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宗时期
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壬寅诏“自今缘边城池,依誓约止行修葺外,自余移徙寨栅,开复河道,无小大悉禁止之”。[1]真宗这道诏令是针对雄州知州李允则“于城外疏治渠田,边臣奏渠通界河,虑为戎人所疑,陈尧叟请亟罢之,上曰:‘决渠障边乃防遏所需,然誓书旧约,不可不守也”。[1]看来当时宋真宗和陈尧叟等君臣对盟约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唯恐给契丹以宋朝破坏盟约的口实。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冬十月癸未,“雄州奏契丹改筑新城,上谓辅臣曰:‘誓书有无创修城池之约,今此何也?’陈尧叟曰:‘彼先违誓修城,亦此之利也”。上曰:“岂若遗利而敦信乎?且以此为始,是当有渐,宜令边臣诘其违约,止之,则抚驭远俗,不失其欢心矣’。”[1]
在辽国违约先修边城的情况下,宋真宗仍强调遵守盟约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辽国破坏盟约的修城行动,责令边臣以外交方式解决,防止事情进一步扩大。辽国修城的详细情况,限于史料不能详知,估计辽国在宋朝提出异议后,应该停止了修城行动。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秋七月乙未,“上谓王钦若曰:‘访闻河北州军城池廨宇,颇多摧圮,皆云赦文条约,不敢兴葺,今虽承平无事,然武备不可废也,宜谕令及时缮修,但无改作尔”[1]。
从上则材料看出,即使不沿边的河北州军官吏在修城问题上也很谨慎,甚至谨慎到连城池摧圮也不敢主动维修的程度,其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武备废驰。当然宋真宗下诏缮修城池的程度仍为严遵盟约,非常谨慎。
不过,北宋知边官员中也有能灵活地理解盟约,积极修葺城池的。知雄州李允则,“河北既罢兵,允则治城垒不辍,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备,得无违誓约乎?’其相张俭曰:‘李雄州为安抚使,其人长者,不足疑’。”[2]
作为边臣,李允则对盟约的态度和声望看来在辽国也深为人知悉,因为盟约刚签订后,他即上书皇帝,“朝廷已许契丹和议,但择边将,谨誓约,有言和好非利者,请一切斥去”。宋真宗非常同意李允则的观点“兹朕意也”[2]
宋真宗和李允则大约均深知宋辽二国的均势状态。不过,辽国大约还是把李允则修治城垒的事通报给宋中央政府,因为宋真宗马上有诘问李允则修城的诏令,李允则上奏回答,“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颓圮,因此废守,边患不可测也”。[2]
李允则深知两国虽有盟约,但辽朝统治者掠夺北宋土地、财物的本性不会改变,“边患不可测也”,宋真宗对李允则的做法表示赞同。有了宋真宗或明或暗的支持,李允则的胆气也壮了起来,谋略更得以发挥,“城北旧有瓮城,允则欲和大城为一。先建东岳祠,出黄金百两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争献金银。久之,密自撤去,声言盗自北至,遂下令捕盗,三移文北界,乃兴版筑,扬言以护祠,而卒就关城浚壕,起月堤,自此瓮城之人,悉内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则取材木西山,大为仓廪营舍。始教民陶瓦甓,置廊市,邸舍。城上悉累甓,下环以沟堑,莳麻植榆柳。广阎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桥,构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肃、广信、顺安军”[2] 。经过李允则的这一番旧城改造,雄州的城池防御体系大为加强,而且还和安肃、广信、顺安军等城池连为一体。史料中未见辽国对李允则的修城池行为有何反应,估计和李允则的灵活处理有关,也可能和辽国内部的政局混乱、无暇顾及边事有关。因为李允则的做法,也未明显违背盟约。 但是,却达到了加强武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