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小屋
酝酿一个艺术家
丰子恺出生于浙江桐乡石门镇，父亲是清末举人。他自幼便喜欢画画，边读《千家诗》边临摹《芥子园画谱》，10 岁时就有私塾先生请他画孔子像，挂在塾中供人礼拜，成了镇上知名的小画家。
（图为芥子园画谱中的兰花章）

1914 年，16 岁的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当时的浙一师由有“革新运动领袖”之誉的经亨颐主持，风气十分活跃，老师也都集一时之选，沈钧儒、沈尹默、鲁迅、马叙伦、陈望道、叶圣陶、朱自清等名流都曾在此任教。丰子恺在这里遇到了两位指引他真正走上艺术道路的恩师——夏丏尊与李叔同。
两位先生也都是一代大家，深受学生爱戴，夏先生心直口快，苦口婆心；李先生则内敛少语，不怒自威，丰子恺称两人是“妈妈的教育”和“爸爸的教育”。在文学家夏丏尊的影响下，他开始热衷写作，“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了总要想，不知夏先生看了这篇东西怎么说。”李叔同教授音乐与美术，两门并非主课的课程，因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广受欢迎。“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大约是我的气质与李先生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
（图为夏丏尊与李叔同）

一天晚上，丰子恺作为年级的级长去李叔同处汇报学习情况，要退出时老师叫住了他：“你的画进步很快！
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你以后可以……”平时不多言的老师的一番话，在丰子恺听来犹如金石掷地。三十年后他回忆道，“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都奉献给艺术，直到现在没有变志。”
1919 年毕业后，他和学长吴梦非、刘质平创办了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私立的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丰子恺教授西洋画，当时国门初开，社会上对西洋画了解无多，他说没受过系统艺术教育的自己还可搪塞一阵，但日子久了，对着写生标本的一只半生半熟的桔子都可起自伤之念。1921 年春，已成家立业、当了父亲的丰子恺毅然决定赴日求学，学费全是东拼西凑借来的，在东京仅维持了十个月，金尽而回国。
但这十个月带来的收获不可估量。当时的日本正是文化思想非常活跃的大正时期，丰子恺发愤苦学，短时间内很快掌握了日语、英语，还花了大量时间研习小提琴的演奏，到处参观画展、访图书馆。一次，他偶然邂逅了竹久梦二的画，这位在明治末年被热捧过一阵的画家，以后期的“美人画”闻名，丰子恺却偏爱他早期用毛笔勾勒的趣味深长的简笔画。“竹久梦二的画，其构图是西洋的，其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他还有一点更大的特色，是画中诗趣的丰富。”竹久梦二画风的简练留白、画题的巧妙点睛等特点，其实皆可用来形容日后的丰子恺漫画。

1922 年留学回国后，丰子恺即应夏丏尊之邀，到上虞的春晖中学教授音乐、美术，学校位于白马湖畔，风光宜人，名师云集。丰子恺在自家小院种下一株杨柳，“杨柳小屋”就此诞生。他说最爱柳树从不无情向上，反而躬身不忘本，随风拂人头，似朋辈般的可爱。
在杨柳小屋，丰子恺开始用画笔随意勾绘所见所闻，画好了就贴在门后自己欣赏。1924 年他的成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在杂志上发表，画中仅有近处的桌子茶器，远方的一轮弯月，宁静悠远，如钩新月更预示着将来重逢的圆满，余音袅袅。正如他以后的画，造型洗练，看似容易模仿，实则内里含蓄深致，这种文人画的气韵构思是难以复制的。
在沪上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因此画发掘出丰子恺，一再向他约稿插图，1925 年还为他出版了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自此，其声名便不胫而走。有人将丰子恺称作“中国漫画之父”，他自己并不赞同，但的确是从《子恺漫画》出现后，“漫画”一词才开始风行。他的画独树一帜，不以滑稽讽刺见长，而更多的是抒情与诗意。朱自清在《子恺漫画》的序中表白：“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得那味儿。”
（子恺漫画中的部分作品）

缘缘堂
见证创作的黄金时代
1924 年冬，因与学校办学思想发生分歧，丰子恺与同事匡互生、朱光潜等人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他卖掉杨柳小屋得700 余元，加上其余同人的募集，一共筹措了1000 元启动资金。
起步维艰，但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传道授业，丰子恺仍觉畅快。“我可以不吃饭，但少不了酒”。丰子恺极爱酒，尤喜绍兴黄酒，理由是较之白酒不易醉，一喝便醉了无情趣。朱光潜后来回忆道：“（我们）常在一块聚会，慢酌细品，不慌不闹……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幅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
丰子恺在立达学园教课期间，还翻译或编译了《西洋美术史》、《音乐的常识》等诸多艺术读物。“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复旦大学的老校歌，便是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谱曲。1935 年，叶圣陶出版了一套《开明国语课本》，由他编写内容，丰子恺书写并画插图。
这套课本当时就再版了40 余次，2010 年出版后再次热销一时。有人评价，丰子恺作为李叔同的高徒，一生诗书画乐无不成绩斐然，除了没有如李叔同年轻时登台演过戏，在各个领域他都有所继承。
（图为复旦大学校歌和开明国语课本部分插图）

丰子恺喜欢宋代词人蒋捷《一剪梅》中的句子：“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院子的花坛里都种着芭蕉和樱桃。某天小女儿丰一吟回家，看见樱桃树上结满了樱桃，大叫道：“咦！我上学去时还没长呢？”父亲则在一旁呵呵笑，把一串串樱桃摘下来给大家吃——原来是他买来挂上去的。后院葡萄棚下还有一架专为孩子们而设的秋千，时时荡漾欢声笑语。
丰子恺自称是“儿童的崇拜者”“我初尝世味，看见了当时社会里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缘缘堂随笔》中有不少记录童心童趣的散文佳作，他还直接将几位小儿女的情态画入画中，《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瞻瞻的脚踏车》、《爸爸回来了》等作品，观察入微的平等视角与生动瞬间的捕捉，很难想象出自没有热情的笔下。
缘缘堂建成后，丰子恺就辞去教职与其他事务，开始了惬意的闲居生活。他最喜杭州的山色风光，每年春秋两季，还会在杭州的“行宫”住上一段时日。逸兴大发，便雇一条船，听凭摇橹人把船划到什么地方，有所感了，他便写点什么或画下几笔。到1937 年举家逃难，在缘缘堂的近五年光阴，是他艺术的黄金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和论著。
（丰子恺笔下的孩子）

沙坪小屋
艺术的逃难
1937 年日军进攻上海，11 月6 日，石门湾遭到日机轰炸，当即炸死三十余人，后死难者达百余人，有两颗炮弹就在缘缘堂后门附近爆炸。丰子恺一家不得不踏上逃难之途，先后辗转浙江桐庐、江西萍乡、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宜山、思恩，再到贵州都匀、遵义，最后抵达重庆，一逃就是8 年。
丰子恺平生留不住钱，钱一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会在口袋里哇哇叫”。逃难前夕，他都没有准备，还是儿女们把各人积攒的红包都拿出来才临时凑齐了路费。路途艰辛，心思操劳，
丰子恺的胡须离家时还是黑的，逃难到萍乡就已白了三分。1938 年接到友人来信，丰子恺才知缘缘堂已于当年 1 月被炮火夷为平地。家园成焦土，全家无不为之深深痛惜，丰子恺写下《还我缘缘堂》一文，一反平日性情，愤怒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更直接写道：“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1985 年，桐乡市政府在原址按原貌重建了缘缘堂。

丰子恺平日醉心艺术，极少关心政治，抗战期间大概是他一生中对时局最为关切的时期，显露出怒目金刚的一面。1938 年到达汉口后，他换下长袍，开始穿起中山装，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抗战文艺》的编委，发表了大量的时事文章与图画。自言“虽没能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艺宣传……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抗战必能胜利。”
1937 年春，他以鲁迅小说《阿Q正传》为题材创作了同名漫画，为的是让不识字的人们也能看懂，但在印刷厂中遭遇炮火，画稿化为灰烬。1938 年，钱君匋听说后替《文丛》期刊向丰子恺索要画稿，重画一遍的稿子刚发表了两幅，就碰上日军在广州的大轰炸，再次葬于火海。丰子恺说：“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得，亡者必可复兴。”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于1939 年3 月，在舟车劳顿中第三次重绘“阿Q”。此画集后来重印了十五次，足见影响之大。朱光潜评其为“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部分）

作家舒群回忆，1939 年自己曾劝丰子恺去延安，他反复考虑后回绝了。“我虽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也不是不向往ge命，不向往进步。如果我们是在红军长征时结识，或者是在苏区结识，你这样劝我，我倒真有可能上延安。可现在不同，天下稳定了，我怎么能带一大家人去坐享其成呢？
逃难途中，一家人还曾因丰子恺的声望，机缘巧合得了不少方便。一次买不到火车票，大家只好直接爬上火车，列车长一看是丰子恺，不但没有罚钱，还找来两个学生给他们帮忙。1939年从宜山逃往贵州，全家找不到汽车，困在旅馆，丰子恺应老板之请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店外墨迹未干，被他的一位粉丝认出，那人恰好是跑运输的，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后来朋友们幽默地称丰子恺是“艺术的逃难”。辗转迁徙，他不失自己的生活气度。女儿丰一吟回忆父亲在遵义不忘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背诵《古文观止》、古诗词，那时候她把《滕王阁序》背得滚瓜烂熟，很多年过去了仍不会忘记。
1942 年11 月，丰子恺率眷来到重庆，暂得乱世的安稳。他在重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用卖画所得的钱在市郊沙坪建了三间小屋。“沙坪小屋”非常简陋，墙是用竹子做的，夏天晒得发烫，屋里热不可耐，丰子恺不以为意。他辞去教职，在庭院种了芭蕉、番茄、蚕豆，养了鸭子和鹅，每天读书作画。“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认为是幸福的。”抗战胜利后，他还成了有名的“三不先生”，一不教书，二不演讲，三不赴宴，独享不被惊扰的自由。

有一次造反派闯入画院，把热糨糊浇在老人背上，再贴上大字报；他跪得时间长了，站起来踉踉跄跄，又遭皮鞭抽打。但有人回忆，批斗会上的丰子恺总是“恬静肃穆，淡然入定”。他在“牛棚”里坐得笔直，没有外人时，并不设防，仍泰然和人谈文艺、谈佛学。他曾说：“老舍死了，死了就完了。”1970 年初，丰子恺下乡劳动改造，条件十分恶劣，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后查出肺结核，但他竟感到高兴，因为终于可凭假单在家中休息了。他甚至希望自己病得久一点，躲过子女的视线，将药藏起来不吃，寄望这脆弱的安宁暂能延续下去。
丰子恺耐不住空虚无聊。1970 年到1973 年间的凌晨时分，70 多岁的老人躲在日月楼的小房间里，偷偷写下《缘缘堂续笔》的33 篇作品，翻译了日本古典名著《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势物语》，还铭记向先师许下的承诺，画完了《护生画集》的第六集，达百幅图。此前的三到五集都已如期出版，尤其是第五集，画家似有预感，整整提前了5 年于1965 年“文革”前夕加紧绘出，否则结果可想而知。当年这些画集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文革”期间，“日月楼”一楼被房管所造反派强占，丰老一家挤在二楼三楼，他的这些地下创作无疑冒着不小的风险。
1975 年，丰子恺在女儿学生的陪同下最后一次回石门湾，写了许多字送人，写得最多的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于当年9 月15 日因肺癌离世。刘海粟是他的老朋友，用了一个月的伙食费买来真花，扎了一个花圈送来，那时养花还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说：“子恺的艺术是有生命和气节的真花。”

分享几篇丰子恺文章

《渐》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象山陂而象风琴的键板，由ｄｏ忽然移到ｒｅ，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象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ｄｏ忽然跳到ｍｉ，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甚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坐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象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的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Ｂｌａｋｅ）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