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满清胡骑南下,铁蹄踏破南国万里河山
1644年清军入关与李自成的大顺在黄河以北进行拉锯战，因为满清此时军力有限，黄河以北的北方大片领土仍处于明朝官神控制。纸面实力相当可观的南明弘光朝廷如果能够挥军北伐，完全有很大希望能够收复失地，甚至满清也很有可能因为军力有限，知难而退，撤回东北老家。但是弘光朝廷君臣的短视失策和朝中东林党的党同伐异，使得弘光朝廷始终处于严重的内讧不稳定状态，无力北伐，只希望能够苟安江左重演东晋南宋旧事。明朝廷的按兵不动，导致满清得以逐个击破北方反抗力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平定黄河以北。
1645年三月初五，明弘光元年，满清顺治二年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同母弟豫亲王多铎统率八旗兵主力饮马黄河自陕西、河南、江苏苏北兵分三路南下。此时南明弘光朝廷刚经历军阀左良玉的叛乱，混乱虚弱至极，明朝廷无力组织起对满清的有效防御。满清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降，管辖南明弘光朝廷军队主力江北四镇的督师大臣史可法惊慌失措，战守失策，彻底失去对部下明军的控制。南明弘光朝廷官军主力的五大藩镇除黄得功坚持抗清外，其余四镇驻守淮安的刘泽清、驻守寿州刘良佐、驻守徐州的李成栋、盘踞湖北江西的军阀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等部皆不战而降清。据1645年六月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南下清军的总和，而这些明朝降军摇身一变就充当了满清南下的急先锋。
史可法退守江北重镇扬州，史可法退到扬州后“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随后清军对扬州发动进攻，仅用半日时间攻破扬州，史可法被俘后遇难。城破后清军对扬州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十日大屠杀，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满清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亲身经历扬州屠城的文人王秀楚依据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对清军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扬州的暴行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如二十七日，“杀声遍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睹”。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
从整体来看，满清南下消灭明朝弘光政权的过程中，除少数有气节的坚持抵抗外，当时大部分士民都做了沉默的多数放弃抵抗。其中原因除了南明自身的腐败和内讧外，也与当时满清尚未在中国境内普遍强行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有关，此时绝大多数人把这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毕竟金灭北宋，元灭南宋后，金元这两个异族政权也没有强迫全国汉族民众剃发易服改变习俗，明末的士民起初以为满清也会沿袭金元旧制。直到弘光元年六月清摄政王多尔衮见大顺和南明弘光朝廷都已被消灭，认为天下大局已定，遂撕下伪装，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易服。初五日，即在接到攻占南京的捷报之时即遣使谕豫亲王多铎，命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相当一部分官绅地主居住于乡村，他们同朝廷、官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照章输赋服役，一辈子没有进过城的农民多得很，中央朝廷的更迭对他们来说是天高皇帝远。只要不被朝廷、官府逼急了，就是所谓“承平之世”。一旦严令剃头，“朝廷”的威严直接加到自己的脑袋上，其后果可想而知。剃发令一下，此时明朝士民们终于意识到满清不仅是要灭亡朱氏的明朝，更要灭绝汉族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习俗，满清是要亡天下！原本沉默的明朝士民在弘光政权灭亡后被满清的暴政和屠杀激怒。不仅原先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南方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满洲贵族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手段强迫汉族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记述在史籍中多如牛毛，由此引起的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南民众在满清统治者宣布剃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之后，民众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揭竿而起反清。南方各地反清义军四起，满清平定南方的时间被推迟了38年之久。不过这些反清义军多数是起兵于弘光政权灭亡后，笔者在这只是顺带提下，不会继续着重描述，本文的着墨重点在清军入南京时。

第三章：无可奈何花落去，清军兵临城下
扬州失守，史可法殉难的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廷顿时陷入一片惊惶失措之中，弘光帝朱由崧等人开初还对长江天险寄于希望。五月初五日，清军进抵长江北岸，初九日多铎命梅勒章京李率泰带领南明降将张天禄、杨承祖等部于黎明时分在瓜州以西十五里处乘船渡江，在金山击败明防江水师郑鸿逵军，随即登上南岸，后续满、汉官兵先后渡江,镇江守军投降，清军占领镇江。至此南京最后一道屏障已经丢失。
清军逼近南京，朱由崧在朝堂上问计于群臣，群臣无一人发言。弘光朝廷岌岌可危,朱由崧已束手无策。五月过后,保国公朱国弼等建议朱由崧出逃，朱由崧起初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陵墓在此，拒绝出逃，打算死守南京。然而群臣却无人挺身而出帮助朱由崧组织南京防御。五月十日清晨,清兵渡过长江的消息传来后，朝野大震，弘光帝朱由崧及首铺马士英等人瞒着百官连夜出逃。
“由崧视朝毕,以形势严峻,乃寻求保全的良策,问迁都计于群臣,礼部尚书钱谦益力言
不可。两日后,再次召对,上下竟寂无一言。弘光朝岌岌可危,由崧已束手无策。五月过后
,警报不断,保国公朱国弼等密奏建议出避,由崧慨然曰:“太祖陵寝在此,走安往?唯死守
耳!”然已无人挺身而出,为其守御。十日晨,清兵渡江信至,朝野大震,是夜,由崧出
逃。”
虽然后来满清和降清的东林党文人将弘光帝描述为千古罕见的昏庸荒淫之主，但经过后世学者考证其中大都是对弘光帝的刻意抹黑。例如所谓的弘光帝下令捕捉蛤蟆制作春药，虐死童女，刚即位就在各地搜寻大量美女享乐之类。弘光朝廷灭亡后出宫的宫女证明捕捉蛤蟆制作药物是宫中旧制，并非弘光帝下令，虐死童女纯属谣言。而选秀之事也是当时官府为了皇帝大婚按照历代皆有的正常程序推行，并且最后只筛选到三个人:阮姓一人、王姓一人、官员周书办自献女一人。因为弘光朝廷在弘光帝大婚前就已经灭亡，因此弘光帝始终没有和这三位女子有过任何接触。朱由崧在清军逼近南京后，下令将三位女子放还母家“淑女在经厂者,放还母家。”
虽然弘光帝并没有满清描述的那么荒唐，但弘光帝能力平庸无力掌控明末的乱局。在明末弘光年间弘光帝朱由崧及重臣马士英，史可法等朝臣昏招频出致使弘光朝廷加速崩溃。弘光帝朱由崧对南明的败亡负有不可推荐的责任。
朱由崧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后，原来的意图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经溧水县时遭到当地土兵的拦截抢掠，混乱之中，马士英的儿子马銮带领勇卫营兵拥簇着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当涂），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闭门不纳，又转入芜湖投靠靖国公黄得功。马士英则以随身兵力护卫皇太后邹氏辗转赴杭。
黄得功在击败军阀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率领的叛军后，领兵屯驻于芜湖，对京城的变故一无所知，皇帝的突然驾到使他大吃一惊。问明缘由后，他不胜感慨地说：“陛下死守京城，以片纸召臣，臣犹可率士卒以得一当。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弃社稷乎！今进退无据，臣营单薄，其何以处陛下？”此时弘光帝朱由崧意识到他不该逃出南京，悔之晚也。尽管黄得功已经意识到朱由崧张皇失措，无可救药，自己在满清重兵和叛军左梦庚两路夹击下很难获胜，但仍然决定效忠到底。黄得功对弘光帝说道：“愿意效死。”然后把这位昏愦的皇帝迎接进自己的军营小心保护。弘光帝在芜湖下令各地将领勤王，计划退到杭州后，聚集各地勤王军队反攻南京
弘光下诏“郑彩、黄蜚、方国安、杜弘域、卜从善皆晋伯爵，大铖、大典拜左、右相，共统师扈上回銮，复为守御（南京）计。然已无及矣”
然而历史没有给弘光帝东山再起的机会，清军统帅多铎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会放过。进南京后立即命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卒充当向导，派多罗贝勒尼堪、护军统领图赖、固山额真阿山、固山贝子吞齐、和讬等领兵经太平追至芜湖。在刘良佐现身说法的招诱下，加上满洲重兵压境，黄得功部下将领田雄、马得功决定降清。黄得功不知军心已变，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率军迎战清军。部下叛将趁黄得功不备，暗中猝发一箭，射中黄得功咽喉，黄得功自知大势已去，自刎而死。黄得功部下八位总兵，除了部下总兵翁之琪，不愿降清，赴江自沉外，其余七位总兵皆率部降清。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献给清方。有一种记载描写了当时的场面：“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得功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第二年五月弘光帝朱由崧在北京被满清凌迟处死。



图为今南京长江天险

第四章：南都陷落，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



图为明洪武年间修建的南京玄武门明城墙，城墙砖块上随处可见的明代洪武年间刻字及工匠名字依然清晰可见
弘光帝出逃后，摆在南京官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降清或依靠南京高大的城墙或翁城死守抗清等待可能不会到来的援军。天亮以后，南京城内的官绅军民听说皇帝和首席大学士已经逃走，立即乱成一团,北都北京失守时，因为大半中国还掌握在南都南京手里，所以明朝官民们认为国家还在，但现在前线的数十万大军不战而降，南京也要丢了，上至达官权贵下至贩夫走卒都清楚认识到大明国这回恐怕是真的要亡了。一些不愿降清的百姓闯入监狱中，把一位自称是“崇祯太子”的囚犯少年请出来到南京明故宫登武英殿即位，年号仍称崇祯十八年，希望能在“太子”带领下整合南京军民抗清。然而，此时掌握南京兵权的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却决定降清，派兵镇压了这次起义。
随后南京文武大臣们聚集在赵之龙府中讨论应对满清之策，迅速分为主战主降两派，太学徐瑜主张拥立新君对抗满清，结果徐瑜被手握兵权的赵之龙当场杀害。赵之龙用屠刀强行通过了投降提议。据当时人吴伟业《鹿樵纪闻》：“癸已，文武集中府会议，无言及立君者；太学徐瑜谒赵之龙，请奉太子即位，之龙立斩之。
十五日，多铎率清军主力进至南京城外，赵之龙和东林党领袖礼部尚书钱谦益率领朱国弼，魏国公徐久爵、隆平侯张拱日、大学士王铎、蔡奕琛、左都御史李沾等三十余名高官显贵大开城门，剃发后跪在南京城门外迎接清军。清兵进城搜索警戒后，十七日多铎才进入南京，随即把南京城中东、北两区汉族居民尽行驱出，供清军居住。




图为南京中华门明城墙及中华门瓮城

第七章：死节者们
虽然南京城内多数权贵屈辱的剃发降清，但依然有少数具有民族气节者殉国，下面简单罗列其中一部分。
户部郎中刘成治，字广如，汉阳人，崇祯年间的进士。清军过江，总督南京军务的赵之龙倡议投降，赶到户部来封存库中的银两，刘成治大怒，“奋拳击之”，将其赶走。清军进入南京，刘成治闭门不出。清军把南明的官员全部登记在册，要求他们每天参加点名，不然要把妻儿扣押起来，逼迫官员们乖乖服从。
刘成治叹息道：“国家养士三百年，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邪？”
他不想忍受屈辱，不想连累家人，题笔在墙上写“钟山之气，赫赫洋洋；归于帝侧，保此冠裳”，自缢而死。
礼部主事黄端伯，字符公，新城人，崇祯年间进士，性格冲淡放旷，虚怀下士，潜心学问。
清军进入南京，百官迎降，黄端伯不肯露面，部下们百般恳请，他就写了一个名帖：“大明忠臣黄端伯”。
豫亲王派人来催他，他的家人被痛打，黄端伯说：“杀即杀耳，我不投谒也。”
最后他被押着到南京鸡鸣寺去见多铎，“方巾不冠，亦不拜”，不接受官职，坚决不肯合作。
多铎和他之间有一番对话，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他回答：“圣君。”
“你为什么把昏君当成圣君？”
“子不言父过。”
“马士英怎么样？”
“是一个贤相。”
“为什么你把奸相当成贤相？”
“不降即为贤。”
最终黄端伯被关入牢狱，八月时被杀。

黄端伯和多铎的会面地南京鸡鸣寺
户部主事吴嘉胤，字绳如，松江华亭人，天启年间中举，为人方正。
南京陷落时，吴嘉胤在外地，匆匆赶回南京，进入方正学祠，拜道：“愿从先生于地下，令后世知吾与先生同志也。”然后在树下自缢而死。
中书舍人龚廷祥，字伯兴，无锡人，崇祯年间进士。南京陷落，龚廷祥恸哭道：“吾固知国祚必移，而不意如是其速也。吾岂忍背恩于国乎！”
他留言叮嘱儿子：“捐躯见志，吾事也。善事祖母，无使老人悲！”
然后他去南京夫子庙内的文庙拜过孔子像，纵身跳到武定桥下。



龚廷祥的殉难地今南京夫子庙，秦淮河及武定桥
钦天监的博士陈于阶，字詹一，上海人。以前他师从信仰西方天主教的明朝大学士徐光启学习西方历法，最终选择在南京天主堂中自杀。

陈于阶的殉难地今南京天主堂
一位叫冯小珰的乞丐路过百川桥时，听到这些赵之龙，钱谦益朝廷重臣要开城献敌，乞丐当即写下了一首绝命诗：“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然后投河自尽了。这位乞丐要以一死，唤醒南明士大夫的羞愧感，其实是想多了。此外监生吴可箕死在鸡鸣山的关帝庙中。一名小太监跳入秦淮河。
南京明故宫内的宦官领袖司礼太监韩赞周没有跟随皇帝朱由菘出逃，而是逃入南京大报恩寺，后被清军抓获，到了九月，听闻要被押送北上，自坠楼死。

今南京大报恩寺
下面附上一个《南明史》记载的名单
“ 丙申（十五日），入南京。尚书高倬、解学龙、何应瑞，同安侯黄正陞，总兵徐枢、秦良弼，司礼太监韩赞周等死之；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蔡奕琛，尚书钱谦益，都御史唐世济、李沾，侍郎李乔、朱之臣、梁云构、祁逢吉、张维机，魏国公徐胤爵、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安远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爵、临淮侯李祖述、镇远侯顾鸣郊、隆平侯张拱日、怀宁侯孙维城、定远侯邓文郁、成安侯郭祚永、襄城伯李世弘、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宁晋伯刘允极、惠安伯张承志、大兴伯邹存义、雒中伯黄九鼎、保安伯黄调鼎、广昌伯刘良佐、襄卫伯常应俊，掌宗人府驸马都尉齐赞元，将军王之纲，掌锦衣卫冯可宗，总兵杨御蕃，孔希贵、曹存性、李应宗、于永绶、王遵坦、夏尚忠、刘泽泳、张应梦、张士元、李中星、范绍祖、苏见乐、冯用，司礼太监卢九德等，畔附于清。指挥梅春起兵孝陵卫，死之。”

第八章：尾声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南京士民因为不愿投降满清，又无力反抗，而在清军入城前逃出城，逃难队伍中有一位曾师从钱谦益的国子监书生，在老师钱谦益投降后，书生拒绝降清，跟着难民队伍逃出城。在出城后他回身遥望了南京高巍的城墙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重回南京驱逐鞑虏。14年后的1658年这位年轻人率领十余万人在福建厦门誓师，自长江北上转战千里，击破清军无数，率军攻至南京仪凤门下，至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这一刻他站在南京紫金山峰顶上眺望着南京主城，此时的他以为自己的愿望即将唾手可得。这位国子监书生名叫郑森，他还有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那就是郑成功!
写到这里本文就此停笔，本文是笔者用多日内工作之余回家后的业余时间断断续续整理完成，整理写完后才把全文发出。期间数次不忍再写下去，当查阅南明史时，实在是愤概于南明的腐败内讧致使当时代表亚洲先进文明的汉族文明被野蛮愚昧的满清征服，而中国也在满清统治下开启了与世界文明脱节的倒退。同时为满清倒行逆施的暴政和屠杀而牺牲的无辜民众感到痛惜。

补张图

本文我已另外在知乎用名为“昭阳”的知乎账号发文

1658年郑成功反攻至南京城下时，曾到达的南京仪凤门，城墙上砖块依然有明代留下的刻字。城楼和城门毁于文革时期，是当代重建，周边的城墙则是明代遗留。郑成功中了满清缓兵之计，错失攻城机会后，清军后来也是从这里出城反击郑军

关于变节降清的阮大铖的派系问题，虽然明末东林党攻击阮大铖是阉党，但是阮大铖其实是根正苗红的东林党出身，在打倒方从哲引入的非东林阁老史继偕等人的“斗争”中立下头功，因此名列东林骨干，天启年间阉党在《东林点将录》中将阮大铖列为绰号“没遮拦”东林党骨干。他跟阉党缺乏直接联系，只是为了升官贿赂过魏忠贤的门人。但是东林党为了能让周延儒出任首辅，也贿赂了司礼太监。阮大铖被东林党攻击主要是崇祯年间得罪了一部分东林党，他和东林党之间的争斗，本质上是东林党内部的狗咬狗。对此顾诚有相关考证
“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由于阮大铖名列崇祯初魏忠贤逆案，于是把掀翻逆案作为马士英的一条主要罪状，全线出击。然而，这条罪名能否成立很值得研究。
第一，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归庄写道：“怀宁阮大铖，初本清流（即东林），……阮在垣中（六科给事中）资既深，佥都御史左浮邱（光斗）其同乡也，因欲其掌科，而高邑冢宰、无锡都宪疑其人，以为不可；嘉善魏廓园（大中）初还朝，即转吏科都给事中。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②当魏忠贤声势煊赫之时，阮大铖并没有明显的劣迹，在朝时间也极短。他之所以列入“钦定逆案”原因是崇祯帝继位，魏忠贤刚刚垮台，朝廷上两派势力的争斗尚未明朗化，阮大铖急于入朝做官，草拟了两份内容不同的奏疏，一是专攻魏党，一是所谓“合并共算”，也就是既攻魏党又攻东林。他派人把疏稿送往北京请友人杨维垣相机行事。不料，杨维垣取己所需，把后一疏封进。这件两面开弓的奏疏通过邸报流传后，东林人士为之大哗。阮大铖因此以“陰行赞导”的罪名列入逆案第三等，永不叙用。平心而论，东林—复社人士门户之见极深，他们把阮大铖打成逆案很难自圆其说，比如说他谒见魏忠贤后随即行贿给魏的门子赎出名刺，就是莫须有的罪状；说他在魏忠贤得势之时即辞职还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贤必定垮台，更站不住脚。阮大铖在魏忠贤垮台之后还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说他在天启年间就预知朱由校会短命、崇祯帝将即位？总之，“陰行赞导”的罪名难以成立。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出于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王思任说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諐，渭泾倒置，遂放意归田，白眼寄傲，只于桃花扇影之下，顾曲辩挝”①。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有口难辩，一败涂地；陈贞慧等人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
崇祯十四年（1641），东林—复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阮大铖为了东山再起，一面参与拼凑贿金，一面向“东林诸君子”苦苦哀求：“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兹水。”一些东林人士表示谅解，又遭到周镳等人的坚决反对。周延儒既然得到阮大铖的资助。又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接受阮大铖的推荐，起用其同年好友、革职遣戍的原宣府巡抚马士英为凤陽总督。马士英自然对阮大铖有怀恩必报之念。他出任弘光朝廷首席大学士以后，就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上疏说：“臣至浦口，与诸臣面商定策。大铖从山中致书于臣及操臣刘孔昭，戒以力扫邪谋，坚持伦序。臣甚韪之。但本官天启年间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争缺，本官虽近让，与当时诸臣嫌隙遂开，因牵入魏忠贤逆案。其实本官既未建祠，未称功诵德，径坐以陰行赞导。夫谓之赞导，已无实迹，且曰陰行，宁有确据？故臣谓其才可用，罪可宥也。”马士英的上疏立即遭到东林—复社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不顾其他阁臣异议，亲自票拟，六月间取得弘光帝同意：“召逆案为民阮大铖冠带来京陛见。”①阮大铖出仕已成定局；八月，弘光帝又依从安远侯柳祚昌的提议，不经朝臣会议，直接任命他为兵部添设右侍郎。②
第二，马士英建议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掀翻“逆案”的意思，比起史可法开“逆案”之禁要保守得多。这点从他在奏疏中为阮大铖开脱“陰行赞导”的逆迹可以得到证明。陈子龙记载他曾劝告马士英不要“犯天下之怒”起用逆案人物阮大铖，马士英回答说：“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③马士英本是倾向东林的人物，他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不甘寂寞，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陰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名望甚高的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①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他因为反清义士夏允彝的遗著《幸存录》持论比较公允，竟然大动肝火，专门写了一篇《汰存录》痛加驳斥，指责夏允彝“是非倒置”，所著《幸存录》是“不幸存录”。黄宗羲的基本论点只是一句话，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夏允彝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宗羲真不愧是刘宗周的弟子，反驳道：“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这无异是说，东林—复社人士孜孜以求的正是一派掌权，达不到目的就破口大骂。被东林—复社人士奉为圭臬的刘宗周就是抱着这种态度行事的，他的儿子刘汋记载：“有朝绅为马士英解于先生曰：枢辅甚向慕先生；先生不吝一见，无有不归命者。所贵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为君子，今日国事为重，不宜拒绝太深。先生不答。后士英所亲再四言之，先生亦不答。”

改朝换代哪能不流血？

清朝拿下天下后修养生息，扬州不是又很快恢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