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府志》和《历朝立庙致祠实迹》记载：“轩辕氏祀地祗扫地为坛于睢上，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 意思是说：轩辕黄帝祭祀地修筑坛场于睢上

《蒲州府志》和《历朝立庙致祠实迹》记载：“[url]http://轩辕氏[/url]祀地祗扫地为坛于睢上，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 意思是说：[url]http:/

3、宋真宗二圣配飨祀后土 　　第一，后土祠大规模的扩建
　　从汉武帝建后土祠到宋朝真宗时已历经了1000多年，这期间虽有唐玄宗时的修建，但经过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多有荒废。宋真宗赵恒时已天下太平，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据史料记载，首都卞京（今开封市）的居住人口就有上百万，据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与许多国家有通商关系。按着中国的传统，“盛世修志”，“族兴建祠”。这时的宋真宗也把“修志”、“建祠”祭祖摆在了重要日程。
　　宋真宗首先主持编写了《黄帝本纪》一书，把此前有关黄帝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归纳和整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他们赵氏家族的祖先一直追溯到黄帝和后土女娲时期，借以证明他们是后土女娲和轩辕黄帝的后裔，是龙脉相传的“真龙天子”。为此，宋真宗还故弄玄虚，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 　　“夜有神人自空而降，奏曰：‘臣乃上天持符使者，玉帝有教敕，后八日有圣祖轩辕降于宫阙’。言讫而去。帝次日与群臣议之，洒扫官室，设祭礼。至日，圣降于延恩殿，帝拜于前。圣曰：‘吾往昔人皇氏也，其后为轩辕，即汝赵宗之始祖也。吾以汝善修国政，抚育下民而来’。言讫，圣升天也，帝大异之。圣降之迹山存，天香未散。群臣贺曰：‘殿下圣德所感，圣祖降于宫阙’。帝昭天下梵宫，并建圣祖宝殿。” 　　这就明白无误的告诉人们，赵氏宗族的始祖是“人皇氏”，即女娲，其后为轩辕黄帝。既然如此，扩建后土祠，效法历代帝王祭祀后土就成为忠孝之举了。
　　于是宋真宗下令大规模扩建后土祠。据金代天会十五年刻制的后土祠庙貌图看，占地面积约999亩，是现存后土祠面积的25倍。十进院落，各种大型建筑20多处，史称：“规模壮丽，同于王室”，为“海内祠庙之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付熹年院士曾根据金代碑刻图重新绘制了《北宋汾阴后土祠鸟瞰图》，从图上看规模宏大、气势壮观，让人为之赞叹，不愧为“中华祖祠”，不愧为“祠庙之冠”。
　　据《荣河县志》记载，当时仅修路就动用士兵5000之众，可想工程规模之大。祠内的装饰、雕塑、石刻、铸铁以及祭祀用的各种祭器、祭品的档次、规格很高，更难以数记。仅就用于顶焚炉之具的几个铁人就非常高大，有后人赞曰： 　　“汾阴宝鼎，堪为汝羡，蒲坂铁牛，堪为汝伴。” 　　在这里把这些铁人能和汉武帝时得到的大鼎、和唐开元年间倾全国冶铁量的三分之一铸造的每个都在70吨以上的八个大铁牛相提并论，可以想见这些祭器的分量和价值。
　　还有资料显示，宋真宗曾三次到后土祠祭祀。其中有一次，携皇妃和群臣在这里住了一年多，直到皇妃生下太子后才回京城，这里几乎成了宋真宗的陪都。 　　第二，“二圣”配飨突显祭祖内涵
　　在宋真宗大规模扩建后土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至今还保存在后土祠内的，宋真宗亲自攥文、亲笔书丹的《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此碑高7尺6寸，宽两丈1尺4寸，由五块大石组合而成，碑两旁有石柱为边，上刻“博古花卉”，碑帽高一尺五寸，形如云彩，中间突出，高三尺，宽约五尺，横额上篆书“汾阴二圣配飨之铭”八个大字。碑刻全文1365个字，是一块特大型的御制御书碑。
　　这块历经近千年的石碑，我们且不说它的文物和艺术价值，单就它的宽大和内容对研究历代帝王祭祀后土圣母的情况就极为难得，特别是标明了“二圣配飨”，这就明确的告诉人们，宋真宗在这里的祭祀后土是作为祖先来祭祀的。宋真宗把他伯父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父亲宋太宗赵光义作为远古先祖的配飨同祭，更突显了后土祠是祭祖圣地之内涵。
　　碑的主要内容首先说明了宋真宗他本人是“缅观旧史，历览前王”，他们都曾在这里祭祀后土圣母，祭祀祖宗的神灵，现在他也效法前王这样做，并深信这样作了，就能“祈福来同”。他还列举了汉武帝、唐玄宗祭祀后土时先后得鼎的瑞兆，认定汾阴脽上是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几千年来祭祀活动之所以经久不衰，证明祖宗神灵的灵验，也近而表达了他的虔诚。
　　其次，是为“二圣”即宋太祖、宋太宗歌功颂德。认为赵家得天下是“迫天意，顺人心”的，把“二圣”在后土祠配飨，享受帝王宗祠之祭是应该的。配飨，亦称配享或附祭，专指新去世的帝王与其先祖共享祭祀之意，宋真宗把他伯父和他父亲放在后土祠配飨十分清楚地说明，他已完全把后土圣母看成是自己的始祖。
　　还有，碑文中描述祭祀后土圣母的宏大场面，当然也不会忘记对宋真宗本人的功绩作一番表白，这对我们了解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以及祭祀活动的历史背景是很有意义的。
　　碑文最后一方面是宋真宗祈盼后土圣母“继庆灵”，“达眷佑”，佑助自己的子孙和臣民，另一方面“刊乐石、镂信辞”，“昭锡类之仁，传乎不朽”。也就是说在此立碑刻石的目的，意在昭示后世子孙和臣民，永不忘祖。
　　宋真宗还依据“荣光溢河”的祥瑞之光，出于后土祠旁的黄河岸边为由，象汉武帝得鼎改年号、唐玄宗得鼎改县名的作法一样，改宝鼎县为荣河县。使原本就充满神奇的这块土地更增加了几分神秘色彩和祭祖圣地的光环。 　　第三，宋真宗留下的宝贵财富
　　南宋时万荣属金国辖地，金章宗完颜璟和元世祖忽必烈，虽未亲自祭祀后土，但都曾专门派遣官员到后土祠祭祀，当然祭祀规模远不能和以前相比了。
　　明、清两代由于都城距万荣后土祠路途遥远祭祀不便，在明永乐年间皇帝朱棣没有忘记祭祖。在北京设“社稷坛”进行祭祀，以求得江山永固。在嘉庆年间又改设“地坛”，后又设“天坛”。明清两代的诸位皇帝虽没有到后土祠祭祀但在北京城内的天地坛年年祭祀，实际是到后土祠祭祀的承继。一直到清末，地坛、天坛都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皇天后土的专用场所。
　　这个时期万荣后土祠皇家的祭祀活动停止了，但地方官府和民间的祭祀活动则一直没有间断。尽管如此，后土祠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埋没在民间已近千年。
　　后土祠现存的建筑是清同治年间的县令戴汝珍组织捐资所建，它的规模仅是宋真宗时的二十五分之一，昔日的皇家风范和气魄已经看不见了，但好在保存下了宋真宗亲自攥文、亲笔书丹的《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保存下了金代绘制的宋代的后土祠庙貌图石刻碑，保存了元代《秋风辞》石刻碑等。这些文物历经劫难得以保存，实属不易，更加弥足珍贵。今天我们站在这祭祖圣地，面对沧桑变化，又引起我们多少联想和追思！
　　黄帝时的扫地坛，汉武帝时的后土祠，因年代久远，黄河水患，加之史料记载不详，已难以追寻，但宋真宗大规模扩建后土祠则有据可考，特别是他的庙貌图和御制碑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最近，笔者从一位收藏者那里看到了与《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同时刻制的《汾阴坛颂》碑的拓片。碑文由宋真宗的宰相王旦撰写，由翰林院侍道（专门为皇帝起草文稿的官）北宋名书法家之一的尹熙古书丹。从拓片上看，碑体宽大，有2900余字。文中详细记载了后土祠的古今变迁。当时，很可能与《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分左右矗立在祭祀大殿的两旁，可惜这块碑以及其它许多文物已无踪影，无处找寻了。
　　从黄帝“扫地为坛”祭祖以来，祭祀后土的活动几乎贯穿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史，这中间尤以黄帝建扫地坛，汉武帝修后土祠，宋真宗扩建后土祠最突出，可以说是祭祀活动的三个高峰期。
在人类发展的文明史上，经历了后——王——帝的时代，与此相伴随，在人们的祭祖活动中，也经历了人（祖）——人神合一（祖宗神）——神（天地神）的阶段。但在祭神的同时也包含着祭人的成分，因祭天地神灵是从原始祭祖或祭祖宗神而来的。这一点我们和西方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东方的神都是人造的，几乎所有的神都能从人那里找到原形。在中国，天地间的万物都是伟人创造的，如女娲氏、伏羲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以及东方大帝轩辕氏等等。西方则不同，西方的人是神造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追寻到神那里。追寻到创造宇宙一切的高高在上的万能之神“上帝”。所以，我们东方的神话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因而也更具生命力。
　　现代科技手段揭示，现代人类在远古时期可能有着共同的祖先，特别是在某特定地区的某一族群的祖先有可能是共同的。目前，DNA遗传基因检测证明，人类的历史就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每个孩子的基因组几乎完全是父母共同制造出来的遗传物质的混合体。基因组中只有两部分是单纯遗传自父方或母方的；Y染色体（父亲传给儿子）和线粒体DNA（母亲传给儿女）。偶然的基因序列排列错误或基因突变会产生独特的基因序列，这便构成了家系的标志——它不仅与父系或母系祖先有关，还与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有关。人类遗传学家发现世界上40%的德系犹太人，源自4名妇女。还有报道说西欧人源自7名妇女。他们还宣布，通过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又追溯到最早的女性生活在15万至20万年前，最早的男性生活在6万至10万年前。⑧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现代科学手段已经有可能对远古人类的生活有所追寻。
　　如此说来，中华民族从黄帝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祭祀后土圣母的活动是有道理的。我们现代中国人源自远古母系社会的一位或数位后土圣母，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I

   后土圣母是中华最古之祖，土地最尊之神；后土祠又是海内祠庙之冠，北京天坛之源。它作为华夏根祖文化的源头，已越来越显现出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据祠中保存完好的《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记和《蒲州府记》记载，“轩辕氏祀地祈扫地为坛于睢上，二帝八员有司，三王泽岁举”。到汉代，进而形成制度，每三年皇帝都要来这里举行一次大祀。汉武帝刘彻时更是东岳封禅，汾阴祀   后土祠
土，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扩建汾阴后土祠，定为国家祠庙，作为巡行之地。他一生曾六次祭祀后土，仪式隆重无比，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赋《秋风辞》。汉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和东汉光武帝等先后来此祭祀达11次之多。唐时，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年间三次来此祭祀，并扩建祠庙。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四年也来此祭祀，为这次祭祀活动，拨款对后土祠进行了修葺，并御制御书了《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从汉代至宋代历朝皇帝先后24次在万荣汾阴祭祀后土。明清时皇帝祭祀后土的仪式，迁徙于北京天坛。      后土祠的原址在汾阴上，汾阴是一条背汾带河的长形高地，长四五里，广二里多，高十余丈。汉武帝所立的后土祠就在这里，汉代的几位皇帝和唐玄宗、宋真宗率领文武百官都是在这里顶礼膜拜。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黄河干流向东摆动，汾阴被黄河侵蚀，汾阴上的后土祠受到洪流的威胁，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到明万历末年，后土祠只得往东移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黄河水决，后土祠内的建筑大部分被黄河冲毁，只留下秋风楼和门殿。康熙元年（1662年），黄河再决，连秋风楼也一同淹没于黄河中。康熙二年，后土祠移地重建于今庙前村北。同治六年（1867年），后土祠再次被黄河冲毁。同治九年（1870年），后土祠再次移建于庙前村北的高崖上，一直留存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      现存的后土祠，东西宽105米，南北长240米，占地面积25286平方米。祠内现存   后土祠
建筑有山门、舞台、献殿、正殿、东西五虎殿、秋风楼等，布局严谨，结构合理。和唐宋时期相比，现存的后土祠规模要逊色不少，但仍不失为一处庞大而辉煌的古代祠庙建筑群。祠内的正殿、献殿，建筑工艺精巧，光彩夺目，是祠内建筑的精华。祠内的舞台由三座舞台前后联缀布列，形成“品”字形格局，为全国独例，至为珍贵。秋风楼位于正殿之后，因藏有汉武帝《秋风辞》碑刻而得名。楼高32.6米，下部为一高大的台基，东西穿通。楼分三层，四周回廊。楼身比例适度，檐下斗拱结构古朴精美，形制巍峨劲秀，为现存古建筑中罕见的珍品。祠内保存的宋代碑刻《汾阴二圣配飨铭》，是由宋真宗亲自撰写并书丹的碑刻，中国古代由皇帝书丹的碑刻并不多见，因而此碑是中国古代名碑之一。正是由于后土祠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1996年，国务院确定万荣后土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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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阴原有轩辕黄帝扫地坛。汉时的后土庙貌不得详知。据《蒲州府志》云：“《三辅黄图》载：‘汾阴有万岁宫，武帝祀后土时作。’”唐开元十一年修庙，“规模壮丽，同于王室”。建有奉脽宫。宋开宝九年，徙庙稍南。宋大中祥符四年，在后土庙侧建有朝脽台、太宁宫，宫中建有穆清殿。宋真宗在此接见群臣朝贺。又建元宁亭，以登高远眺黄河、吕梁。
宋真宗祭祀后土时，在此御制了《汾阴二圣配飨铭》碑，并铸了四个铁人，各高六尺，置放配飨铭碑前，用为“顶焚炉之具”。到明末，河水数涨，县人惧怕，言于官，云铁人能镇水患，将其移到县城西门外侧，作为镇河之物，后没于泥沙。(摘自《纵横山西》)

西五虎殿，堂内供奉着三国时期蜀国的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五位战将骁勇忠烈，威震华夏，关圣大帝就是财神的象征，关帝庙在全球华人居住的地方到处可见。关公的威名，已载入华夏史册。在河东解州的关庙里，关公已成为中华民族和海内外华裔祭拜的偶像。这个殿堂的门联是：在世扶蜀五虎将；归天护脽一殿神。
这样勇猛的10员虎将，这样级别的保护大神，只有在后土祠里的东、西五虎殿才能供奉，只有后土娘娘才能指挥调遣。此为三绝也。
四绝：萧墙碑
　　后土祠的东北隅，有一座碑廊，内树北宋时期宋真宗赵恒在祭祀后土时亲自撰文书写的《汾阴二圣配飨铭》碑，俗称萧墙碑。这座碑高2.25米，宽7.14米，由5块石碑组合而成，碑两旁镶有石柱为边，上刻“博古花卉”，碑帽高一尺五寸，形如云彩，中间突出，高三尺，宽约五尺，横额上纂书“汾阴二圣配飨之铭”8个大字，碑文共1365字，内容是真宗谈其继承先代帝王郊祀后土之先例、亲率官员祭祀的经过。同时称颂伯父宋太祖、父亲宋太宗功高德隆，配享后土祠，分享后代祭祀香火。
萧墙碑由宋真宗亲自撰文、书丹。宝贵的历史资料，珍贵的书法作品，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此乃后土祠四绝也。
五绝：秋风辞
　　汉武帝在其晚年的一个秋天，踌躇满志，率领文武大臣、侍从嫔妃，乘坐双层楼船从夏阳东渡黄河至汾水，来万荣后土祠祭拜时，挥毫写下了千古绝唱《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里赞誉说：“武帝词华，实为独绝。自作秋风辞，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现存汉武帝诗赋共七首，其中《秋风辞》和《宝鼎之歌》两首是他来后土祠时所作。
　　秋风楼以藏《秋风辞》碑刻闻名于世，也因《秋风辞》而得名。在秋风楼的二层，有清同治十三年刻制的纂体《秋风辞》。在三层，置放着元代至元八年镌刻的《秋风辞》楷书碑。碑高0.58米，宽0.73米，实属三晋名碑。此为后土祠五绝也。
六绝：扫地坛
　　打开秋风楼两扇浑厚的大门，“扫地坛”三字立即映入眼帘。这就是轩辕扫地坛祭祀后土时留下的著名历史遗迹。
所谓“坛”，就是用黄土堆积而成，高出地面的台基。在古代，坛是祭祀的活动场所。五千年前，轩辕黄帝来到脽上，扫地为坛，燃起干柴祭祀，徐徐的烟雾升向空中，此为柴祭。远古时候，还有水祭。有年，轩辕来到扫地坛，掘一方池，放满清水，在池旁默默祷告，让祈愿随水漫漫渗到大地母亲的怀中。这两种祭祀方法体现了华夏儿女对圣母虔诚之极的钦敬之心。
　　因为黄河历次冲刷，扫地坛曾经两次移地重修。现存的扫地坛，是清同治九年（1870年）移建重修在秋风楼下的。坛高3.65米，长16.35米，宽17.35米，是后土祠里的第六绝。
　　神秘奥妙的后土祠六绝，把宏伟豪华的古祠，烘托得庄严肃穆，神采奕奕。浑厚朴实的人文景观和丰富深远的文化内涵，让游人心旷神怡，遐想万千……


萧墙碑
该碑为宋真宗赵恒亲自撰文亲笔书写，距今1000余年，是山西省名碑之一，为后土祠镇祠之宝。全碑共五块，1365个字。碑名“汾阴二圣配飨之铭”意指他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光义迫天意顺民心一统天下，故置祠内配飨香火。此碑原立于宋真宗宝鼎行宫门外，官员觐见帝王时要在碑前整理衣冠及思路，故名萧墙碑。

   后土圣母是中华最古之祖，土地最尊之神；后土祠又是海内祠庙之冠，北京天坛之源。它作为华夏根祖文化的源头，已越来越显现出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据祠中保存完好的《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记和《蒲州府记》记载，“轩辕氏祀地祈扫地为坛于睢上，二帝八员有司，三王泽岁举”。到汉代，进而形成制度，每三年皇帝都要来这里举行一次大祀。汉武帝刘彻时更是东岳封禅，汾阴祀   后土祠
土，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扩建汾阴后土祠，定为国家祠庙，作为巡行之地。他一生曾六次祭祀后土，仪式隆重无比，在此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赋《秋风辞》。汉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和东汉光武帝等先后来此祭祀达11次之多。唐时，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年间三次来此祭祀，并扩建祠庙。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四年也来此祭祀，为这次祭祀活动，拨款对后土祠进行了修葺，并御制御书了《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从汉代至宋代历朝皇帝先后24次在万荣汾阴祭祀后土。明清时皇帝祭祀后土的仪式，迁徙于北京天坛。      后土祠的原址在汾阴上，汾阴是一条背汾带河的长形高地，长四五里，广二里多，高十余丈。汉武帝所立的后土祠就在这里，汉代的几位皇帝和唐玄宗、宋真宗率领文武百官都是在这里顶礼膜拜。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黄河干流向东摆动，汾阴被黄河侵蚀，汾阴上的后土祠受到洪流的威胁，随时有被淹没的危险。到明万历末年，后土祠只得往东移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黄河水决，后土祠内的建筑大部分被黄河冲毁，只留下秋风楼和门殿。康熙元年（1662年），黄河再决，连秋风楼也一同淹没于黄河中。康熙二年，后土祠移地重建于今庙前村北。同治六年（1867年），后土祠再次被黄河冲毁。同治九年（1870年），后土祠再次移建于庙前村北的高崖上，一直留存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      现存的后土祠，东西宽105米，南北长240米，占地面积25286平方米。祠内现存   后土祠
建筑有山门、舞台、献殿、正殿、东西五虎殿、秋风楼等，布局严谨，结构合理。和唐宋时期相比，现存的后土祠规模要逊色不少，但仍不失为一处庞大而辉煌的古代祠庙建筑群。祠内的正殿、献殿，建筑工艺精巧，光彩夺目，是祠内建筑的精华。祠内的舞台由三座舞台前后联缀布列，形成“品”字形格局，为全国独例，至为珍贵。秋风楼位于正殿之后，因藏有汉武帝《秋风辞》碑刻而得名。楼高32.6米，下部为一高大的台基，东西穿通。楼分三层，四周回廊。楼身比例适度，檐下斗拱结构古朴精美，形制巍峨劲秀，为现存古建筑中罕见的珍品。祠内保存的宋代碑刻《汾阴二圣配飨铭》，是由宋真宗亲自撰写并书丹的碑刻，中国古代由皇帝书丹的碑刻并不多见，因而此碑是中国古代名碑之一。正是由于后土祠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1996年，国务院确定万荣后土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辑本段历史
     后土祠，是古代帝王祭祀后土———土地之神地皇———华夏始祖女娲氏的处所。在上古时期，祭祀和战争是人们最重视的两件大事，所以《左传·成公十三年》有这样的说法：“国之大事，   后土祠
     在祀与戎。”最初的祭祀对象是“社”，“社”就是土地之神，即后土圣母女娲氏。把女娲敬为土地神，这与女娲氏抟土造人的传说不无关系。从商代开始，祭祀的对象除了“社”之外，又加上“稷”，“稷”就是谷神，即周代的始祖后稷。在先秦的文献中，“社稷”就是国家的同义词，可见人们对土地神和谷神的敬仰程度。      传说轩辕黄帝平定天下，在汾阴扫地设坛，祭祀华夏始祖———圣母女娲氏。尧、舜之时，夏、商、周三代，都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汉文帝派遣官吏在汾阴县的黄河岸边修建后土庙。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在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祭天时，对大臣们说：“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汉书·郊祀志》下同）让大臣们讨论祭祀后土事宜。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建议在汾阴县祭祀后土，汉武帝便“立后土祠于汾阴?上”，率领群臣到汾阴祭祀后土，“亲望拜，如上帝礼。”太史令司马谈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父亲，他的家乡夏阳（今陕西韩城）与汾阴仅一水之隔，他建议汉武帝到汾阴祭祀后土，应当说在汾阴祭祀后土的活动，在汉武帝以前就有很久的历史了。司马谈作为史官，熟悉历史上的祭祀情况和汾阴县的风土人情，所以向汉武帝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汉武帝在祭祀完后土之后，泛舟于河汾之间，同群臣欢宴于船上，极目四望，秋风萧瑟，草木落黄，鸿雁南归，即景生情，吟唱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牎后来，汉武帝又先后五次到汾阴祭祀后土，并在后土祠建造了一座万岁宫，汉宣帝两次到汾阴祭祀后土，汉元帝三次到汾阴祭祀后土。汉成帝初年，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向汉成帝上奏章，认为到汾阴祭祀后土，要“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建议把对后土的祭祀活动改在长安北郊，把祭天的活动改在长安南郊。

古之帝王即位，均要郊祠社、稷。万荣后土祠，是明以前历代帝王祭祀后土的庙宇。据史料记载，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是轩辕黄帝扫地而祭之所。
汉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和东汉光武帝等先后来此祭祀达11次之多。唐时，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年间三次来此祭祀，并扩建祠庙。宋真宗赵桓大中祥符四年也来此祭祀，为这次祭祀活动，拨款对后土祠进行了修葺，并御制御书了《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从汉代至宋代历朝皇帝先后24次在万荣汾阴祭祀后土。
中国最为辉煌的朝代当数强汉盛唐，而这两个朝代中的两位极负盛名的皇帝都对汾阴后土祠有着深厚的感情。文韬武略的汉武帝刘彻曾六次亲临汾阴祭祀后土，在他晚年最后一次到后土祠祭祀时，留下了千古绝唱《秋风辞》。汉武帝脚踏沃土良田，面对浩瀚黄河，感念后土的丰功伟绩，乐极生悲，叹息人生短暂，反映了汉武帝烈士幕年、壮心不已的豪迈情怀
后世的帝王也纷纷效仿，如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光武帝等都曾来这里祭祀后土。创造唐朝“开元盛世”的玄宗李隆基也曾亲临汾阴祭祀后土，并在重建后土祠时喜得两个青铜大鼎，人们对后土的崇拜更加热烈。帝王对后土的祭祀活动发展到宋真宗赵恒时达到了顶峰，宋真宗举行了为期八天的祭祀盛典，亲笔撰文写下了这块《汾阴二圣配飨之铭》萧墙碑，这是万荣后土祠皇家祭祀的最后辉煌。
现庙内明天启年间重刻的金代庙图碑上，记载了宋代以前历朝立庙致祠实迹。该祠在明以前是皇家祭祀圣地，而后属民间祭祀的庙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