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张伯驹在琉璃厂闲逛的时候，收藏了第一件墨宝——康熙皇帝御笔横幅《丛碧山房》，因张伯驹住处好植蕉竹花木，从此以“丛碧”为号，开启了收藏之路。
青年时期的张伯驹
张伯驹最重要的藏品之一是西晋陆机《平复帖》，初见于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中。
西晋陆机《平复帖》
1936年，张伯驹在上海听闻溥心畲所藏韩幹《照夜白图》卷被上海古董商叶某买去。当时宋哲元主政北京，张伯驹发急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的重要，请其阻止该卷出境。可惜接到回复，叶某已经将《照夜白图》卷转售英国。
张伯驹唯恐《平复帖》再被盗买，便委托阅古斋韩君转告溥心畲，不要再使其流出国外，如果愿让，张伯驹可收，如果溥心畬急需用钱，也可以此帖抵押。韩君回复：“心畲现不需钱，如让，价20万元。”张伯驹那时其实无此财力，只不过早备一案，以防上海古董商捷足先登。
1937年，叶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委托张大千致意溥心畲，以6万元求让。溥心畲仍要价20万，未成。
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张伯驹正在北京消夏，路断未回上海，年终去天津，在回京度岁的车上偶遇傅增湘，他谈及溥心畲因母丧急需钱，而银行提款有限制。张伯驹原本想以《平复帖》作抵押借给溥心畬1万元。第二天，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心畬现下只要价4万元，不如直接买下。于是，张伯驹年前先付了2万元，余款分2个月付完。《平复帖》由傅增湘转交张伯驹，并题跋于其后。那时白坚甫打算买下《平复帖》转售日人，20万的价格也是很容易的，但《平复帖》已到张伯驹手中。
北平沦陷，张伯驹蛰居4年后去了西安，将《平复帖》藏在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曾离身。日本投降后，张伯驹回京。1956年张伯驹移居后海时已经59岁，与潘素商定，将此帖捐赠给国家，终了夙愿。
宋《蔡襄自书诗》原为清宫旧藏，在溥仪未出宫时，被太监偷出。萧山朱翼庵在地安门花5000元买下。1932年曾丢失，后在海王村找到，以巨金赎回。朱翼庵去逝后，其后人仍不肯让人。1940年朱翼庵的原配逝世，其后人为了筹集葬费才肯出让。那时梁鸿志主持南京伪政，权势煊赫，欲收《蔡襄自书诗》，出价到4万元。那时物价虽涨，但也值原币2万余元，朱家要价4.5万元，张伯驹就买下了。
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1946年初有发现，张伯驹考订有1198件，其中有关历史艺术价值的作品大约四五百件。按当时的价格，不需要过巨的经费就可以大部分收回。但当时南京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而故宫博物院经费紧缺，使这些名迹大多落于古董商之手。
琉璃厂玉池山房马霁川去东北最早，论文斋靳伯声继之，后才有八公司组织。马霁川、靳伯声精干有魄力，马霁川尤其狡猾。马霁川第一次携回卷册20余件送去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柬约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思泊（于省吾）、徐悲鸿、启功审定。经审定，这20余件作品多伪迹及普品。马霁川本打算把这些伪迹和普品卖给故宫博物院回本，而把精品拿到上海售卖，以得重利，甚至勾结上海古董商辗转出国，手段特别狡狯。
当时靳伯声收购到名迹范仲淹《道服赞》卷，张大千本打算买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知道后亟追索，靳伯声故意躲避。一天，张大千、马衡聚在张伯驹家，议定由张伯驹出面洽购，收归故宫博物院。随后以110两黄金的价格讲妥。后来故宫博物院开理事会，议决共收购5件，《道服赞》卷因胡适、陈垣等认为价格太高而被退回。张伯驹于是变卖家当举债将此卷买下。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
后来，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到了马霁川手里，要价800两黄金。此卷在《宣和画谱》中有著录，为存世最古的画迹。张伯驹和于思泊去找马衡，告诉他此卷必应收归故宫博物院，院方应先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然后议价。如果院方经费不足，张伯驹愿代为周转。但马衡没有同意。
张伯驹只得自己出面购藏，警告厂商，此卷有关历史，不能出境，以致流出国外。后由墨宝斋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220两定价。那时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不得不售出所居房产付款。一个多月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询此卷，愿意花四五百两黄金买这幅画，马霁川悔之晚矣。
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是1950年经琉璃厂论文斋靳伯声的弟弟在东北收到，持来北京。秦仲文告诉张伯驹这卷书法在惠孝同手中，担心他知道了以后一定会买。但张伯驹问惠孝同的时候，得知他并没有留，已被靳带去上海了。张伯驹急忙托马宝山追寻此卷，不到一个月就被追回，狂喜的张伯驹花了5000多将其买下。
张伯驹非常喜欢此卷，每夜睡觉的时候放在枕旁，数天后才藏贮箧中。张伯驹曾对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进行过考证，认为此卷不仅诗可贵，“书法亦为右军正宗”，经董其昌、梁清标刻帖。张伯驹还专为此卷写了一首《扬州慢》：
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早惊见、人间尤物，洛阳重遇，遮面还羞。等天涯迟暮，琵琶湓浦江头。
盛元法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以上关于张伯驹收藏经历的文字编辑自《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张伯驹、潘素卷》）
在1960年以前，张伯驹所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便有117件，虽然数量并不庞大，但却涵盖了中国的历代书画史。其中唐代及以前的书画珍品6件，宋代书画13件，元代书画11件，明代书画40件，清代书画47件。除了上述几件，李白《上阳台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等藏品也堪称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煊赫巨迹。
1941年，张伯驹遭汪伪“七十六号”绑架的时候，被索要300万赎金，张伯驹冒着被撕票的危险，拒不变卖所藏书画赎身。然而，这些曾以命相护的国宝，张伯驹夫妇陆续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1952年，把《游春图》捐赠给故宫博物院；1953年，赠送李白《上阳台帖》给毛泽东，后来此帖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1956年，捐晋代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黄庭坚《诸上座帖》等珍贵书法共8件给国家；1965年，把身边最后剩下的《百花图》等60余件法书、绘画和古书让与当时工作的吉林省博物馆。
启功评价张伯驹的艺术收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民间收藏第一人。”贡献之巨大，由此可见。
青年时期的张伯驹
张伯驹最重要的藏品之一是西晋陆机《平复帖》，初见于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中。
西晋陆机《平复帖》
1936年，张伯驹在上海听闻溥心畲所藏韩幹《照夜白图》卷被上海古董商叶某买去。当时宋哲元主政北京，张伯驹发急函声述此卷文献价值的重要，请其阻止该卷出境。可惜接到回复，叶某已经将《照夜白图》卷转售英国。
张伯驹唯恐《平复帖》再被盗买，便委托阅古斋韩君转告溥心畲，不要再使其流出国外，如果愿让，张伯驹可收，如果溥心畬急需用钱，也可以此帖抵押。韩君回复：“心畲现不需钱，如让，价20万元。”张伯驹那时其实无此财力，只不过早备一案，以防上海古董商捷足先登。
1937年，叶遐庵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委托张大千致意溥心畲，以6万元求让。溥心畲仍要价20万，未成。
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张伯驹正在北京消夏，路断未回上海，年终去天津，在回京度岁的车上偶遇傅增湘，他谈及溥心畲因母丧急需钱，而银行提款有限制。张伯驹原本想以《平复帖》作抵押借给溥心畬1万元。第二天，傅增湘告诉张伯驹，溥心畬现下只要价4万元，不如直接买下。于是，张伯驹年前先付了2万元，余款分2个月付完。《平复帖》由傅增湘转交张伯驹，并题跋于其后。那时白坚甫打算买下《平复帖》转售日人，20万的价格也是很容易的，但《平复帖》已到张伯驹手中。
北平沦陷，张伯驹蛰居4年后去了西安，将《平复帖》藏在衣被中，虽经乱离跋涉，未曾离身。日本投降后，张伯驹回京。1956年张伯驹移居后海时已经59岁，与潘素商定，将此帖捐赠给国家，终了夙愿。
宋《蔡襄自书诗》原为清宫旧藏，在溥仪未出宫时，被太监偷出。萧山朱翼庵在地安门花5000元买下。1932年曾丢失，后在海王村找到，以巨金赎回。朱翼庵去逝后，其后人仍不肯让人。1940年朱翼庵的原配逝世，其后人为了筹集葬费才肯出让。那时梁鸿志主持南京伪政，权势煊赫，欲收《蔡襄自书诗》，出价到4万元。那时物价虽涨，但也值原币2万余元，朱家要价4.5万元，张伯驹就买下了。
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1946年初有发现，张伯驹考订有1198件，其中有关历史艺术价值的作品大约四五百件。按当时的价格，不需要过巨的经费就可以大部分收回。但当时南京政府对此漠不关心，而故宫博物院经费紧缺，使这些名迹大多落于古董商之手。
琉璃厂玉池山房马霁川去东北最早，论文斋靳伯声继之，后才有八公司组织。马霁川、靳伯声精干有魄力，马霁川尤其狡猾。马霁川第一次携回卷册20余件送去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柬约张伯驹、张大千、邓述存、于思泊（于省吾）、徐悲鸿、启功审定。经审定，这20余件作品多伪迹及普品。马霁川本打算把这些伪迹和普品卖给故宫博物院回本，而把精品拿到上海售卖，以得重利，甚至勾结上海古董商辗转出国，手段特别狡狯。
当时靳伯声收购到名迹范仲淹《道服赞》卷，张大千本打算买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知道后亟追索，靳伯声故意躲避。一天，张大千、马衡聚在张伯驹家，议定由张伯驹出面洽购，收归故宫博物院。随后以110两黄金的价格讲妥。后来故宫博物院开理事会，议决共收购5件，《道服赞》卷因胡适、陈垣等认为价格太高而被退回。张伯驹于是变卖家当举债将此卷买下。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
后来，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到了马霁川手里，要价800两黄金。此卷在《宣和画谱》中有著录，为存世最古的画迹。张伯驹和于思泊去找马衡，告诉他此卷必应收归故宫博物院，院方应先致函古玩商会不准出境，然后议价。如果院方经费不足，张伯驹愿代为周转。但马衡没有同意。
张伯驹只得自己出面购藏，警告厂商，此卷有关历史，不能出境，以致流出国外。后由墨宝斋马宝山出面洽商，以黄金220两定价。那时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不得不售出所居房产付款。一个多月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询此卷，愿意花四五百两黄金买这幅画，马霁川悔之晚矣。
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是1950年经琉璃厂论文斋靳伯声的弟弟在东北收到，持来北京。秦仲文告诉张伯驹这卷书法在惠孝同手中，担心他知道了以后一定会买。但张伯驹问惠孝同的时候，得知他并没有留，已被靳带去上海了。张伯驹急忙托马宝山追寻此卷，不到一个月就被追回，狂喜的张伯驹花了5000多将其买下。
张伯驹非常喜欢此卷，每夜睡觉的时候放在枕旁，数天后才藏贮箧中。张伯驹曾对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进行过考证，认为此卷不仅诗可贵，“书法亦为右军正宗”，经董其昌、梁清标刻帖。张伯驹还专为此卷写了一首《扬州慢》：
秋碧传真，戏鸿留影，黛螺写出温柔。喜珊瑚网得，算筑屋难酬。早惊见、人间尤物，洛阳重遇，遮面还羞。等天涯迟暮，琵琶湓浦江头。
盛元法曲，记当时、诗酒狂游。想落魄江湖，三生薄幸，一段风流。我亦五陵年少，如今是、梦醒青楼。奈腰缠输尽，空思骑鹤扬州。
（以上关于张伯驹收藏经历的文字编辑自《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 张伯驹、潘素卷》）
在1960年以前，张伯驹所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便有117件，虽然数量并不庞大，但却涵盖了中国的历代书画史。其中唐代及以前的书画珍品6件，宋代书画13件，元代书画11件，明代书画40件，清代书画47件。除了上述几件，李白《上阳台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等藏品也堪称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煊赫巨迹。
1941年，张伯驹遭汪伪“七十六号”绑架的时候，被索要300万赎金，张伯驹冒着被撕票的危险，拒不变卖所藏书画赎身。然而，这些曾以命相护的国宝，张伯驹夫妇陆续全部捐赠给了国家。
1952年，把《游春图》捐赠给故宫博物院；1953年，赠送李白《上阳台帖》给毛泽东，后来此帖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1956年，捐晋代陆机《平复帖》、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黄庭坚《诸上座帖》等珍贵书法共8件给国家；1965年，把身边最后剩下的《百花图》等60余件法书、绘画和古书让与当时工作的吉林省博物馆。
启功评价张伯驹的艺术收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民间收藏第一人。”贡献之巨大，由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