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巴黎沙龙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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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巴黎沙龙指南
撰文:阿狸狸
(刊于《生活月刊》)
刚从巴黎回来的德利斯太太脸上阴云密布,她是专程从去雅克·杜塞[1]的时装屋做裙子的,可当在赛马会再度遇见杜塞时,“这个势力鬼!”晨间她向我的父亲抱怨道,“假装没看见我向他走过去,赶紧转身去吻马蒂尔德公主[2]旁边那个小姑娘的手。”当然,这个不甚愉快的小插曲后来在她的朋友面前被巧妙地遗忘了,谈论更多的是巴黎流行什么,以及她带回来的整整两箱衣服在波城[3]风光了整个夏天,至今我都还记得母亲系着浅色丝带披风、顶着似乎会把眼睛遮住的帽子,让人牵着我跟着她,估摸着时间最后一个出现在别人家的客厅,好把穿脱的仪式在众人面前彻底展现一番,反正那个夏天她是不爱抱我的,大概是怕我揉皱了衣裳;另外一个话题是若有若无地提起我的一个从未谋面的舅舅安托万,据说在巴黎混得很开,认得很多贵族,母亲以他为豪。
我们家是在欧仁妮皇后[4]逃走那年发的财,做布料生意,然后又买了好几块地。不过我的母亲却自诩“第二帝国派”。
上中学的时候,母亲病逝了,父亲在缺乏女主人的夜里,逐渐培养出对阿马尼亚克烧酒[5]的强烈热爱,并且越来越贪杯。到了我不幸被抽中去服三年兵役的那年,离家前仔细瞅了瞅他,嗜酒的习惯令他的鼻子扩大了三倍,面颊逐渐像葡萄叶一样,红里带紫经脉分明,还长出许多白色毫毛,他整个人像一盏耗油的旧油灯,只有那两只眼睛,就算喝醉了也很精神,多亏于此,我们家的生意一点没有蚀本。我走前一晚他皱眉瞪我,对我手里捏着的费加罗报副刊突然暴躁起来:“小子像个娘们似的!”我想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像母亲的缘故。
去服兵役的时候,我几乎没想过家,也没和父亲通过信,姑姨们给我写信的时候倒是转述了父亲对我说的一句话,父亲的大意是:不要像你母亲那样说个不停。每逢你想评价的时候,先记得你自己的身份。”
这话起先令我气愤,后来明白过来,他的意思应该远远不止那一句。这倒帮助我养成一种不多话、有所保留的性格,在三年士官生的日子里,总有人愿意和我说说隐私,我分析是因为这个特点在正常的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心理不健全的人很快就会觉察并且抓住不放。一开始走得热乎的小团体很容易闹出许多事故,原本小团体有很明显的壁垒,和外面的世界一样,贵族同贵族,布尔乔亚和布尔乔亚,逐渐两边我都交了朋友。不过当我试图把保罗·阿利亚介绍给了吕西安·德·默尔瑟夫[6],彼此问候之后,他们似乎立刻对对方产生了反感。保罗只喜欢毕加索、黑人艺术、马蒂斯、小风笛舞会、马戏、博览会和埃菲尔铁塔;吕西安对这些呲之以鼻,他喜欢法朗士、莫里斯·伊万(Maurice Yvain,作曲家)、雷纳尔多·哈恩(Raynaldo Hahn,作曲家)、菲利普·德·拉兹罗(Philippe de lazzlo,匈牙利裔画家),刚开业的福盖咖啡馆、克拉利吉酒店的茶。我则两边都各有喜欢的地方。
三年穿骑兵服的生活对我的另一个好处是,原本的男子气不足身材羸弱都根治了,现在走路像在马上一样傲慢,上唇的胡髭也长出来了,在吕西安的指导下修得很时髦,再加上晒黑了皮肤,本身长得偏母亲额秀气,就挺受小姐们欢迎。保罗在我洋洋自得的时候,倒是对我突如其来的魅力发表了一番言论……他私下里评价吕西安那两个对我有点意思的堂妹,说她们全家还剩下来的也就是自己的姓氏了,肉食动物,只想靠结婚发财。他这个人在讽刺贵族的时候总是不乏新意,我把肉食动物这个词记在当晚的日记上。第三件好处就是我开始舞文弄墨,为骑兵队的新闻小报和驻地报纸写过一连串模仿报纸头版口吻的社论。离开军营后渺茫的前途,这些大概能有些用吧,反正我那段时间突然做起梦来,头脑里萌发了二十年都没有的野心。
1902年冬季退伍回家,提到自己要去巴黎闯荡,父亲同意提供我一年的费用。他穿着三年那件似绿非绿的丝绒背心和丝绒长裤,披着褐色长褛,带着酒气,特意为我翻出巴黎的安托万舅舅与母亲通过的最后一封信。他嘟嘟囔囔地提到,母亲弥留时他派了个人往巴黎送信,可是那位没有跟着回来,只有一封短信。
亲爱的弗朗西斯[7]:这封信使我万分震惊,许我必前来探访,可目前事务缠身无法推脱,过一些时候若有我出力之处敬请吩咐,保重!保重!弗朗西斯,请照顾好我的好妹妹。
爱你们的 安托万
签名非常潦草,所有做医生的在医学院大概都会学怎么写鬼画符,安托万舅舅是个牙医。我翻来覆去看了那张短信,心里和父亲一样升起一股子波城人的傲气,父亲话不多,意思我还是懂的。信的地址是奥斯曼大街。以上我对这位没见过的亲人所有的了解。
几经耽搁,在春季快结束的时候我到了巴黎。保罗来火车站接我,他居然敢戴软呢帽出门,不过他帮我找了个舒适的公寓,价格和品味都不差,方便我去政治学院[8]听课。在他带我出去鬼混前,我给安托万舅舅和吕西安都递了信,当然,给舅舅写的措辞更严谨些,几乎到翻查字典的地步。晚饭后我拉着他兜圈子去奥斯曼大道靠近波艾蒂街的地方,在街对面找到了舅舅家的门牌号,二层楼的仿巴洛克建筑凹进去的侧边,甚至有个大概只能直着站一个人的小院子贴在人行道上,一块铜质小牌子上在栅栏侧边标注了“布拉姆医生府邸”。保罗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建议道我去见识下小风笛舞会。
小风笛舞会像卡西诺剧团的舞台那样,昏黄的灯光聚在木头地板,我们到的时候好几对跳舞的人把手放在舞伴的腰部,小拇指微微翘起,仿佛舞伴是个茶托。舞厅里的姑娘们一边喝泡着樱桃的酒一边跟着重复旋律唱起来。我们坐在一张脏兮兮的长凳上,保罗叫我和他一起跳,我们俩像没有女人的下等人那样肆无忌惮地跳起来了,空气里烟雾弥漫,我开始头晕,这酒劲不小,后来手上经过了好几个女人,女孩们咯咯的笑声、矫揉造作的姿势在我周围膨胀。保罗大声叫我看舞池里的另外一对小伙子,“应该不止是舞伴。”他说。我想起母亲讲过我们家远方亲戚和自己园丁在一起的传闻。“改天一起午饭吧。”我俩踉踉跄跄离开的时候我对他说。
……我把保罗塞上了马车,为他付了钱,可能付了一张大钞票。
尽管如此,巴黎依然是世界上最难让人失望的城市。
我半明半昧地躺在公寓的新床上时,夜色转亮,一种水一样的蓝色。勉强自己喝了点冷牛奶,我的耳朵里尽是烟雾和音乐。终于,街道开始苏醒,楼下开关门的回响,报纸塞入门缝的声音,管道里波咯波咯的水声。我终于睡着了。
醒时接近中午,早晨大概起过雾,外面湿泱泱的。新雇的芬兰女佣来了,我披上晨褛,试图和她解释了我要柠檬,接着我看到报纸上面的小信封,上面有个印刷精致的烫金体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