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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自来水 -- 《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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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到过上海,不是现在,有些事情现在的人不知道。 

    确切的日期忘记了,“大事记”有线索,可以推算。1946年6月6日,国民政府蒋介石主席对东北国军下达停战令,我们刚到上海。6月23日,苏北难民殴打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我们正准备离开上海。我们在上海逗留的时日,大致在两大事件之间。逗留南京为了“谒陵”,逗留上海为了等船。解放区当道,关山难越,我们要走海路……

    我们住在黄埔江边的十六铺码头,接近上海著名的大戏院、大百货公司,步行稍北,是更有名的外滩。十六铺码头罗列着非常大的仓库,库房一栋连一栋,一律平顶,好大的仓库!好大的上海!我们在库房里搭地铺,工程师把江水引到门前,我站在库房门口可以看见工人卸货。甚么地方装了扩音喇叭,我坐在库房里可以听见广播电台唱歌。

    踏进上海前经过南京,南京是古城,上海是洋场,南京看古迹,上海看百货,南京官大,上海楼高。南京上海都有柏油路,都有自来水。上海是左翼作家集中射击的箭靶,闸北的工厂,外滩的银行,四马路的妓院,罪恶丛生,黑幕重重。我读过夏衍的《包身工》,老舍的《月牙儿》,茅盾的《子夜区》,也读过一些短篇小说,反抗封建家庭的青年流落上海,跳进黄埔江自杀。做流亡学生的时候唱过“孤岛天堂”:“孤岛是困苦颠连者的地狱,孤岛是醉生梦死者的天堂,”尽是贬词。我一脚踏进上海,觉得上海宽敞清洁,好像不是可怕的地方,马路上人来人往,衣服干干净净,嘴唇红润,眼睛明亮,比华北的乡下人活得安详。 

    我爱自来水,在家乡,饮水多么难,挑水多么苦。曾经看见乡人凿井寻水,昼夜挖掘,结果汗水比井水多。曾经看见山区的居民打水,井深,井绳长,自己挑着水罐,却用一头驴子驮着井绳来去。乡下小媳妇的重担:一是推磨,二是挑水。少林寺小和尚苦修:一是打柴,二是挑水。八路军收揽民心:一是唱歌,一是挑水。大上海神通大,你只消伸出三个指头,轻轻转动龙头的旋钮,清水就哗喇哗喇流出来,要多少有多少,听那哗哗的水声,真有些心疼,几乎流下眼泪。

    我爱柏油路,平坦宽阔,没有坑洞,没有石头,没有牛屎马粪。一眼望不到尽头,房屋和树木都排列两旁,不来阻挡。下雨天想起柏油路的好处,那像家乡的泥巴路,一脚踏下去,泥深淹没到脚脖子,泥水脱掉你的鞋子,脱掉你的袜子,脚上免不了留下伤口。泥水里藏着铁钉子碎玻璃。晴天想起柏油路的好处,太阳光的热度藏在柏油路里,柏油路软软的,隔着你的鞋底轻轻的烫你的脚底板,像针灸一样,某种舒适贯满四肢,那像河南的黄土路,飞沙扬尘,几乎要活埋几个人。忙里偷闲,柏油路上走走,真觉得到了外国。

    我对上帝说,假如可能,我愿意今生永远住在有柏油路和自来水的地方。我对自己说,只要有柏油路和自来水,大概也会有医院、市场、车站、邮局,也会有报摊、书店、学校、教堂,没有医院车站没有书店学校的地方决不会更好。

    那时候、我想做作家,如果做了作家,为了发表和出版方便,为了和同行交往观摩,为了及时得到信息,大概也必需寄生在都市里吧。三十年代,“中国作家的一半”住在上海,鲁迅,徐志摩,郁达夫,郑振铎,施蛰存……国民党元老陈果夫寄居上海,读到左翼作家的作品,发现文艺可以凝聚意识,推动思潮,国民党这才有文艺政策,有文艺运动。这件事影响千万人,后来我也是其中一个。

    必须记下夏丏尊先生,他的《文心》影响了我。这年4月23日,夏先生在在上海逝世,享年岁六十三岁。我到上海读到纪念他的文字,有一则轶事说,每逢闪电打雷的时候,夏先生总是躲在床底下。他随大人一同看戏,台上演出石秀杀嫂的场面,他低下头去等它演完,夏先生去得早,也去得及时,如果长寿,他怎么面对以后现实世界的震撼和杀戮。

    对了,别忘记张爱玲。我在上海读到有关张爱玲的消息。抗战胜利,政府审判汉奸,其中一项叫文化汉奸,张爱玲受到牵连。那年代,左翼批评家把张爱玲的小说贬为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流行故事,大家并不怎么看重她的作品,我那时喜欢看与法律有关的新闻,欣赏张爱玲为自己辩护的经过,基于法律观点,我支持她,一直没忘记她。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张爱玲早己跃居中国现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与鲁迅、沈从文相提并论,压倒茅盾、老舍、巴金。她的语言风格和观察人生的角度,引导许多作家模仿,形成风气,多少人写文章记述她、讨论她,怎么也读不完。我也写过一篇“如此江山待才人”,其中有几句话,当时与众不同,事后多人袭用。


2018-10-23 21:24 广告

    我们到京沪时,日俘日侨犹未遣送完毕,京沪己嗅不到战争气氛,看不到中国受害的痕迹。“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有争议,大屠杀确有其事,(纳粹德国希特勒屠杀六百万犹太人,数字也有争议,大屠杀也是事实。)总得留个万人坑给我们看看,竖个纪念碑给我们读读,怎么会没有。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口一个和尚被殴伤,攻击上海闸北天通庵驻军,打了四十多天,史称一二八战役。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对日抗战正式开打,8月13日,国军五十万将士在上海布成血肉长城,与日军对决,死伤近半,史称淞沪战役,总得有个古战场给我们凭吊一番,怎么也没有。

    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日本,把日本政府的战时档案运到夏威夷,交给夏威夷大学整理,杨觉勇教授主持其事。后来杨教授受新泽西州西东大学罗致,担任亚洲系主任和远东研究院院长,并成立双语教学发展中心,负责编写中文、日文、韩文的教材,我在他指导下做中文编辑。他对我说,日本战时档案极多,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极少,任务极难完成,他曾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建议,他聘用中国的历史学家参加工作,由中国政府资助酬劳,这些来自中国的学者,工作之余寻求中国需要的数据,这些数据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战时国军的贡献、战后日本的赔偿都很重要。国民政府主持对日外交的人答复他,中国对日本不念旧恶,无须搜集这样的资料。

    想想日本的做法:美军用原子弹轰炸广岛,造成空前的破坏与死亡,战后美国协助日本复兴,重建广岛,日本政府精确的记录了广岛受害的程度,特别留下一些废墟和树林残骸,让国人、也让世人触目惊心,日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为之提高。

    那时京沪人士歌舞升平,我们是潮流中的泡沫,浪花怎样、泡沫也怎样。以我而论,南京时只关心大局,到了上海,注意力就分散了,音乐家大力挞伐“黄色歌曲”,引起我的兴趣。

    那时歌曲分“艺术歌曲”和“流行歌曲”,大部份流行歌曲视为「黄色歌曲」。这个名词源自“黄色新闻”。十九世纪,美国出现低级趣味的报纸,用黄色纸张印刷,被称为黄色新闻,延申出黄色歌曲、黄色小说。黄色新闻传播色情,挑动情欲,那么黄色歌曲的涵义不言而喻。甲方说,黄色歌曲就是靡靡之音,就是亡国之音,“乱世之征其词淫”,“亡国之音哀以思”,要不得。乙方说,“悲喜由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心悲苦,故闻乐而悲。”并非亡国之音造成亡国,乃是国家快要亡了、亡国之音出现。丙方说,流行歌曲对上海人没问题,对“内地人”才有问题,所以问题不在歌,在听歌的人。丁方说,歌曲未唱之前,无所谓黄不黄,只有唱出来才有分别,任何一首歌都可能唱成黄色歌曲,即使国歌也在内。那一场争论真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使我“民智大开”。

    战时歌曲音调雄壮,唱法朴拙,伴奏简单,歌词内容偏重国家利益、个人责任,它是密封个人欲念的一把锁;而婉转缠绵的抒情歌曲,正是开锁的钥匙。禁欲主义的苦行训练,把热情的哀愁的曲调、华丽的音乐、一律视为危险品,我们对黄色歌曲闻名已久,怀有戒心。 

    我们进南京的那天,路旁商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歌曲,我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节目报告员介绍,中央广播电台,XGOA,刚才是郎毓秀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以为这就是黄色歌曲,其实中央广播电台那时不播流行歌曲,郎毓秀的节目是艺术歌曲。我坐在十六铺的库房里看报,外面扩音器源源转播民营广播电台的歌唱节目,那才是真正的流行歌曲,我的肌肉为之放松,心情为之柔和,感官为之舒适,享受欲念也为之上升。那时我们对流行歌曲一无所知,“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同伴听了一怔:“她说的是甚么”?另一个同伴回答:“她说的是钱。”依我们的感受,所谓靡靡之音、白光应坐第一把金交椅,也许可以说只有她当之无愧,她一声“何必呢”教人如何不酥软,一个同伴直叫“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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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2楼2006-02-14 13:00
        八年零十一个月以前,抗战发生,我的家乡有了第一架收音机,我第一次听到广播节目,国民党经营的中央广播电台,正播送“义勇军进行曲”,呼号 XGOA,女声,响亮清脆。八年零十一个月以后我到南京,第一次听到广播节目“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呼号XGOA,仍是女声,响亮清脆。这里面有甚么象征意义吗?时代把平时生活变成战时生活,转了一个大弯儿,又把战时生活变回平时生活,人如何在平时生活中仍然保有战时的生活的优点?战后的大上海,除了有人辩论是否限制流行歌曲,还有人辩论是否禁止跳舞,是否劝阻妇女化_,无非都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而已。上海人认为这些辩论真可笑,有人问:“女人不要化妆?难道房子不要粉刷?”一个商人告诉一个军人:“我必须跳舞,正如你必须出操上课。”

        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争论永不停止。“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简直是一排永远射不完的子弹。一九四九年,台北又对“跳舞”发生辩论,那时党营的广播事业迁到台湾,改组为中国广播公司,呼号改成 BED,我总觉得没有旧呼号动听。我考进节目部做数据员,奉命就跳舞问题写一篇对话稿供节目使用。我有从上海学到的辩才和“辩材”,充分呈现正反两面的意见,戛然而止,不作结论,留给听众去裁判。这种写法在当时颇有新意,层峰赏识,把我调到编撰科去写稿,正式成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感谢台北,感谢上海。 

        人人各有所爱,我爱柏油路和自来水,别人爱甚么?倘若能够知道,一定十分有趣,可惜当时不懂民意调查。回想当初,应该有人教导我们怎样承受大都会文明的撞击,可惜完全没有。两年零十一个月以后,中共的解放军进占上海,指导员事先告诉士兵,上海是人民的财产,我们要把它从资本家手里收回来,交还给人民。部队人城以后,看见花花世界,内心的困扰可以减轻。 

        在此之前,解放军先入南京,指导员带士兵游雨花台,指指点点告诉大家,这里曾经是刑场,国民党在这里杀害了无数的革命烈士,雨花石上的红颜色,就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指导员在那儿作诗,把想象当做事实,他也有所本,上级发给他材料。每人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时,他们的上级在做甚么,我们的上级又在做甚么! 

        我们有两个伙伴都姓周,一个比较胖,人称“大周”,一个瘦小,大家管他叫“小周”,他俩并非兄弟,但彼此互相扶持。有一天,我和小周一同上街,他指着头顶上的高楼大厦说:“你看这楼多高多大,那么多窗户。唉,我只要一个窗户,只要有一个窗户是我的!圪”走过几条街,经过银行门外,他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他们怎么这么有钱!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他爱的是钱。


        大周另有所爱,他爱站到百货公司、到茶楼戏院门口看女人。唉,我和大周小周都从关中来,初到上海,我遇见女人抬不起头来。关中女子剪裁衣服,一心遮盖曲线,上海女子剪裁衣服,一心暴露曲线,初来乍见,怎么她好像没穿衣服!关中女子的衣服颜色简单,多半全黑、全灰、全蓝,上海女子的衣服多半花花绿绿,几种颜色设计配搭,日光之下全身发亮。上海女子穿高跟鞋,身体的重心后移,前胸张开挺出,走起路来脚步快,腰肢敢扭敢摆,一身丝绸衣料如同春水,细波轻浪,起伏不定。那年代还没听人说过“肉感”,大周说他己经“感”觉到“肉”。

        关中人论美女,标准是“细皮白肉”。上海女子如张爱玲形容:“肥白如代乳粉的广告”。董桥形容:“睡过午觉洗过澡的女人,彷佛刚蒸出来的春桃包子,红红的胭脂和白白的香粉,都敷上一层汗气。”那时上海流行旗袍,短袖玉臂,衣衩加长提高,露出全部小腿。好来坞影星珍哈露说,小腿是女人最性感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大周比我早熟。她们结拜姐妹,成群结队,衣饰化妆争新斗艳,大周敢看,他看了个够。 

        咳,大周不知足,他说,“这样的人女脱光了,搂着睡一夜,第二天枪毙了也甘心。”晚上反来覆去睡不着,悄悄告诉我今天看到多少女人,他一个一个记下数目。他说美女川流不息,一个人瞄一眼,只瞄到她一部份,今天瞄了多少眼,带回来多少个“部份”,再慢慢拚凑成几个完整的女人。她爱的是女人。

        那年代,左翼作家耳提面命,教人敢爱敢恨。爱和恨都得付出代价,大周为此丧失生命,我和小周也几乎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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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3楼2006-02-14 13:00
      如此江山待才人 
      ——张爱玲与台湾文坛

      王鼎钧(美国)

       
         一个曾被骂为「汉奸」的女人,后来竟出现「作家们纷纷从她的殿堂,搬走一些砖石做自己作品基石」的现象。张爱玲成为文学的圣杯,既有美丽,也有哀愁…… 

        丘楠先生做中广节目部主任的时候论及张爱玲,他说,「一个女人,一个被人骂成汉奸的女人,小说写得这样好,某某等人以后都不必写小说了。」

        这话若在今天说,女性主义者必定认为出于恶意,但那时,是为女性抱不平。那时中广把「广播小说」当做重点节目不断加强,节目部因选书而涉猎长篇,我曾力荐张爱玲的《秧歌》。丘主任说那句话的时候,正值「某某」的巨著播出过半,制作群准备接档,考其时为一九五五年。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高水平人士肯定张爱玲,在此之先,可有谁说过类似的话,据我所知,左派右派对她都是恶评。罪名无非「封建殖民地的消闲之作」。张爱玲终生不近中国文坛,与「文坛的守门人」对她的伤害一定有关系。

        至于「汉奸」问题,缘由大概是抗战期间,她在「孤岛」上海的一家杂志经常发表文章,那刊物的经费据说来自胡兰成,胡是追随汪精卫在南京另立中央的人物之一,张胡二人又有特殊亲密的关系。等到抗战胜利,惩治汉奸…反问法官,她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到底有那一篇或那一句话是汉奸言论,法官无言可答,因为确实没有,那是一份「消闲刊物」,张氏的散文小说完全「脱离现实」,罪名不能成立。后来大陆赤化,爱玲远走海外,立场反共,与台湾反共的国府不相为谋,恐怕是「文化汉奸」一案种下的恶因。 

        六十年代,张爱玲的小说在台湾大盛况出现了「文坛四大名旦」之说,即张爱玲、聂华苓、于梨华、琼瑶。张氏推翻了许多「据说」,据说读者不关心从前,张写的是三十年代,据说读者不关心远方,张写的是上海,据说你得写与读者息息相关的事物,张的小说情节,非出于台湾风土。《金锁记》和《半生缘》当前,据说只是据说。

        张爱玲历经意识形态的打压,政治的歧视,时尚的无常,流派的推挤,地域的过滤,商业化的试炼,她上无援引,旁无朋党,作品自然风行,作家中产生张派,读者中出现张迷。说句俗气的话,她算是替写作的人扬了眉吐了气。   张爱玲是反共作家吗?我没这样想过,在我心目中,《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她的「余事」。

        我喜欢《秧歌》,她的形式完美,又有那般突出的人物。电影界推重《赤地之恋》,有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场景一再变换,适合拍片。当年热切寻觅反共作品的台湾当局,对这两部小说视若无睹,非但没有赠过奖,也没有一篇来自文坛重镇的评介,甚至在各种为反共文艺而开的会议中也无人一语提及。六十年代,张氏由美国新闻处接待漫游台湾,她事先约定不发新闻,不与文艺界见面,自然也就没人请她吃饭演讲。

        《秧歌》那时未能在中广播出,表面的原因是书中有一句「毛主席万岁」,演播人员暗中检举,我落了一个老大的「不是」。其实导播有权删稿,把这句话删掉就是。今天回顾当年,《秧歌》是在两个世界的冷战中产生的,冷战由美国主导,美国挟傲世之力动员天下资源,张爱玲也被波及。那时西方对共产主义,共产制度,共产党员早有研究,冷战的文宣政策是根据那些研究制定的。我们国府对共产国家,共产集团当然也有研究,然而我们的反共文宣被称为「总裁心理学」,也就是揣摩他老人家的主观愿望下标杆,中外有很大的差别。这差别落实到文学作品,落实到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出现认同上的割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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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4楼2006-02-14 13:01
        至于大周小周的结局,可参考我在《给吧友介绍一下《怒目少年》和《关山夺路》》的片断 
        http://post.baidu.com/f?kz=82163223 

        我找到鼎公文中提到的评论张爱玲的《如此江山待才人》一并贴出,不过好像没完,原文在《彼岸》 
        http://www.coastide.com/article/nbc/20040530-zhang.asp 
        网友若发现全文不妨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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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6楼2006-02-14 18:28
          第一次看张爱玲的小说是在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一个下午,一口气读完《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大热的天,读了个手脚冰冷,脊背发凉。十几岁的孩子,眼里的世界全是瑰丽色的,无意中闯进张爱玲的世界,发觉人生的悲凉,爱情的不堪,一下就被镇住了,郁闷了好几天。至今记忆犹新。可又不知为什么,还是喜欢,一路读下来,几乎读遍了她所有的小说,除了《赤地之恋》和《秧歌》。如果这两部小说是像先生曾经说过的“长官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群众出生活”的作品,那就太遗憾了。我觉得她写得最好的算是《金锁记》,也是我最不愿意再看的,简直恐怖。一直奇怪,二十来岁,花一样的年纪,何以写出这样的文字。后来了解到她童年的心酸,也许这是她之不幸,也是她作为作家之幸吧。

          既然说到张爱玲,我也来凑个热闹,贴一篇老早以前看过的亦舒骂胡兰成的文章。亦舒显然是张迷,因为爱张爱玲之深,所以把个胡兰成恨得牙痒痒。这个胡兰成,又是台湾作家朱天文、天心姐妹的师傅,天文说天心一直都不肯称呼胡“先生”,仿佛这句“先生”一出口,就断了什么缘分似的。一群女弟子争风吃醋。有人恨,有人爱,好,好,好!


           胡兰成的下作 
           央人拿来看毕。我十分孤陋寡闻,根本没听过胡兰成这名字,香港长大的人哪里知道这许多事,恐怕都觉得陌生,所以看过之后觉得这胡某人不上路,张爱玲出了名,马上就是他的老婆,书中满满的爱玲,肉麻下作不堪,这种感觉是读者的感觉,张爱玲或是潇洒的女性,与众不同,不介意有人拿她当宣传。
           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胡某人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时间前后只两三年,张爱玲今年已经五十六岁,胡某于三十年后心血来潮,忽然出一本这样的书,以张爱玲作标榜,不知道居心何在,读者只觉得上路的男人绝不会自称为“张爱玲的丈夫”。女人频频说“我是某某的太太”,已经够烦的,何况是这种男人,既然这门事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事,埋在心底作个纪念又何不可。
           由此想到作女人是难的,默默无闻做个妻子,迟早变男人口中“我太太不了解我”,挣扎的有名有姓,又被人横加污辱。张爱玲名气大,即使现在出本书叫“我与张爱玲”销路也还是好的。胡某一方面把他与张氏的来龙去脉说了,一方面炫耀他同时的,过去的,之后的女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算是他的老婆,表示他娶过的不止张爱玲一女,算算日子,胡某现在七十多岁,那种感觉于是更加龌龊,完全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使人欲呕。
           近年来我的脾气真是好得不得了,是以杂文更加淡而无味,一派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样子。可是这一次真动了气,连带非常厌恶半桶子水所谓写作的人,连自己也讨厌到极点,小说搁在那里是决写不下去了。不管张爱玲本人的心思怎样,勿理她是不是当时年少无知,反正如果她选的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决不会有今天这种事。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对母亲说:“怎么天下有你福气这么好的女人。”说的真是实话,此刻只觉得张爱玲文章写得再好,心地再宽清磊落,她的幸福也决不是中国或全世界女人传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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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7楼2006-02-15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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