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出院但至暗时刻还未过去：英国抗疫为何艰难

英国如何应对2009年H1N1疫情？

根据英国内阁在2010年7月出版的回顾报告，2009年4月27日，英国本土出现了H1N1流感的确诊患者。两天之后，首相戈登·布朗领导的内阁计划购入大量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确保能覆盖全国人口80%的需要。此后，内阁负责从不同专家的观点中找到合适方案。4月30日，全国电视、电台等媒体开始防疫宣传，并向每家每户寄送防疫单张，强调喷嚏礼仪和勤洗手。次日，英国确诊首例社区传播。

至5月，内阁确定当出现严重社区感染，或有研究证据表明此次流感的严重程度会超过以往，又或医疗系统显示住院人数将超过负荷，会采取进一步行动。6月中旬，政府确认现有疫苗数量足够覆盖全国人口（按每人两剂计算），以确保需要时可以实现全民接种。有关学校是否停课，民众是否可以旅行，如何进行检测，是否应当进行集会，是否需要使用药物等问题，大多已被讨论过。医疗系统内部如何上报病例有完善机制。除了加强疫苗接种，在防疫过程中也强调追踪密切接触者并及时隔离。

此次疫情的第一轮高峰在2009年7月到来。专家团队预估英国的确诊人数在1900万，其中38万人需要接受住院治疗，将有至少6.5万人丧命。至当年9月，模型将死亡人数预期调整为0.1-1.9万人。待疫情结束时，英国的实验室确诊的病例中住院人数为28347例，远少于德国的20.3万，但多于法国的5000。其中9%进入重症监护室，共造成457名患者死亡，位列全球第九。

英国政府为药品准备了5亿英镑的投入，为口罩等消耗性防护品准备了1亿英镑，为全国范围内抗击流感的系统准备了2700万英镑，实际开支合计接近6亿镑。布朗所领导的政府应对H1N1流感的过程，表明英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传染病防控系统。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英国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赞颂，这是构成英国福利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彼时，身为伦敦市市长的约翰逊正在开幕式现场，和全球观众一起观看。

三十年的床位缩水

在2016年举行脱欧公投前夕，约翰逊等脱欧派在伦敦标志性的双层大巴上打出了“我们每周给欧盟送去3.5亿英镑，让这些钱都用来资助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这句标语后，成功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让他们将对英国医疗资源捉襟见肘的担忧，转化为对欧盟的仇视。尽管英国国家统计局之后表示，这一说法完全是误导。

从各类统计数据来看，英国的医疗资源确实紧张。2018~2019年，该国医疗投入为1303亿英镑，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8%，低于德国的11.2%，高于意大利的8.9%。英国每千人的床位数略低于意大利，为2.54张，仅为德国的32%；每10万人的加护病房床位数仅有意大利的一半，是德国的五分之一。英国在2020年初拥有的呼吸机总数与意大利接近，两国人口数量也较为接近，但呼吸机总数只有德国的18%。即便考虑德国人口多于英国，但两者并非是数倍规模的差距。

国王基金会（The King’s Fund）资助了一项研究英国过去三十年间床位数变化的报告，显示自1987~1988年到2019~2020年，英国NHS的总床位数减少了一半，包括普通病床、精神问题病床、学习障碍病床、生育病床和日间病床五大类（见下表）。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约翰·梅杰执政的时代，总床位数下降三分之一。“双布”（即工党首相布莱尔和布朗）执政的前十年减少了14%，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进一步减少5%。2010年保守党重新执政后，床位数再度减少17%。

相比三十年前，精神问题床位只剩下了27%，学习障碍床位只剩下3%，是两类减少最多的床位。普通病床数同样显著减少，但有些功能被日间病床所取代。即便如此，这两类病床数相加的数字也只有三十年前的62%，英国的人口总数则是当时的118%。尽管总数显著减少，但在过去的十年间，英国加护病房的床位有所增加，从5379张增加到了5885张，增加了9.4%。

在床位显著减少的情况下确保医院能够应对民众的就医需求，可以采取的方式之一是缩短病患的住院时间。1998~1999年，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8.4天。二十年后，缩短为4.5天。这一变化一方面得益于医疗技术的提高，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另一方面则是让原本需要住院的精神疾病患者改为院外护理，由社区的诊疗团队提供医疗服务。医院床位使用率也不断提高，从2010年的87.1%增加到了90%，冬季可能高达95%。可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其他相关从业者，虽然总人数达到了110万，但整体规模在过去十年不仅没有显著增加，个别年份还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悬而未决的脱欧：雪上加霜

处于和欧盟进行脱欧谈判的当口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对英国而言无疑增加了应对的难度。由于英国的医护人员中移民占比较高，其中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及其后代就有10%，另外还有大量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医护。自疫情发生以来，英国已有30多名医护人员去世，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姓名非英语姓名，折射出医护人员中移民占比之高。

3月25日之前，怀疑自己有症状的一线医护人员很难获得核酸检测的资格，有已故的移民医生致函约翰逊表示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从侧面说明医护人员的社会地位并不高。

在英国确定脱欧之后，已有相当一部分原籍欧洲大陆国家的医护人员表示会离开英国，近年来医护人员的缺口也逐渐增大至五位数的水平。疫情的到来无疑进一步暴露英国医护人员不足的现状。尽管已经有超过60万人志愿在疫情期间协助NHS的工作，还有部分退休医护愿意返岗工作，但院内一线工作依然由在职医护人员完成。

无论是由本国毕业的移民或本土学生替补欧洲大陆移民留下的空缺，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就无法改变短期内在职医护人员缺口较大的现实。伦敦的南丁格尔方舱医院装配完成之后，就面临了严重缺少医护的情况。

脱欧对英国医疗系统的药物储备同样有不利影响。当去年部分英国民众担忧可能出现无协议脱欧的情况时，已经开始囤厕纸和一些主要由欧洲大陆生产的耐用品。英国的医疗系统同步开始囤积由欧洲大陆生产的药物，因为无法确定脱欧之后英国从欧盟购买药物是否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更长的清关时间，某些药物是否会遇到贸易壁垒或出口限制。

即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哪一种西药被认为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引发各类病症的特效药，但仍有不少药物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轻症向重症转化，或是提高危重病人的存活率。英国的医疗系统如今要去抢购欧盟市场上这类紧俏的药物，难度会比过去更大，在住院病患数量激增一段时间后，出现药物短缺的情况极为正常。

与之类似的还有采购医用防护品的问题。在应对H1N1流感传播时，英国专家给出的建议是除了病患都不需要戴口罩，但政府依然加紧采购防护用品。英国国内没有医疗防护用品和呼吸机的生产线，而当这次政府意识到需要增加采购时，欧洲大陆的疫情已经爆发，加大了英国从欧洲采购符合标准的物资的难度。虽然不少著名的制造类企业已经宣布加入到生产防护用品和呼吸机的行列之中，但这些产品从设计到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测试，都会需要一段时间，产量也相当有限。短期内，英国依然要依赖进口。同在欧盟内的国家之间已经很难相互帮助，确定脱离欧盟的英国无疑更难从欧洲市场快速获得需要的物资。

从此次抗疫的进度来看，英国在初期应对快速，重复了2009年应对H1N1流感的流程。自1月起根据情况发展对入境者的检测、追踪和隔离范围不断扩大。此外，单独使用NHS111作为申报检测的专线电话，在停车场进行样本采集，尽量避免疑似患者前往医院确诊从而引发院内感染。

然而，2月中旬，英国已经明确出现本土传播，但政府并未显著提升防疫等级。至3月7日英国首次报告本土死亡病例之前，核酸检测总量虽然不高，但从确诊阳性比例一直低于1%来看，符合标准的测试者达到了应测尽测的程度。

只是，在2月27日北爱尔兰出现有意大利旅行史的核酸检测阳性病例，3月初出现医院内感染之后，英国的核酸检测能力提升不多。根据英国卫生部提供的数据，1月日均检测数为25例，2月为355例，3月第一周达到1500例，3月中旬之后才达到日均5000例的水平，远低于德国同期的日均测试数。这意味着英国确实没有能力让所有有意大利旅行史或欧洲大陆旅行史的民众第一时间接受检测，并追踪密切接触者。英国也没有对14天内有意大利旅行史的游客进行强制隔离，更没有阻断往来欧洲的海陆空交通。这是因为就算英国在名义上已经脱欧，但与欧洲大陆的人员交流过于频繁。无论是要将有旅行史的民众进行强制隔离，还是检测所有有旅行史的民众，都会超过英国医疗系统的承受能力。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英国政府鼓励有症状的患者先居家隔离。不过，有人在3月中旬表示，预约已有十几天，却还无法得到检测。到了3月下旬，多数可以得到确诊的患者都已经开始在医院接受治疗，意味着其中有许多重症，也意味着确诊数据显著少于实际的感染人数。截至目前，英国检测的总阳性比例一路攀升到20%，表明距离应测尽测越来越远。

即便已经确诊，可以在医院获得治疗的病患尚不足30%，多数仍在家中居家隔离，等待自愈，王储查尔斯也不例外。

约翰逊之所以要到确诊10天后才进入医院治疗，是遵照英国政府给出的指引，即对出现症状并确诊的患者来说，首先以居家隔离的方式等待自愈，只有症状恶化后，才能寻求医疗帮助。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英国有限的医疗资源尚未出现挤兑的情况。但在确诊患者人数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如果改建自各种会展中心的临时医院没有足够的呼吸机等重症监护设备和专业人士来运作，治疗中出现药品短缺，无法给出院病人再次进行核酸检测确保治愈，那么脱欧对英国医疗系统的冲击将更为凸显。

4月11日，复活节假期，在英国南部旅游地伯恩茅斯海滩与往日相比一片安静。

约翰逊的至暗时刻

熟悉约翰逊的人在他入院后提到，他是不愿意承认自己会生病的人，认为生病是意志不坚的表现，加上对工作极为投入，因此确诊后依然在超负荷工作。他奉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为偶像，并为他写了传记。而丘吉尔正是以钢铁意志、投入工作著称。而且，和偶像一样，他也是坚定的欧洲怀疑论者。

不管是求学经历，从小到大的社交圈，还是在政坛的履历，都为约翰逊最终成为保守党领袖和首相做好了充分铺垫，丘吉尔的人生无疑是他的指引。不过，在《卫报》知名的支持工党的专栏作家、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孙女波莉·汤因比看来，约翰逊是个“弄臣、纨绔子弟、自我沉醉的精神病和惯骗“（转引自Andrew Gimson, Boris: The Adventures of Boris Johnson, 2nd Edition, 2012, p. 279.）。

成为“第二个丘吉尔”可能很难，但约翰逊和偶像一样经历了至暗时刻：全国爆发疫情，自己一度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不能直接领导内阁，甚至造成舆论对出现权力真空的担忧。无独有偶，1952年12月丘吉尔在位时，遇到过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即伦敦大雾。这场大雾是英国环境污染积弊的爆发，造成了约1.2万人死亡。为此，英国在1956年颁行《清洁能源法案》，伦敦的空气质量此后逐步得到了改善。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造成的英国民众的死亡总数应该不会低于1952年的伦敦大雾，除了病毒本身凶猛之外，英国医疗系统长期投入不足，加上迟迟不决的脱欧增加了与欧洲合作的难度，也导致医护资源更为短缺。经过了一周的治疗，约翰逊自称在医院里捡回一条命。这位首相未来是否能意识到强大的医疗系统对保障民众生命权的重要性，不再是仅仅把医疗系统的现状作为一张竞选牌，应该要到他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之后才能揭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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