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诗纪事·白居易》有感：
文艺也有盛世，看世人对它的狂热，容纳，精进，所以文艺也是一种正能量，诗歌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鼻祖，中外如是。宋人计有功编辑的《唐诗纪事·白居易》说到“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又说“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秦没有文艺，也属于无道，高压之下没有正人正言，所以秦到二世而亡。原始人类便有诗歌的风俗，所以《尚书·尧典》就说“诗言志，歌永言。”古人写诗的目的并不是都在娱乐，更多是褒贬时政，所以诗歌会形成对时政得失的舆论压力，可见古人舆论开放。周代有采诗官，他们的工作就是下基层，收集大家的诗篇，各个角落，各个阶级都有诗的足迹，当文艺已经形成风俗，有没有专业的学校培养已经不重要，孔子的教学开始那以是风俗衰败很严重了。采诗官把诗篇上交给天子，让他看到不一样的声音，能发现哪些民意诉求然后及时改良，解决民生。
周厉王就不习惯这样的舆论开放，所以他要打压，写诗既然是风俗，那么他打压的应该也包括诗歌，因为用诗褒贬时政是正常的风俗，打压就意味着写诗论政有罪。尧时在天下各地立有诽谤木，就是让大家把意见刻上去，各抒己见，当然不可能写个几千个字，面积没这么大，古汉语一个字就可以解读多个意思，《诗经》又多是四字一句，那么刻上几个字就可以说明意思了。古人还可以用诗推演兴衰，《唐诗纪事·白居易》说到“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观者总能一目了然，忧心忡忡，可局内人总以为自己没事，别人是庸人自扰之。东汉末年有首歌谣是《桓灵时童谣》，它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明末有“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更早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清朝的“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些都是混乱之象，可见证当时变化。
论诗歌唐朝是个鼎盛时期，对诗的狂热很普遍，有个娼妓，因为会背《长恨歌》，所以就抬高自己，对一些客人不屑一顾，她说“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唐人诗歌普遍到什么程度，文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唐人诗人不可胜数，李白是文宗泰斗，但是白居易觉得他不如杜甫，李白的朋友很多都在民间，至于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些人，李白是不会去亲近的，他朋友中就有一个叫汪伦的。唐人的文艺狂热，精进都远超后人，这取决于国体的开放，当国格放弃高于人格，便是文艺高涨的时代。想想现在，没有外患，没有内忧，读书也不是很难，却达不到古人那种文艺的精进境界，那些师者，官者难道不会无地自容，自惭形秽。
清朝是文艺的死胡同，在康“乾盛”世时就已经频繁搞起文字狱，连正常的“唯民所止”都会被当成影射雍正，是无知还是故意。乾隆的文字狱超越了前两代，更是狭隘，凶残，如胡中藻诗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江苏举人徐述夔的诗有“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沈德潜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一些人虽然过世，仍然被抄家，挖坟，子孙流放，或杀头，一些诗带有“明”和“清”字都被网罗杀戮，甚至连同音字也不能幸存。盛世与乱世很容易区别，比如乱世，因为思想，行为不正不善，才称为乱，大家都在丑化文艺，剥夺文艺，谩骂文艺，嘲讽文艺，驱逐文艺，大家都喜欢野蛮，暴力，都喜欢成为男盗女娼，都疯狂打压正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