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吧 关注:6,883贴子:155,763
  • 3回复贴,共1

【专题研究】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的结构及其素质考察

只看楼主收藏回复

    ——以1927—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
                        【原文出处】民国档案
                        【原刊地名】南京
                        【原刊期号】20062
                        【原刊页号】88~94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611
                        【作 者】张泰山
                        【作者简介】张泰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1927—1937年湖北省田赋征收是以县为地域单位,其征收队伍大致由两个层次五类人员构成。第一层次为县长,是一县田赋征收的最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第二个层次是县长以下的基层田赋征收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其中,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实际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其结果使得田赋征收工作处于无序状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制定的田赋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它既不能实现田赋征收目标,又导致农民实际田赋负担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摘 要 题】民国史研究
                        【关 键 词】湖北省/田赋/征收人员

                            
                        民国时期的田赋是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多有著述行世,但迄今尚未见到有关民国时期田赋征收的专论。田赋作为一种税源,它最终通过征收这个环节,将政府与农民联系起来,田赋征收工作能否正常进行,政府的田赋政策能否得到真正切实贯彻,征收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赋征收体制和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本文以1927—1937年湖北田赋征收队伍为个案,对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的结构及其素质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从一侧面揭示这一时期农民实际田赋负担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紧张的原因。
                            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田赋收入遂成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此各省政府都十分重视田赋征收工作,相应地制定出田赋征收的规章制度。湖北田赋征收是以省财政厅长为全省田赋征收督征官,以县为征收单位,由各县政府具体办理田赋征收事宜。在县一级以县长或财政局长为督征官和经征官,下设征收总柜即田赋征收处,内设主任一人,征收生、催征吏若干名,总柜设于县政府。① 
                        同时各县可视地方情形酌量设征收分柜于乡镇,内设分柜主任一人,征收生、催征吏若干名。各县粮柜征收人员由县长“遴选熟悉征务,素行端正之人充之”,并受县长监督指挥。② 
                        因此,县长掌握着一县田赋征收大权。那么主管一县田赋征收大权的县长的自身行为,县长对下属征收人员的约束和管理如何,必然会对田赋征收工作及其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就县长自身在田赋征收中的表现而言,其行为是否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是田赋征收能否达到既定目标的关键。1927—1937年湖北田赋实征成数绝大部分年份都在五成以下。学者黄继贤在1937年指出,如果湖北每年剔除代征旧欠,则年度实收平均不足二成。③ 
                        这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各县县长督征不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1936年9月湖北省政府在一份训令中就明确指出:“田赋为省县主要收入,近年各县积欠田赋正附税,多者竟达数十万元,少者也数万元,足见各县县长之因循泄沓,未能切实整顿,以致省县财政同感困难”,如“各县长果能身躬率物,雷厉风行,欠赋当可逐渐减少,税收也必随之起色”。④ 



1楼2008-01-06 15:33回复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舞弊后如何惩处,“法令无明文规定”(31),从而更进一步导致这些人员在田赋征收中的胡作非为。
     
     第三,保甲长加入征收队伍之中。面对全省各地豪强大户任意抗欠,原有书吏暗中把持,经征人员不能认真催征的局面,为增加省财政收入,湖北省政府又将地方保甲长纳入征收队伍之中,以图加强田赋征收队伍的力量。如1933年5月,省政府在《湖北省清理各县新旧赋暂行办法》中规定,保甲长负有催征之责。1936年5月,省政府更明确规定,“如耕户滞纳,保甲长及联保主任递至区长,均应负连带责任。”(32) 
     同年9月湖北省政府在给各县县长、各区督征员的训令中规定:“由县长按联保区域派遣征收生持同欠册及册载欠户之券票下乡,会同联保主任及保甲长挨户催收。”(33) 
     之所以将保甲长加入到征收队伍之中,在湖北省政府看来,“保甲长为现代下层行政机构之有力份子,可用以推行一切政令,而且在地方最为亲切,对于所管各户情况,亦较熟悉,如能运用保甲力量催征,其功效不啻倍徙(应为“蓰”)。”(34) 
     然而,保甲长加入征收队伍并没有带来省政府预期的效果。1937年2月应山县长莫佳玉在一份上呈文中说:“加委全县各保长兼田赋查催员,并各区长兼田赋督催员,以期随时督催各保长挨户查验各粮户已完粮券。如无粮券可验,或经验明尚有短纳年份,即行催令限期完纳。如再逾限不完,即由保长指名报请,分别传拘。办理以来,征收颇见起色。”(35) 
     但其成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笔者查阅这一时期相关档案,全省除应山“颇见起色”外,其它各县,保甲长加入征收队伍对征收的作用似乎并不大。这或许是保甲长的加入,更多了一层盘剥。正如时评:湖北农村任保甲长者,“非借恶霸势力,鱼肉乡民,即恃巨族力量,垄断一切,其主任、保长之权利,绝不肯放弃。有劣迹之主任、保长,虽欲去之而不能。”(36) 
     保甲长的加入,无疑进一步加重了田赋征收的混乱。
     
     第四,豪绅地主插足田赋征收。因为利源所在,一般豪绅地主除通过操纵和把持地方政权以及土著势力外,还通过下述三种方式来插足田赋的征收,以获得利益。一是通过控制册书获得利益。因为许多册书要获得委任,需求士绅保荐,同时一些劣绅还可蒙蔽农民抗完钱粮。因此,册书对待土劣或私送金钱或代完钱粮,请其暗中庇护,遇有浮收事项,请其代为向农民证明,确非浮收。(37) 
     二是通过维护自己的无税之田获得利益。如1934年,湖北的有税田与无税田的比例达1∶7。(38) 
     所以省财政厅长贾士毅认为:“若以全省面积之辽阔,以视现在册籍所载之粮额,诚不免粮少地多之弊。”(39) 
     这些无税或漏赋的土地,一般都为豪绅地主所有。因此,豪绅地主常通过各种手段安插私亲于田赋征收队伍之中,维护自己无税之田。三是通过抗缴田赋获得利益。土豪劣绅本身就是地方一霸,加之当时湖北许多县份的基层政权为土豪劣绅操纵和把持着,他们对政府的田赋政策“全视利益有无为断”,(40) 
     并常常借势抗缴田赋,“甚至彼辈之宗族亲属,亦皆托其包庇,借势力随同抗征”。(41) 
     由于土豪劣绅插足田赋征收并抗缴田赋,致使省县田赋收入大为减少,从而增加了省县财政困难。为此,省政府在1937年2月的一份训令中,要求各县长应对豪强大户抗欠不缴者,督责主管人员,“按户催追,绝对不许再有包庇抗欠情事,如有恃势违抗,应即恪遵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前南昌行营监科赣电严惩豪强办法,按其情节,分别惩办。”(42) 
     然而,土豪劣绅与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民党政府打击土豪劣绅的办法和措施是非常有限的。(43) 
     严格意义上讲,这些豪绅地主不属于政府正式编制的田赋征收人员,但他们倚仗强大势力,通过把持地方政权、控制册书、安插私亲于征收机关等手段,插足田赋征收,成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在农村直接宰割广大农民。
     
     由上可见,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队伍的第二个层次,即乡村基层田赋征收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其中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四类人员往往结合在一起,难以截然划分开来。正是这个群体实际把持着各县乡村田赋征收之权,隐然盘踞在政府与农民之间。他们假公济私、营私舞弊、鱼肉乡民,不仅农民受其剥削,而且政府的田赋收入亦遭其损害。以1933年英山县为例:“关于各项正附税捐,极形疲滞”,“是以亩捐收入,不足各项正费开支,即如田赋一项截现时止,二十一年忙欠尚未扫数,二十二年上忙仅征获二十余元,若不严厉整顿,行见各项政费,均无着落。”(44) 
    


    4楼2008-01-06 15:33
    回复

       三
       时人评论说:“赋税之科征,关系国计民生,至为重大,惟期于公有济,于民无扰始可耳。”(45) 
       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各级田赋征收人员素质的高低。下面我们从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可以窥见其一般素质。除前文所述的舞弊现象外,下面仅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档案资料,再举几种当时较为普遍的舞弊行为。
       
       其一,以伪造、涂改、不给券据的方式浮征钱粮。按照湖北省政府的规定,田赋征收人员向农民征收钱粮、推收过户时必须出具粮券契据,以保证税收入库。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却经常出现经征人员伪造、涂改或不给粮券契据的现象,他们以此非法的手段向农户收取钱粮,据为己有。1933年7月汉川县长陈振钧在一份呈文中说:“汉川田赋税契久为里书所把持,在前清时即有伪印粮券契纸,侵害国税”的现象,及至民国依然如故。(46) 
       如1932年9月,汉川第一区第七保保民邹民浩购田二斗,后被人告发匿契不税时,邹将已税之契呈县府核复,县府才发现税契印章是伪造的,邹不得不重新投税一次。原来,邹购田后即交给里书钱选任契税3元,结果钱与另一里书陈顺臣私分此款,并由陈伪造湖北省财政厅、汉川县政府两印署于买契契税收据上。除了伪造券据外,涂改或不给券据,也是经征人员浮征钱粮经常使用的手段。如汉川县第五区倪家村,因1931年水灾,1932年战乱,省财政厅批准豁免这二年的田赋,但当地里书陈颖斋强要老百姓补完这两年的田赋,并不给券票。老百姓“明明知道吃了苦,确实不敢违拗”,“纵或有几个脑筋灵敏一点的百姓向他索要,他就把那十五年废票改为十九年,十九年的改为二十年”,以此搪塞,欺骗乡民。(47) 

       
       其二,“外柜”代完。本期湖北田赋征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自封投柜”,即粮户直接到粮柜完税,以减少中间盘剥。然而这种交税方式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呢?如在江陵县,一般征收生与当地流氓地痞勾结,乘农民赴柜完纳之际,利用农民老实无知,在外招揽代完(俗称“外柜”),从中浮收,而粮柜上的征收生,对农民迳赴柜上完纳者,又多方挑剔,故意为难,使农民感到困难,不得不请“外柜”代办,以期速了。(48) 
       从而形成粮柜和“外柜”内外结合,对农民进行盘剥。“自封投柜”的原则也就有名无实。
       
       其三,私征积财,藉财护弊。如广济县在1930年设立武穴分柜,随即印出红券5500张,未及开征,武穴被红军占领,而该柜征收主任吴青云等私藏红券,却“捏报抄毁”,后县市秩序恢复,即以此券私征,得洋一万元。吴青云除买田外,还联络征收生吴云卿等利用此款成立“孔韩会”,筹集“会金”,预为将来“犯科”收押后的动作金。后吴青云等被控收押,就是用“会金”运作出来的,并官复原职。(49) 

       
       其四,报灾取巧,即利用省政府对受灾地区实行田赋减免或缓征的政策,经征人员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法从中渔利。如潜江县的柴西、七里、棠梨合称三院,1931年、1932年三院受灾,县政府上报省财政厅“蠲免”三院的田赋并获核准。但该县县长李枢在1933年仍“令差役,督同保甲”,强征三院前二年的田赋,否则“以抗粮不完为题,枷锁到县”。(50) 
       由此可见,县政府上报的蠲免,只是为了向省里少交税款,实际仍然在征收。所谓的“蠲免”,农民并没有得到任何实惠。


      5楼2008-01-06 15:33
      回复
        其五,县政府擅自增加田赋附加。以前人们在谈到田赋征收中的舞弊现象时,大多只关注到征收员吏的个体行为,而忽略县政府的集体行为。笔者认为县政府擅自增加田赋附加,加重农民负担,也是一种舞弊行为。只不过这时舞弊主体由“个体”转化为“集体”,舞弊的方式由秘密转为公开罢了。本期湖北各县政府擅自增加田赋附加是一种常事。如均县政府在编制1934年度岁入预算时,确定全县田赋每亩征收正附税捐0.365元,而该县政府却在1934年12月强行将赋率改为每亩征收正附税捐0.49元。(51) 
         这就使得每亩田赋无形增加0.125元的负担。随后县民李亚强等控告到财政部,要求按岁入预算标准征收。财政部长孔祥熙批示该县政府“自不得于预算外擅自加征”,并要求湖北省政府切实查明。(52) 
         但湖北省财政厅却以该县田赋附加改率,是由该区专员召集各县县长会议商定,财政厅备案为由,驳回李亚强等人上诉。最后是均县政府仍照改率征收。(53) 
         由此可见,法令和政策的规定,是抵不过地方政府的“集体”决定,山高皇帝远,中央政府也奈何不得。所以笔者认为这种集体行为舞弊更胜于个体行为舞弊,因为它的受害面更大。
         
         由是可看出,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田赋征收过中的舞弊手段是花样百出,就舞弊主体而言,既有员吏的个体行为,也有政府的集体行为。他们在田赋征收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于公有济,于民无扰”的目标。
         
         综上所述,本期湖北田赋征收是以县为地域单位,其征收队伍大致由两个层次五类人员构成。其中,县长为一县田赋征收的最高领导者和管理者;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从理论上讲,各级田赋征收人员,应该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田赋政策的传导者,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田赋征收目标的完成者,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一种联系纽带。然而各级田赋征收人员在实际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从而无法承担起“传导者”、“完成者”和“纽带”的角色。其最终结果必然造成农民实际田赋负担的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因此,能否有效地整顿田赋征收队伍、革除田赋征收中的弊端就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的稳定。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指导项目《民国时期湖北农民负担研究》(项目编号:2004d23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财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81—82页。田赋征收处,在1933年前称粮柜,1933年改名为钱粮总柜,1936年撤销钱粮总柜,改设税捐经征处,其职权得到扩大。
         
         ②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征收田赋暂行章程施行细则》(1933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LS19—2—2408。
         ③黄继贤:《近年各省承粮田地亩额及田赋之额征与实收》,《经济学年刊》1937年第9期。
         
         ④湖北省政府:《为饬催征欠赋规定办法六项仰遵照办理由》(1936年9月11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412。
         
         ⑤《黄冈民众代表雷勉平等电呈黄冈县长朱峙三重出粮票剥夺人民恳请查撤惩办以儆效尤电》(1934年6月21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66。
         
         ⑥赵钜恩:《湖北财政厅实习报告》,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80545—80549页。
         
         ⑦傅莘耕:《匪区土地处理条例之立法意义及实施成绩的观测》,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7499页。
         
         ⑧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结构与人事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⑨湖北省政府:《关于湖北安陆县长吕学楷贪污渎职的材料及处理情形》(1933—1934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3—2676。
         
         ⑩湖北省财政厅:《为呈报多宝湾钱粮分柜征收主任董凌云卷款潜逃请电令京山县长赔偿税款及缉拿该主任归案法办由》(1933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12。
         
         (11)湖北省财政厅:《奉令以据京山县财务委员会等电为京山县多宝湾钱粮柜征收主任董凌云卷款潜逃一案办理情形由》(1933年7月31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12。
         
         (12)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征收田赋暂行章程施行细则》(1933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408。
         
         (13)邹子珍:《为拟具区署兼征田赋办法草案乞鉴核采择由》(1935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408。
         
         (14)雷啸岑:《呈明江陵县钱柜浮收积弊及拿办作恶最甚之征收主任、征收生及拟定今后整理办法乞核示遵由》(1934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66。
         
         (15)雷啸岑:《呈明江陵县钱柜浮收积弊及拿办作恶最甚之征收主任、征收生及拟定今后整理办法乞核示遵由》(1934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5—4366。
         (16)湖北省财政厅:《湖北县政概况》,汉口国华印务公司1934年版,第50、489页。
         (17)湖北省财政厅:《湖北县政概况》,第1067页。
         (18)湖北省财政厅:《湖北县政概况》,第332—333页。
         (19)湖北省财政厅:《湖北县政概况》,第629页。
         (20)湖北省财政厅:《湖北县政概况》,第407—408页。
         (21)湖北省财政厅:《湖北县政概况》,第388页。
         
         (22)湖北省财政厅:《为饬催征欠赋规定办法六项仰遵照办理具报由》(1937年2月2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LS19—2—2413。
         (23)石西民:《我国田赋的积弊与整理》,《中国农村》1936年第11期。
         (24)湖北省财政厅:《湖北县政概况》,第1067页。
         (25)湖北省财政厅:《湖北县政概况》,第408页。
         (26)孙晓村:《中国田赋的征收》,《〈中国农村〉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6—367页。
         (27)陈钧、张元俊等主编:《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8页。
         (28)湖北省财政厅:《湖北县政概况》,第988—989页。


        6楼2008-01-06 15:34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