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并不是史学家不负责任，任其性情所致（现在的一些历史通俗读物有这个倾向），而是由于这三位史学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各人书写文字的需求不同。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时代，既是目击者，又是参与者。这一方面他的记录事件本身的可信度非常高，不光能记录下当时发生了什么，还能记录下事件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其身处于这个时代，所以难免“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事件余波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就无法顾及了。因此《史记》是一手材料，是感性认知这段历史最好的文本，是研究的起点，但不应该是终点。
而班固、班彪所著《汉书》时，正经历着从西汉灭亡到光武帝刘秀恢复汉书的整个过程。对于班氏家族而言，汉武帝所创造的那个时代既是一段辉煌的过去，亦是东汉王朝正统性以及奋斗目标所在。因此，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角度，《汉书》中对于汉武帝这一生许多行为都给与了一定合理化的解释，更多的是关注了汉武帝的一些行为对后世积极面的影响。不仅如此，班固、班彪所处的时代文化与司马迁时已经有明显的区别，班固所处的年代儒家已经成为了正统，因此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尤其是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举措的评价，班固的《汉书》中要正面许多。

反观《资治通鉴》，司马光所处年代无论是离东汉，还是西汉，都已经非常遥远了。因此《汉书》中所拥有的合理化解释的倾向，在《资治通鉴》中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了。同时，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的一大目的就是对皇帝进行历史教育，而这一教育的重要着力点就是与当时宋神宗的施政方针想法相挂钩，而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汉武帝很像，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常常用辛辣的话语指出汉武帝施政过程中的负面印象，从而起到给宋神宗敲警钟的效果。因此，《资治通鉴》与《汉书》中的汉武帝形象往往是相去甚远的。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不仅仅能够使我们现代人更为全面地理解汉武帝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功过得失，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以汉武帝为镜子，反而三位史学家所处的时代和其个人的观点、心态，也开启了我重读这三本经典，进行比较阅读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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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视频中史家三巨头的画像
迁爷：

光哥和班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