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公元960一1279年)以来,梅树为全国人民所珍视,称梅为花中之魁,中国诗人普遍吟咏。事实上,唐朝以后,华北地区梅就看不见。可是,在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是无处不有的,单在《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在《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野生的或栽培的,都无梅树(根据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辛树帜等同志的调查。关于本文中西安武功一带物候材料,全系西北农学院同志所供给,特此致谢。)。下文要指出,宋代以来,华北梅树就不存在了。在商周时期,梅树果实“ 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它来调和饮食,使之适口(因当时不知有醋)。《书经· 说命篇下》说“ 若作酒醴,尔惟麹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说明商周时期梅树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地方,以现在的北京为国都。宋朝(南宋)国都迁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2250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且冰的坚实足可通车。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在国都杭州降雪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据南宋时代的历史记载,从公元1131年到1260年,杭州春节降雪,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四月九日,比十二世纪以前十年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推迟一个月。公元1153一1155年,金朝派遣使臣到杭州时,靠近苏州的运河,冬天常常结冰,船夫不得不经常备铁锤破冰开路。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被派遣到金朝,他在阴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阳历10月20日)到北京,当时西山遍地皆雪,他赋诗纪念。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冰,和北京附近的西山阳历十月遍地皆雪,这种情况现在极为罕见,但在十二世纪时,似为寻常之事。
第十二世纪时,寒冷气候也流行于华南和中国西南部。荔枝是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等地广泛栽培的果树,具有很大经济意义的典型热带果实之一。荔枝来源于热带,比橘柑更易为寒冷气候所冻死,它只能抵抗-4℃ 左右的最氏温度。1955年正月上旬华东沿海发生一次剧烈寒潮,使浙江柑橘和福建荔枝遭受到很大灾害。根据李来荣写的《关于荔枝龙眼的研究》一书,福州(北纬26°42′ 东经119°20′)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那里的人民至少从唐朝以来就大规模地种植荔枝。一千多年以来,那里的荔枝曾遭到两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均在十二世纪。
唐朝诗人张籍《成都曲》一诗,诗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张文昌《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此未尝至成都者也。成都无山亦无荔枝。苏黄门诗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陆游只知道宋时成都无荔枝,但并不能证明唐代成都也无荔枝),说明当时成都有荔枝。宋苏轼时候,荔枝只能生于其家乡眉山(成都以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乐山,在其诗中及其弟苏辙的诗中,有所说明南宋时代陆游和范成大均在四川居住一些时间,对于荔枝的分布极为注意。从陆游的诗中和范成大所著《吴船录》书中所言,第十二世纪四川眉山已不生荔枝。作为经济作物,只乐山尚有大木轮围的老树。荔枝到四川南部沿长江一带如宜宾、沪州才大量种植。现在眉山还能生长荔枝,然非作为经济作物。苏东坡公园里有一株荔枝树,据说约一百年了。现在眉山市场上的荔枝果,是来自眉山之南的乐山以及更为东南方的沪州。由此证明,今天的气候条件更像北宋时代,而比南宋时代温暖。从杭州春节最后降雪的日期来判断,杭州在南宋时候(十二世纪),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一2℃。
日本虽与我国隔有辽阔达四百公里的日本海,但日本所记的物候仍能与我国物候相对比。日本保存有很可宝贵的物候观察记录。第九世纪以后,日本的皇帝和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日本的樱花盛开,庆祝日期均有记载,直到十九世纪为止。这些记载可与现在的物侯记载相比较。
这个表表明,在大约一千年的记载中,京都樱花开花的平均日期,以第九世纪最早,以第十二世纪最迟。在这段时间,中国气候和日本气候的变化是一致的。但到十七世纪,在我国正值明末清初,气候非常寒冷,而日本的樱花反而比现在开得早,原因何在,迄今尚不能解释。
第十二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气温又开始回暖。在公元1200、1213、1216和1220年,杭州无任何的冰和雪。在这时期著名道士邱处机曾住在北京长春宫数年。于公元1224年寒食节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可知那时北京物候正与北京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这点可从华北竹子的分布得到证明。隋唐时代,河内(今河南省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省)设有管理竹园的特别官府衙门,称为竹监司,南宋初期,只凤翔府竹监司依然保留,河内和西安的竹监司因无生产取消了。元朝初期(公元1268一1292年),西安和河内又重新设立“竹监司”的官府衙门,就是气候转暖的结果。但经历了一个短时间又被停止,只有凤翔的竹类种植继续到明代初期才停。这一段竹的种植史,表明十四世纪以后即明初以后,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
十三世纪初和中期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根据江苏丹阳人郭天锡日记,公元1309年正月初,他由无锡沿运河乘船回家途中运河结冰,不得不离船上岸。杭州浙江省图书馆有手录稿,仅存公元1309年冬天两个月的日记。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人可在冰上走,橘尽冻死。这是太湖结冰记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蒙古族诗人迺的诗集中,有一首诗,描述1351年山东省白茅黄河堤岸的修补和同年阳历11月冰块顺着黄河漂流而下,以致干扰修补工作,集二《新隄谣》记述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河决白茅,氾滥千余里,人民流离失所惨况,乃作此歌。中有“大臣杂议拜都水,设官开府临青徐,分监来时当十月,河冰塞川天雨雪,调夫十万筑新隄,手足血流肌肉裂,监官号令如雷风,天寒日短难为功”云云)。黄河流域水利站近年记载表明,河南和山东到十二月时,河中才出现冰块。可见迺贤时黄河初冬冰块出现要比现在早一个月。乃贤居住北京数年,在他的关于家燕的一首诗中,“三月尽(阳历四月末)方至,甫立秋(阳历八月六、七日)即去”,停留那样短的时间,同现在的物候记载相比来去各短一周。从上述的物候看来,十四世纪又比十三世纪和现时为冷。第十三、四世纪时期,我国物候的变迁和日本樱花物候又是相符合的。
气候的寒温也可以从高山顶上的雪线高低来断定。气候冷,雪线就要降低。在十二三世纪时,我国西北天山的雪线似乎比现在低些。《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邱处机应成吉思汗邀请,由山东经蒙古、新疆到撒马尔罕,于公元1221年10月8日(阳历)路过三台村附近的赛里木湖。邱处机在游记中说,“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这个湖的海拔高度是2073米,而围绕湖的最高峰大约再高出1500米。作者于1958年9月14日和16日两次途经赛里木湖时,直至山顶并无积雪。当前,天山这部分雪线位于3700一4200米之间,考虑到邱过这个地方时的季节,如山顶已被终年雪线所盖,则当时雪线大约比现在较低200到300米。中国地貌工作者,近年来在天山东段海拔3650米高处, 发现完全没有被侵蚀,看来好象是最近新留下来的终碛石。这可能是第十二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寒冷时代所遗留,即西欧人所谓的现代“小冰期”。中国十二三世纪(南宋时代)的这个寒冷期,似乎预见欧洲将要在下一二个世纪出现寒冷。依据研究,在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平原,寒冷期约在公元1350年开始;在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奥地利地区, H·Flohn以为公元1429到1465年是气候显然恶化的开始:在英格兰,H·H·Lamb以为公元1430、1550和1590年英国饥荒,都因天气寒冷所致。由此可见,中国的寒冷时期,虽未必与欧洲一致,同始同终,但仍然休戚相关。可能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往西欧。
方志时期(公元1400一19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