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到2018年，12年磨一剑，汪启明坦言，自己对于文献方言的研究其实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就系统对古代齐鲁方言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该著作甚至被学术界誉为“迄今为止研究古代齐语的最新最高成果”。而早些年的学术研究，无疑为这次收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上古蜀语考论》由中华书局于2018年1月出版。该书系统梳理探讨了蜀语的发展历程，根据地域名称及行政归属的演变，把中上古时期的蜀地人(不含少数民族)语称为“蜀语”，把宋元明时代蜀地人语称为“蜀方言”，把清代以后的蜀地人语称为“四川方言”，并确定了“蜀语”一语始见《抱朴子·道意》;书中还提出“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前人认为古蜀人或与羌人有关、或与三苗有关、或与彝人有关，或为蜀地一支新的民族，或认为是“华夏-黄帝族”的一支。《考论》采用多重证据法，研究认为夏蜀一体，禹生古羌;“夏”为华夏之核心，蜀夏文化成为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蜀地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同时，书中还指出，有的蜀语词命名与历史典故有关，如“子鹃”指蜀王望帝杜宇，因杜宇化鹃而名，又作“子巂”“布谷”“各顾”“鸣鸠”“巂周”“杜鹃”“摧归”等;有的命名与蜀产有关，如“巴乡清”指巴人所酿的主要用于祭祀、成礼的上品酒。“巴乡清、巴乡酒、巴乡村酒”，异名同实。此酒名贵，以致秦昭襄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汪启明特别指出，先秦两汉前的蜀地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这里既有华夏民族，也有非华夏民族。正是这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形态，使得中上古蜀语混合了多种语言内容，而非单一语种。魏晋南北朝时期，僚人入蜀、流民入蜀和侨置郡县三大事件改变了蜀人的结构，他们的语言与蜀语融合，也改变了蜀语的面貌。而古蜀文化的包容特质，也可追溯至此。
拿下该奖后的汪启明并未停止不前，他透露，除了已经提交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魏晋南北朝方言研究”外，目前正忙着另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中国地方志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该项目已从8万余部旧方志，2.7万部新方志中搜集到海量的方志方言资料。其中印刷了《中国方志方言资料汇编·词汇卷》纸本243部，录入计算机词条116万余条，语法资料6000余页，语音资料1.7万余页。这个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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