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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易中天先生《隋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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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隋炀帝却未必。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这是《杨素传》的说法。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文帝说:是杨勇。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大运河。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 (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而且,也都出自武川。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 (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而且,也都出自武川。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杨广却不一样。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为了改变政治路线。
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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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Android客户端1楼2019-05-08 14:04
    江都宫变,司马德戡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恐怕是。据统计,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对方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
    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
    这就耐人寻味。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
    隋,并不是秦。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
    而与唐相对应的,是隋往往被遗忘。就算记得住,也只有炀帝的“昏暴”。昏暴是唐人对杨广的盖棺论定。在此之前,杨广其实是有谥号的:明皇帝。也有庙号:隋世祖。可惜这两个体面的称号系由隋帝国的洛阳留守政权所给出,因此很快就被新建立的唐王朝推翻,改谥为炀。从此,他被叫做隋炀帝。这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恶评。依照《谥法》,炀的意思有三种:好内远礼(贪恋女色不遵礼法),去礼远众(破坏礼制背弃公众),逆天虐民(违背天理虐待人民)。有前两条就是昏,有后一条则是暴。根据后世的描述、演绎和普遍看法,杨广大约是兼而有之,既昏又暴。不知道李渊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评价杨广。没错,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新政权往往要把前朝或末世说得一团漆黑。这已经几乎是所有短命王朝或亡国之君难以逃脱的宿命。然而,其他那些末代君主,得到的谥号大多马马虎虎还过得去,跟杨广一样声名狼藉的只有夏桀和殷纣: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简直就是十恶不赦。更让杨广难堪的是,炀,原本是他送给陈朝后主陈叔宝的谥号。这对于那位声色犬马的昏君倒是恰如其分。不要忘记,那家伙不但在即位之后只知道醉生梦死,便是在做俘虏时怀里也抱着两个漂亮女人。把这个谥号送给陈叔宝的杨广,也有资格作出这样的历史评价。因为他不但是隋王朝第二任皇帝,也是当年灭陈部队的大元帅,亲眼目睹了陈叔宝的荒淫无耻和昏庸无能。只不过,杨广做梦都想不到,他的下场会更惨,送给陈叔宝的恶谥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唐人甚至说,两位炀皇帝相逢于九泉,恐怕不合适再讨论《玉树后庭花》了吧?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可惜,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也只能管杨广叫隋炀帝。问题在于,他真有那么不堪吗?未必。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却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却没有开凿运河。那么,凭什么秦始皇和唐太宗是千古一帝,隋炀帝就只能遗臭万年?这很不公平。如果连累到隋的意义也被低估,就更不公平。没错,隋是短暂的。短短三十八年,相对于三千七百年的中华文明史和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华帝国史,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个短命王朝完成的工作量,却相当于其他朝代的数倍;它留下的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比如大运河、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则直到明清两代都让人受用无穷。这样的王朝,难道可以小看?更何况,正如汉帝国不过是秦政治的遗嘱执行人,隋王朝也是唐文明的历史开创者。没有前面的秦,就不会有后面的汉;没有前面的隋,也没有后面的唐。事实上,唐太宗是跟在隋炀帝后面亦步亦趋的。他不但以隋为鉴,更是以隋为师,而且并不仅仅只是将其当作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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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2楼2019-05-08 14:05
      隋,可谓时间短暂,内容丰富。它是短命的,也是不朽的。西晋才叫作昙花一现。真正有意义的是东晋,可惜却只有半壁江山,不是统一的大帝国。能够比较的,是秦。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也都是二世而亡,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年,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后有强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汉四百多年,唐接近三百年),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断裂,汉有新莽,唐有武周,可谓惊人地相似。这恐怕不是巧合。当然不是。
      事实上,正如隋唐与秦汉颇为相似,明清与宋元也极为相同,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活的时间则大体相当:宋三百年出头,元一百年左右,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明和清的时间几乎一样,而且都只比唐略短一点。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区别显著。因此,如果以朱全忠灭唐为界,中华帝国的历史便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下半段一千零四年,两段的时间差不多,堪称上下两千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统一时间之短相当于秦,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既不同于秦汉也不同于隋唐,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则接近于春秋战国。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跟春秋战国一样,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做准备。难怪隋会跟秦一样短命了,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和排头兵。前浪是只能死在沙滩上的,隋炀帝则不过是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尽管他远非秦二世或陈叔宝可比。实际上,由于隋既是南北朝的终结者,又是唐文明的先驱者,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难免表现出矛盾和分裂。结果,不但文帝和炀帝判若两朝,炀帝的前期和后期也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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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3楼2019-05-08 14:06
        真正的历史学家对隋炀帝的功绩都是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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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4楼2019-05-13 09:59
          隋炀帝是后人给的贬低称号,隋朝给他的谥号是“明帝”,我觉得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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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5楼2019-05-14 00:03
            隋炀帝杨广是现代穿越过去当皇帝的,几代人才能做完的大事,他想通过一代人就给办完,结果崩盘了。所以以至于被黑到现在,确实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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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6楼2019-05-19 10:22
              说得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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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7楼2019-06-12 09:44
                细研究会发现杨广的野史传闻和笔记小说多出于宋代,而在唐代则在讲国之得失的政论里经常出现。既然亡国后世文人就可以任意涂抹,没有什么顾忌,所以民间形象和文学形象才会越来越不堪,1400多年滚雪球式的累加,就成了千古最坏的皇帝。其实看其功绩和其战略眼光,他是一个对后世很有影响和贡献的历史人物,总体来看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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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8楼2019-06-12 09:59
                  一直都觉得弑父娶小妈这事前后矛盾,疑点重重,看来很多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污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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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Android客户端9楼2019-06-12 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