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古奇冤刘义符
我们就先从宋少帝刘义符说起。
宋少帝刘义符（406-424，小字车兵，刘宋第二位皇帝），为宋武帝刘裕的长子，出生于东晋义熙二年（406），10岁的时候被立为豫章公世子（一说为6岁）。永初元年（420）刘裕受禅，宋朝建国，立刘义符为太子，时年15岁。永初三年（422）五月癸亥，宋武帝驾崩，太子刘义符于当天即位。刘义符为人如何？《宋书》本纪说他“有膂力，善骑射，解音律”，可见，刘义符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青年，因为他不仅力气很大，善于骑马射箭，而且懂音乐。

废杀少帝刘义符自然得找出理由，因为如此重大的事件，必须对天下人有个交待。然而，少帝刘义符在位也不过是短短的两年时间，而在此期间他又没有多少实际权力，对外发布的政策措施，基本上由辅政大臣们做出。形格势禁之下，政变的发动者只好从少帝的“私德”方面做文章。他们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出了一道诏旨，罗列出少帝的种种“恶行”，用以说明废黜少帝的合法性：
（1）在宋武帝、懿皇后的丧期中，吃肉喝酒、歌舞升平、选纳妃嫔——是为“不孝”；
（2）重用群小，大兴土木，造成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是为“祸国殃民”；
（3）滥施刑罚，殴打无辜，造成国家监狱人满为患——是为“残暴”；
（4）不知人君大体，没有人君之修养——是为“无德”。

如果这道废黜令所言不虚，也就是说少帝真是如此“不孝”“无德”“残暴”“祸国殃民”，那么，废了他、杀了他，就是值得称颂的正义之举，也是历史和人民的幸事。
不过，历史的真相却是，这道废黜令为少帝所罗织的“罪名”中，除了第四条还勉强算是有点真凭实据外，余者皆为“欲加之罪”。例如，说少帝在位期间大兴土木，滥施刑罚，根本就是诬蔑，因为根据历史记载，刘宋一朝大兴土木，是在宋文帝元嘉时期（424-453）。退一步讲，少帝在位只有短短的两年，就是有心大兴土木，也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个时间！

至于说少帝“无德”，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当指少帝在父母丧期内声色犬马、吃肉喝酒等种种“不孝”行为，可是有什么证据呢？没有，除了这道命令以外，绝无旁证。
其二，就是诏旨所说少帝“居帝王之位，好皂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此事当是指少帝在华林园中“为列肆，亲自沽卖”而言。据记载，少帝平常喜欢在华林园中玩这种模拟市场买卖的游戏。被废黜的当天，他还在和侍从们玩这个游戏，对于所发生的政变丝毫没有觉察或预感。这表明，少帝刘义符对于辅政大臣们一直深信不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会发动政变。
通览有关历史记载，少帝的“恶行”不过就是废黜令所罗列的这些罪名，这些罪名要么是诬蔑，要么就是一些根本就摆不到桌面上来说的事情。因为所有这些“恶行”，充其量不过是少年人贪玩的天性而已，并非什么大的过恶。如果这些都可作为废黜皇帝的理由，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都应该被废黜！正因为如此，所以吕思勉先生在写到少帝被废时，就说：自古以来，放纵的帝王很多，少帝还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弱龄青年，即便偶有失德行为，未尝不能劝谏教诲，何至于行废立之事呢？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如果深究一点，就是辅政大臣的失职或推卸责任，因为宋武帝当初安排他们做辅政大臣，就是考虑到少帝年纪尚轻，希望他们尽力辅佐，而不是让他们行废立之事。所以，我的看法是：少帝即位不到两年就遭到废黜、杀害，而且还要承担“荒主”的恶名，实在是千古奇冤！
由徐羡之、傅亮、谢晦三个辅政大臣策动的政变，将宋文帝刘义隆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他们之所以选择刘义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刘义隆的性格比较温和，容易驾驭。因为按照顺序，即使废黜少帝刘义符，也轮不到刘义隆继承大统，应该是由二皇子广陵王刘义真（407-424，字车士，刘宋宗室，宋武帝刘裕次子，宋少帝刘义符、宋文帝刘义隆异母兄弟，420年封庐陵王）继承帝位。但是，刘义真性格“严断”，徐羡之等人担心驾驭不住，所以就在废黜少帝之前，以辅政大臣的名义，于景平二年（424）二月，先将刘义真废杀。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众多帝王中，宋文帝刘义隆（407-453，刘宋王朝第三位皇帝，初封宜都王，424年即帝位，年号元嘉，谥号文皇帝，庙号太祖）还算得上一个“明君”。他在位时间长达30年，有“元嘉之治”的美称。徐羡之等人发动政变，废杀宋少帝刘义符，改立刘义隆，当时可能只考虑到刘义隆的“宽轈慈仁”，却没有想到，“宽轈慈仁”往往也就意味着城府很深。徐羡之等人把刘义隆扶上了皇帝宝座，刘义隆却并不领他们的情。元嘉三年（426）正月，宋文帝下诏，诛杀徐羡之、傅亮、谢晦。元嘉十三年（436），檀道济亦被诛杀。这几个人都是发动政变，将宋文帝扶上皇帝宝座的有功之臣。但是，宋文帝对他们非但没有心存感激，反而把他们一个一个除掉。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宋文帝诛杀檀道济，我们不谈，因为此事确有自毁长城之嫌。诛杀徐、傅、谢三位辅政大臣，就必须说一说了。当然，对于其中原因，我们也可以笼而统之地归结为君臣之间的权力之争。但是，就一个具体的个案来说，这样的解释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政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权力之争所引起。
我们这里想强调指出的是，宋文帝先后诛杀对自己有拥立之功的大臣，心理方面的因素很重要。因为，宋文帝深知一点，那就是自己的哥哥少帝刘义符并没有多少罪恶，却被辅政大臣随随便便地废黜了，他又焉知自己不会重蹈哥哥的覆辙？万一哪天这些辅政大臣一个不高兴，自己会不会也面临同样的命运？这应该就是宋文帝诛杀“有功之臣”时候的心理。

（二）弑父篡位“元凶劭”
接下来，再说“元凶”刘劭（约426-453，字休远，刘宋第四位皇帝，宋文帝刘义隆长子，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彧长兄）。沈约在《宋书》第九十九卷以《二凶传》为题目，为刘劭、始兴王刘濬（429-453，字休明，小字虎头，宋文帝刘义隆次子）立传。刘劭、刘濬之所以被称为“二凶”，是因为他们合谋发动叛乱，杀害了父亲宋文帝刘义隆。儿子杀老子，自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称之为“二凶”自然不算过分。赵翼以此将刘劭列入“荒主”名单，于情于理都讲得通。但是，就我看来，正史对刘劭的评价，依然有欠公允。

首先，我们就要问，刘劭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弑杀父皇？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关系，没有谁是天生的弑父凶手，也没有哪一个太子天生就喜欢通过这种方式继承皇位。所以，刘劭弑逆的背后，必定有其不得已的隐情。在我看来，刘劭弑逆，在很大程度上，乃是被逼无奈的不得已之举。
众所周知，刘宋时代宫廷内部的权力争夺一直十分酷烈，宋文帝元嘉时期虽有“治世”之称，但元嘉晚期围绕储君问题所展开的内争尤其激烈，刘劭的太子地位始终不太稳定。刘劭储君地位不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文帝的猜忌心太重，而且越到晚年，这种心态越发变本加厉，从而给刘劭造成很大的危机感。
宋文帝有一次和王僧绰（423-453，字僧绰，琅邪临沂即今山东临沂人，王导玄孙，左光禄大夫王昙首之子）谈话，明确表达了准备改立太子的想法，并且让王僧绰搜集前朝有关废立太子的资料以资借鉴。非常不幸的是，刘劭在一次东宫例行的宴会上，所宴请的主要人员皆为东宫卫士，又恰巧被王僧绰看到，于是王僧绰就秘密汇报给宋文帝。于是，本就疑心重重的宋文帝下定决心，准备改立太子。

然而，在新太子的人选问题上，宋文帝和几个重臣却意见不一。宋文帝本人想立第七子建平王刘宏（444-458，字休度，宋文帝刘义隆第七子，封建平郡王）；吏部尚书江湛（408-453，字徽渊，济阳考城即今河南兰考人）主张立南平王刘铄（431-453，字休玄，小字乌羊，宋文帝刘义隆第四子），因为刘铄的妃子是他的妹妹；尚书仆射徐湛之（410-453，字孝源，东海郯县即今山东郯城人）则主张立随王刘诞（433-459，字休文，宋文帝刘义隆第六子），因为他的女儿是刘诞的王妃。由此可见，在讨论新太子人选的时候，这些参与的重臣都怀有私心，并非从国家大计出发。在这种情况下，王僧绰建议宋文帝自作主张，当机立断。

毋庸讳言，废立太子乃是国家重大政治事件，一旦搞不好，必定直接影响整个政局的稳定。如果宋文帝在决定改立太子之后，能够迅速付诸实施，可能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局面。但是，宋文帝做事过于优柔寡断，终于给刘劭提供了抢先下手的机会。元嘉三十年（453）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刘劭在得知太子废立的确切消息以后，亲率东宫卫队，假托奉皇帝诏令冲入皇宫。当时，宋文帝正在和徐湛之商谈废立事宜，没有想到东宫卫兵杀了进来，君臣二人顿时成为刀下之鬼。随后，刘劭又派人诛杀了江湛。
刘劭为了做皇帝，而杀了父亲，确实罪恶很大。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办？是起而自救，还是听天由命？需知，在中国封建政治斗争中，不为刀俎，便为鱼肉，权力斗争就是如此残酷。综合分析这段历史前后经过，我认为刘劭在弑父一事上，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这一点，刘劭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如《宋书·二凶传》记载刘劭兵败被擒，臧质（400-454，字含文，东莞即今山东莒县人，刘宋名将，宁朔将军臧熹之子，宋高祖刘裕武敬皇后之侄）指斥他大逆不道，刘劭理直气壮地回答：“先朝当见枉废，不能作狱中囚。”

除此而外，从刘劭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置来看，也决不能说他“荒唐”“昏庸”。《宋书·二凶传》记载，刘劭登基之后，“博访公卿，询求治道，薄赋轻徭，损诸游费。田苑山泽，有可弛者，假于贫民。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劭在即帝位以后，立即向公卿大臣咨询治国之道，下令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减少不必要的财政开支，并将原本由国家管制的田园山泽，开放给无地的贫民。这些举措怎么能说是“昏庸”呢？最后，从个人气质来看，刘劭行事虽然不免“悖逆”，但并不失其英雄气概。据历史记载，刘劭兵败，被押至孝武帝刘骏面前，众人纷纷加以“诮让”时，他厉声说：“汝辈复何烦尔！”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杀就杀，哪来那么多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