业绩，传统上都承认成功的帝王与长寿的帝王，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传统来自《尚书》“无逸”篇，相传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话。在这篇讲辞中，提到了古代三位从衰世中兴的商朝名君，他们分别统治了七十五年、五十九年和三十三年[1]。宋代学者苏辙[2]对后代是否也有这种关联性提出了怀疑。他指出：梁武帝(502—549年)和唐玄宗(712—756年)都是享国久长而以大难终结的典型。不过，另一位宋代学者邵雍[3]却以一种沾沾自喜的态度指出：宋初四君实际上总共统治了一百年之久。整个说来，长治与久安之间或许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长期在位的某一段期间至少确实曾在形态上达到高峰。 
　　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也适用于异族朝代。《辽史》云：“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者，其唯圣宗(982—1031年)乎!”[4]就金代而言，盛世出现在世宗(1161—1189年)与章宗(1189—1208年)时。就如诗人元好问[5]所描述的“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至于清代，一般学者都熟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创下总共统治了一百三十五年之久(1661—1795年)的纪录。虽然对一个朝代来说，在其形态上拥有一个早期的高峰是很正常的事，但清代前期的这个顶尖状态还是不同凡响的。历时长远的统一与扩张，无疑有助于使清朝成为一个安定持久的征服王朝。 
　　对于长治与久安两者之间的关系，传统历史家也把享国短暂与国势中衰联想在一起。在位年数与朝代长短都是很难加以解释的，因为牵涉到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