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儒学发展至新的高峰,古代科技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儒家学者普遍对自然知识以及科技感兴趣,或对科技有所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儒家所形成的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对于宋明科技达到高峰起到积极作用。
论及宋代儒家的济世精神,首推北宋儒家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理念得到了同时代儒者的共鸣。张载志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道出了理学家的为学旨趣,反映出北宋儒家普遍的济世精神,并成为宋明时期普遍的儒学精神。
宋代儒家大都博学多才,除了研读儒家经典之外,他们无所不读、无所不问,尤其对自然知识以及科技感兴趣。张载说:“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愈博则义愈精微。”朱熹讲“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王应麟则讲“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
宋代儒家讲“理”。欧阳修通过“疑古”、“疑经”抛弃了汉代儒学的章句之学,直接从经典本身来阐发其义理,从而开创了义理之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讲自然之理。二程则要建立以“理”为核心的包括自然之理在内的理学,朱熹则继承二程,集理学之大成,形成理学自然观。
宋代儒家的求理精神,往往与怀疑精神联系在一起。宋儒要突破汉学的樊篱建立自己的义理之学,需要有怀疑精神。宋学各学派要标新立异,自立门派,同样也要有怀疑精神。张载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
与宋代儒家一样,宋代科学家也有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宋代科学最重要的代表沈括,撰写过不少儒学著作,其中《孟子解》推崇“君子之道”,阐发“以民为本”,足以表现出他的济世精神。同时,据《宋史·沈括传》记载,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作为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既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又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出他的博学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沈括还大讲“理”。他的《续笔谈》记载说:“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沈括讲“理”,主要表现在科学研究上。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的《梦溪笔谈》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所以,他要“原其理”。他在考察了雁荡山奇特地貌后说:“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
沈括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不盲目地相信与遵从前人的看法,而是用亲身的观察、实验予以验证,并对错误的看法提出质疑和批评。当然,对于前人的理论见解,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否定其错误的,肯定其正确的,体现出科学性,是科学的怀疑精神。对于沈括的科学怀疑精神,中国科学史家竺可桢有一段评论:“括对古人之说,虽加以相当之尊重,但并不视为金科玉律。其论历法一条,抛弃一切前人之说,主张以节气定月,完全为阳历,而较现时世界重行之阳历,尤为正确合理。其言曰:‘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如岁差之类,方出于近世,此固无古今之嫌也。……予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怨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括去今已八百余年,冬夏时刻之有余有不足,斗建之随岁差迁徙,与夫阳历之优于阴历,虽早已成定论。而在括当时能独违众议,毅然倡立新说,置怪怨攻骂于不顾。其笃信真理之精神,虽较之于伽利略,亦不多让也。”
应当说,宋明时期科学家具有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与宋代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儒学与科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而这正是宋明时期科技发展至高峰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中国科技史家们认为,宋代儒学“追求理性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无疑有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宋明科学高峰期的出现,这是一个因素”。
论及宋代儒家的济世精神,首推北宋儒家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理念得到了同时代儒者的共鸣。张载志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道出了理学家的为学旨趣,反映出北宋儒家普遍的济世精神,并成为宋明时期普遍的儒学精神。
宋代儒家大都博学多才,除了研读儒家经典之外,他们无所不读、无所不问,尤其对自然知识以及科技感兴趣。张载说:“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学愈博则义愈精微。”朱熹讲“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王应麟则讲“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
宋代儒家讲“理”。欧阳修通过“疑古”、“疑经”抛弃了汉代儒学的章句之学,直接从经典本身来阐发其义理,从而开创了义理之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讲自然之理。二程则要建立以“理”为核心的包括自然之理在内的理学,朱熹则继承二程,集理学之大成,形成理学自然观。
宋代儒家的求理精神,往往与怀疑精神联系在一起。宋儒要突破汉学的樊篱建立自己的义理之学,需要有怀疑精神。宋学各学派要标新立异,自立门派,同样也要有怀疑精神。张载说:“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者不可只管守从前所见,须除了,方见新意。”
与宋代儒家一样,宋代科学家也有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宋代科学最重要的代表沈括,撰写过不少儒学著作,其中《孟子解》推崇“君子之道”,阐发“以民为本”,足以表现出他的济世精神。同时,据《宋史·沈括传》记载,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作为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既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又有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出他的博学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沈括还大讲“理”。他的《续笔谈》记载说:“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沈括讲“理”,主要表现在科学研究上。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的《梦溪笔谈》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所以,他要“原其理”。他在考察了雁荡山奇特地貌后说:“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
沈括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不盲目地相信与遵从前人的看法,而是用亲身的观察、实验予以验证,并对错误的看法提出质疑和批评。当然,对于前人的理论见解,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否定其错误的,肯定其正确的,体现出科学性,是科学的怀疑精神。对于沈括的科学怀疑精神,中国科学史家竺可桢有一段评论:“括对古人之说,虽加以相当之尊重,但并不视为金科玉律。其论历法一条,抛弃一切前人之说,主张以节气定月,完全为阳历,而较现时世界重行之阳历,尤为正确合理。其言曰:‘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如岁差之类,方出于近世,此固无古今之嫌也。……予先验天百刻有余、有不足,人已疑其说。又谓十二次斗建,当随岁差迁徙,人愈骇之。今此历论,尤当取怪怨攻骂,然异时必有用予之说者。’括去今已八百余年,冬夏时刻之有余有不足,斗建之随岁差迁徙,与夫阳历之优于阴历,虽早已成定论。而在括当时能独违众议,毅然倡立新说,置怪怨攻骂于不顾。其笃信真理之精神,虽较之于伽利略,亦不多让也。”
应当说,宋明时期科学家具有济世精神、博学精神、求理精神和怀疑精神,与宋代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了儒学与科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而这正是宋明时期科技发展至高峰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中国科技史家们认为,宋代儒学“追求理性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无疑有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宋明科学高峰期的出现,这是一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