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楼向邓小南会长致敬

在学界对于北宋初期朝廷政策的讨论中，“文武关系”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而宋初对于
“读书”的提倡以及“书生”（“读书人”）地位的变化，又经常被用作判断当时文武关系的
重要指标。
     在叙述相关问题时，论者往往引述宋太祖 “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
书人”的说法。这两种说法，严格来说，反映着两方面不同的问题，但其中亽共同贯穿着走向
“文治”的清晰导向，这无疑正是历来的著史者与读史者所着意阐发的。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与上述导向相关的二三说法，希望能够藉以加深我们对于宋初实际
变化过程的理解。

一、宋初对于“读书”的提倡
     从宋代的史料中看，太祖赵匡胤曾经大力提倡 “读书”。据 《宋史》卷一 《太祖本纪一》，
建隆三年（962 年）二月2 ，太祖曾经对其侍臣们说：
         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
结果，“左右不知所对”。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
寅条，
         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
这种不知如何作答的懵然，正说明这一话题在此前从来未曾提上议程。李焘继而在按语中引
述李沆等人的话说：
         史臣李沆等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
     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近臣不
     能引以为对，识者非之。
朝廷上话题的转换，使人们察觉到时代变迁的轨迹。如今看来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在宋人眼
中却被认为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同一段话，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记载：
         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人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
     欲其知为治之道也。”
《涑水记闻》与 《长编》、《宋史》两处记叙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司马光提到太祖这一号召的
背景，以及明确要求武臣“读经书”以通治道。
     将奖赏国子监 “集诸生讲书”与 “欲令武臣读书”联系起来，使人们感到赵匡胤胸中综
合考虑文武治道，已经展布开相当宏阔的目标。据司马光所说，这一叙述是出自李淑等人编
纂的《三朝训鉴图》3 。范祖禹《帝学》卷三的记述，较《涑水记闻》更进一步：
          （建隆）三年六月，以右谏议大夫崔颂判国子监，始收生徒讲学。帝遣中使以酒果
     赐之，因谓侍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他索性将 “欲令武臣读书”事亦系于是年六月。李焘 《长编》则不把两件事情 “捆绑”处理，
在考订了“聚生徒”时日的基础上，逐一分别记载，他在注文中说：
赐崔颂等酒果，据 《实录》在此年六月。《崔颂传》亦云：“三年夏始聚生徒。”《宝
     训》载武臣读书事乃因赐颂等，误也。
     倡导武臣读书，寄寓着太祖对于规约引导武臣的关心，目的在于使其 “通治道”，而不
仅是善兵机，通谋略。要求武臣 “读经书”的说法，似乎仅见于司马光笔下，究竟太祖是否
曾经把武臣读书的范围指示得如此清楚，遽难断言。就赵匡胤 “黄袍加身”前的个人经验而
                                    
言,他将读书的目的解释为 “广闻见，増智虑”，所读之书似乎涉及颇广；而面临着宋初“初
定天下，扫五代之失，日不暇给” 的情形，作为君主向武臣所倡导者，显然又不是要人人
都去博览群书，成为“有脚书橱”。考虑到太祖对于建立君臣秩序的强烈关心，则 “读书”
之要义，恐怕不在于研习某些具体内容，而更在于转向 “文治”的姿态，在于营造一种上下
尊卑次第井然的氛围。而“经书”在这一关键“大纲”处自有其独到作用。


在王曾笔下，太祖 “作宰相须用儒者”的论断，似乎是应验于卢多逊之个案的。今按卢多逊
任翰林学士，在开宝四年 （971 年）冬；据此，则太祖这一说法发生在距乾德四年 （966 年）
五载之后。如果说到卢多逊本人的 “大用”，开宝六年赵普罢相后，他被任用为参知政事；
而终太祖一世，并未因其博识而被用为宰相。
     其实，宋人并非不清楚“祖宗”选择辅相的标准。不仅魏泰明白“建隆以后为宰相者，
往往不由文翰”，哲宗元佑初年，监察御史孙升也曾说过：
         祖宗之用人，创业佐命如赵普，守成致理如王旦，受遗定策如韩琦，此三人者，
     文章学问不见于世，然观其德业器识、功烈行治，今日辅相未有其比。
他对于“一代亽文宗”王安石的“设施之方”则全然持批评态度。比较之后，孙升总结说：
                                                  
         由是言之，则辅佐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也。
     宋太祖事实上并没有依据“益重儒臣”的原则对宰执班子进行调整。在随后的几年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人事更动；只在乾德五年，沈义伦取代王仁赡为枢密副使。尽管沈义伦
                                       曾经“习《三礼》于嵩、洛间，以讲学自给” ，但他之所以被擢用，是因为他居官清廉，
而并非由于其儒学背景。
     总体上讲，乾德二年 （964 年）后周留任的三相罢任后，由赵普任相而李崇矩任枢密使
“分秉国政”的格局，直至八年后的开宝五年 （972 年）才开始有所变化。看起来，在当时，
尽管太祖对于 “读书人”的重要性有所认识，而鉴于国事方殷，首先需要的是既可信赖、又
善处繁剧的行政首脑。这种选择标准，实际上范质等人心中早就清楚。建隆初年，范质曾以
宰相身份“举贤能，以辅佐天子”，他说：
         端明殿学土吕馀庆、枢密副使赵普，富有时才，精通治道，经事霸府，历岁滋深，
     自陛下委以重难，不孤倚任，每因款接，备睹公忠。伏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今宰辅
     未备，久难其人，以二臣之器能，攀附之幸会，置之此任，孰谓不然？
一方面 “精通治道”，一方面又 “经事霸府”而且 “历岁滋深”，既具“器能”，又缘 “攀附”，
吏干、亲信两全，这正是国家建立之初腹心股肱的首选标准。如果说对于前朝重臣范质等人
有所保留，则赵普、吕馀庆等人应该成为被倚重的理想人材。
     但是，即便是对这些被认为“富有时才”“备极公忠”的“贤能”人物，太祖之倚信仍
然是有限度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在开宝四年（971   年）十一月癸巳条后记载着
这样一件事：
         上因出，忽幸 （赵）普第。时吴越王俶方遗普书及海物十瓶列庑下，会车驾卒至，
     普亟出迎，弗及屏也。上顾见，问何物，普以实对。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启之，


玩了么？插个楼

三、关于 “事业付之书生”
      《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一》总序中说：



从中央集权与国家政务正常运转的角度出发，宋初致力于使文武官员 “各就其位”，逐
渐将武臣从 “亲吏事”、“主钱谷”的位置上剥离开来，而以文臣取而代之，主持各级行政事
务。这类举措，奠定了宋代亽文武分途任事的基础。而与此同时，在宋太祖的心目中，理想
的人材状态似乎是武将懂文治，而文臣通武干。
     以文臣知州县，被认为是太祖在位期间制度建设的一大成就。谈到考察文臣人选问题，
研究者经常引述到这样一件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开宝五年（972 年）末，
         初，上问宰相赵普曰：“儒臣有武干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对。乃
     徙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于是召见，面试射，且问：“能擐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
     幕府，屡从征讨，固尝被介胄矣。”上曰：“汝见王明乎？朕已用为刺史。汝颇忠淳，若
     公勤不懈，不日当为牧伯也。”仲甫顿首谢。
         上因谓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
     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如果这段记载大致可靠，那么，应该说，宋太祖不仅曾经提倡武臣读书，也曾提倡文臣习武。
只不过这后一项提倡未被其后的臣僚们阐发渲染而已。
     围绕辛仲甫之事，太祖想到的，实际上是两类不同的职任。首先是要在某些地方任用文臣作“兵马都监”，因而需要寻求“儒臣有武干者”；另外，作为“分治大藩”的理想人选，
应该是忠淳而又公勤、略具武干的儒臣，起码是“儒臣干事者”。他对于不肯放下身段的“迂
儒”之厌恶，可谓众所周知。


太祖与赵普、辛仲甫的对话，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在当时着意物色的，首先是文武兼长
的“忠淳”者。当他说及儒臣时，“纵皆贪浊”一语，显得相当低调，使人感觉到 “两害相
权取其轻”的选择，这也如实反映出太祖对于儒臣事实上的陌生感与伴随而来的警惕。
     文莹在其《玉壶清话》卷一记载着同一件事，但说法颇有不同：
         太祖问赵韩王：“儒臣中有武勇兼济者何人？”赵以辛仲甫为对。……遂召见。
         时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试，便令武库以乌漆新劲弓令射。仲甫轻挽即
     圆，破的而中。又取坚铠令擐之，若被单衣。太祖大称爱。
         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尧舜之上；臣虽遇昌时，陛下止
     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上慰之曰：“果有奇节，用卿未晚。”后敭历
     险易，雍熙三年参大政。
太祖对于 “武夫之艺”的重视与偏好，引起了本为儒臣的辛仲甫的不满。叙述者文莹觉察到
太祖形象可能的尴尬，于是为皇帝寻得了一种合理的解释，说“时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
更不暇他试”。考虑到开宝中期的实际情形，这一理由显然有些牵强。


分别制订文臣七条、武臣七条，当然以文武分途为其前提；就职事任务的分化而言，“分
途”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对比一下文武七条，又不难发现，尽管二者行文条款大不相同，其中贯彻的精神实质却颇为类似：即严格自我约束 （例如文臣“清心”、“奉公”、“修德”诸
项，武臣 “修身”、“守职”、“公平”等项）与恪勤职守 （文臣如“责实”、“勤察”、“劝课”，
武臣如 “训习”、“简阅”、“存恤”），另外还有关涉到惩治弊端的内容 （像文臣的“革弊”和
武臣的“威严”条）。有学者在分析了武臣七条之后正确地指出，这看似全面的要求，要害
在于修身、守职及所谓威严三项，即强调武将具有循谨、本分和能管束部属的能力，却无一条要求武臣果敢用兵的内容 。这恰恰是文武分途定位政策失误的表现。这使我们想起雍熙
元年（984 年）二月，太宗在检阅诸将军校时的一段话：
         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士卒不畏服，虽有
     一夫之勇，亦何用耶！
所谓“循谨”，即循规蹈矩、小心谨慎之同义语；太宗将其作为“选擢将校”的头等要素，
首先考虑驯顺而非辨识勇懦。这自然是有鉴于五代武夫跋扈的教训而提出，却也是出自阴暗
心理的矫枉过正之举。颁赐文武七条的宋真宗，比起他的伯父太祖，显然对于武将已经感觉
陌生，难以企及“恩威并施”的控御“境界”，他只能步其父之后尘，在提倡忠顺循谨方面
再下功夫。  
     宋初的统治者提倡武臣读书、鼓励文臣通达武事，这自然可以说构成为文武谐睦的必要
前提。但北宋前期的文武关系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文武分途与文武定位实现的。文武分
工的明确化以及职业距离的拉大，从一定意义上讲，有益于排解文武矛盾。这种 “分途”与
各自“定位”，不仅体现为职任分工的迥异，也体现为所要求资质的不同；这既是由双方各
异的出身与职任所造成，也是经统治者有意倡导塑造而得到强化的。这一趋势，在太宗以后
显露得愈发清楚。而其后刘平等“儒将”神话的破灭，也与文武分途的固定化有关。
     何冠环在其《败军之将刘平——兼论宋代的儒将》中，自“时代风尚”及“实际需要”
两方面分析了“宋初儒将辈出的原因”。他并且指出：
         宋初推行以文驭武的政策，一方面优待文臣，让他们操持国柄；另一方面，则以丰
     厚俸禄及快速的升迁，笼络补偿赖以打江山及御外侮的武臣。故宋初的官制设计，武资
     要比文资升迁较快，俸禄较丰。在宋初诸帝的眼中，将有武干之儒臣转为武资，是赏识
     眷顾之表示，而不是贬责。这段话提醒人们避免对于宋初文武问题的简单化认识。在 “宋初的官制设计”背后，显然有
着明确的文武分途的观念与安排；而“将有武干之儒臣转为武资”，也正是“宋初诸帝”希
望改造武资队伍之努力的反映。  


文武分途本身，并不说明孰轻孰重。但赵宋的政策，特别是太宗朝的治国驭将方针，明
显地走上了 “崇文抑武”的道路。这一原则，在太宗时期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并且最终构成
为赵宋 “祖宗家法”之重要内容。这一方针在当时得以施行，以一系列措施为其铺垫，亦与
文士被大批拔擢有关。如田况《儒林公议》所说，“太祖皇帝天启神赞，举无遗算。开端创
制，事未成就，遂厌区夏”，而
         太宗皇帝以亲邸勋望，绍有大统，深惩五代之乱，以刷涤污俗、劝人忠义为本。连
     辟礼闱，收采时俊。每临轩试士，中第者不下数百人。虽俊特者相踵而起，然冗滥亦不
     可胜言。当时议者多以为非古选士之法。故真皇嗣位之初，王禹偁首上疏言得失，谓举
     选非天子亲临之事，请以归有司。然太宗涤污革旧，一新簪笏，则明者亦默知其意焉。
太宗时期 “涤污革旧，一新簪笏”的努力，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士人们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
源源不断地涌入仕途。十一世纪以来，他们开始在国家政治与制度运转方面有所作为，在政
坛上有了自己的声音；他们找到了自信，开始振奋起“读书人”挥斥方遒的锐气。
十世纪中叶以来文武关系的演变，并非如宋人通常所说，是取决于 “祖宗”远见卓识的
突然转折。围绕太祖“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之说，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
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宋初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是国家政治秩序建设过程中 “导向”的确立。正是这无数复杂错综的内容，布成为宋初政治
舞台上丰富多彩的场景。


完毕

吧主，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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