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游湖 徐俯〔宋代〕 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 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 春游 陆游〔宋代〕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韩愈〔唐代〕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游春曲二首·其一 王涯〔唐代〕 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 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 诉衷情·春游 陈子龙〔明代〕 小桃枝下试罗裳，蝶粉斗遗香。 玉轮碾平芳草，半面恼

雍陶在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出任简州刺史。简州的治所在阳安（今四川简阳西北）。据说一天雍陶送客到城外情尽桥，向左右问起桥名的由来。回答说：“送迎之地止此。”他听后，很不以为然，随即在桥柱上题了“折柳桥”三字，并写下了这首七言绝句。
这诗即兴而作，直抒胸臆，笔酣墨畅，一气流注。第一句“从来只有情难尽”，即从感情的高峰上泻落。诗人以一种无可置疑的断然口气立论，道出了万事有尽情难尽的真谛。“从来”二字似不经意写出，含蕴却极为丰富，古往今来由友情、爱情织成的种种悲欢离合的故事，无不囊括其中。第二句“何事名为情尽桥”，顺着首句的势头推出。难尽之情犹如洪流淹过桥头，顺势将“情尽桥”三字冲刷而去。
前两句是“破”，后两句是“立”。前两句过后，诗势略一顿挫，好像见到站在桥头的诗人沉吟片刻，很快唱出“自此改名为折柳”的诗句来。折柳赠别，是古代习俗。诗人认为改名为“折柳桥”，最切合人们在此桥送别时的情景了。接着，诗又从“折柳”二字上荡开，生出全诗中最为痛快淋漓，也最富于艺术光彩的末句——“任他离恨一条条”。“离恨”本不可见，诗人却化虚为实，以有形之柳条写无形之情愫，使人想见一个又一个河梁送别的缠绵悱恻的场面。
诗的发脉处在“情难尽”三字。由于“情难尽”，所以要改掉“情尽桥”的名称，改为深情的“折柳桥”；也是由于“情难尽”，所以宁愿他别情伤怀，离恨条条，也胜于以“情尽”名桥之使人不快。“情难尽”这一感情线索贯穿全篇，故给人以一气呵成的和谐的美感。

送客不及
唐代：雍陶
水阔江天两不分，行人两处更相闻。
遥遥已失风帆影，半日虚销指点云。

三、唐代蜀酒文化现象
　　到了唐代，盛世文昌武盛，关于蜀酒的传世文献记载相应多了起来。唐时最重要的蜀酒品种要属春酒。《新唐书》载：“癸未，罢梨园乐工三百人 、剑南贡春酒。”又载：“成都府蜀郡，……土贡：……生春酒。”[6]《旧唐书·德宗本纪下》又载：“剑南岁供春酒十斛，罢之。”[7]成都在唐代属于剑南道，盛产的剑南春酒声名远扬，作为贡品每年上供给皇家享用。中唐时期李肇的《唐国史补》中记载有当时闻名的美酒，包括了“剑南之烧春”。而“春酒”和“生春”及“烧春”是否为同一种酒呢？王赛时先生认为春酒分为“生春”和“烧春”两类，前者是未经加热处理;后者则在“生春”的基础上再经过低温加热杀菌的工序，使酒液可以长期保存。经这种工序加工的酒称“烧酒”。在“烧酒是否就是现代的蒸馏酒（即现代的“白酒”）”这个问题上，学界还有争论。王赛时先生认为“烧酒”并不是今天的蒸馏酒，有一些学者如赵荣光先生则认为其就是现今习惯称之为的“白酒”。
　　唐代诗风鼎盛，众多诗人歌咏之作中经常出现与剑南春酒有关的雅作，如雍陶的“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岑参的“成都春酒香，且用俸钱沽”;还有李商隐的《碧瓦》“歌从雍门学，酒是蜀城烧”。
　　有趣的是，唐代最知名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都与四川有着众所周知的不解之缘。但故乡为四川江油又酷爱豪饮的李白，在其作品里似乎没有留存下蜀酒的印迹。反观杜甫的作品却有关于蜀酒的诸多描述，如《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诗中有“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谢严中丞送乳酒》中有“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拨闷》中有“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醉人”。“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李白，其作品中为何没有留下对蜀酒的记忆呢？龙晦先生指出，杜甫夸赞“浓无敌”的三台酒，很可能就是“剑南春”的开始。其酒味“浓无敌”，可以推断出剑南春酒性烈;而“对于酒精度数高的白酒， 一饮三百杯的李白就吃不消了”[8]。
　　唐代蜀酒品种颇多，除了前文提及的春酒，还有产自成都西北郊郫县的“郫筒酒”，产自汉州的“鹅黄酒”，以“文君当垆”出名的“临邛酒”，以及前引杜甫诗中提及的青城山乳酒和云安曲米春。现今的蜀酒品类大致不出此几类。
　　纵观先秦至唐代的蜀酒历史文化，可以一窥唐以降（图四）直至现今蜀酒在全国独树一帜的主要原因。四川盆地气候环境适宜，盛产酿酒原料，水质优良;同时，酿酒历史悠久，从最初的祭祀用酒到贵族官员宴饮用酒，再到百姓酿酒买酒，由上而下的饮酒之风盛行至今。蜀酒在古代蜀地的社会生活中恒久不变，构成蜀酒独特的文化意义。

送客二首
唐代：雍陶
与君同在少年场，知己萧条壮士伤。
可惜报恩无处所，却提孤剑过咸阳。
行人立马强盘回，别字犹含未忍开。
好去出门休落泪，不如前路早归来。

送客
唐代：雍陶
若论秋思人人苦，最觉愁多客又深。
何况病来惆怅尽，不知争作送君心。

4、联想性意境
　是指发挥想象力将两个本来无关者挽合在一起，将两个互有差异的事物变得类似。这种创造性的融合所产生的新意境，其前提是要在互有差异或并无关联的两个物体之间找到共同之处，才能产生联想，如龚自珍的《寥落》：“青山青史两蹉跎”。青山在此指代诗人出世隐居的消极人生取向，青史代表入世立功的积极生活态度，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凭一个“青”字，诗人将两者挽合到一起，象征自己“谋官谋隐两无成”的尴尬处境。
　这种创造性的融合，往往是通过象征性的比兴来实现的。因为赋体直陈诗意易尽，只有比兴才能含蓄多味。清人方东树云：“正言直述，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人意。托物寓情，形容摹写，反复咏叹，以俟人之自得，所以贵比兴也”（《昭昧詹言》）。也就是说比兴是在托物寓情，是要读者自己从中感发体会，这比直接告诉读者自然要含蓄多味。清代诗人陈沆强调比兴，专门写过一部《诗比兴笺》，但有时也自乱体制，抒情时直用赋体而不用比兴，他的《白石山馆》诗中有这么两句：“顺逆天意何，穷通我自疑”。结果被龚自珍批评“实不工，不如比兴之为愈也”。可见即使意识到比兴的可贵，在实际运用中也不一定得心应手！
　　比兴当然离不开比拟，但比拟的手法也有高下优劣之分，它将决定意境的优劣高下。有这么三首诗，都是运用了比拟手法。
　第一首是施肩吾《观美人》：
漆点双眸鬓绕蝉，长留白雪占胸前。
爱将红袖遮娇笑，往往偷开水上莲。
　第二首是雍陶《送客遥望》：
别远心更苦，遥将目送君。
光华不可见，孤鹤没秋云。
　第三首是崔郊《赠去婢诗》：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第一首用漆比双目，用雪比肤色，用水上莲比美人，皆是以实物比实物，而且皆是常见之物。这种比喻虽然准确形象，但俗套，不够新颖生动。比拟最好是以实喻虚，像前面说到的李煜用江水、春草喻愁，白居易以珍珠、鸟语喻音乐境界。第二首以孤鹤没入秋云来比拟归客远去，使人顿生一股落寞之情。秋云与孤鹤，一大一小，相当悬殊，而且秋云漠漠，富有空间的无限性，能让人展开广漠的想象。但是秋云和鹤，都是实物，还是以实体喻实体，过于坐实缺少灵动。第三首诗是传播人口的佳作，特别是最后两句“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不知感动过多少有类似经历的青年男女。因为它具有普世性，道出了权势、金钱在世俗婚姻中的主宰地位，也道出了无权无势者对此的不平和无奈。其中，侯门如海这一比拟起了关键作用。用大海比拟侯门，不只是象征侯门的气势，更是意味其威严的深不可测。据全唐诗话记载：崔郊爱恋姑母家的婢女，其女不久被卖给连帅于頔。崔郊为此思念不已，忽于寒食节在郊外与此女相遇，崔郊伤感之中写下此诗。于頔读后甚为感动，便将此婢送还崔郊。这段传奇故事也足以证明后两句诗的感人力量！
　清代学者马位在《秋窗随笔》中曾谈到如何在比拟上精益求精。他首先举出的他最喜爱的王维《送沈子福归江东》：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相思”是一种抽象的情感，说相思一路送君，因为没有具体形象，所以不能“状溢目前”，形成不了鲜明的意象。王维将相思比作青青的春色，便具体得多。所以马位认为最后两句写得“一往情深”。但相思为“虚”，春色亦为“虚”，以虚拟虚就像以实拟实一样，后者坐实，缺少灵动，前者则过于虚幻，不够形象。所以明代诗人高启在一首送别诗中将“春色”改为“芳草”，这样来以实拟虚：
怨得身如芳草多，相随千里车前绿。
　芳草本身就是春色的具象，芳草千里，追随归者的车骑。车轮到处，处处是芳草，这是何等盎然的春色！其实，芳草是不能随车骑而前行的，追随归人的是我的情思。这又是进一层的联想。马位在此基础上又作压缩为五言，显得更为洗练：
愿得春草绿，一路送君归。
　　　　　　　　——《送人绝句》
　从比拟的角度来说，马位对于高启，高启对于王维，确实是越来越精益求精。但是，在文学史和人们的口碑中，只记得王维的《送沈子福归江东》。这是因为比拟与创新相比，创新更为重要，王维的“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恰恰是首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