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贪腐气。
宋徽宗时期，奸臣当道，官场的贪腐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由于贪腐成风，人民不堪重负，从而导致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在不同的层次上，贪腐气可表现为皇帝、高官的奢靡气和官场的奸佞气、贪腐气。
宋徽宗赵佶（jī）登基前被封为端王。《水浒传》对他的出场是这样描写的：“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丝调竹，吹弹歌舞，自不必说。”——不过就是个多才多艺的花花公子。可惜他做了皇帝。当时的宰相章惇（dūn）见向太后执意让端王继位，就说过“端王轻佻（tiāo），不可以为君”；元代宰相脱脱撰《宋史·徽宗纪》时，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奢靡生活。他穷奢极侈，荒淫无度，热衷于声色犬马、山水园林、个人享受，将军国大事交给蔡京、高俅、童贯、杨戬等奸臣办理，不愿倾听逆耳忠言，无心关注民间疾苦。由于善蹴鞠，他发现了高俅这个同样善蹴鞠的“人才”，并将其迅速提拔成殿帅府太尉——本来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是个“忘人大恩，只记小过”的浮浪破落户子弟。由于爱好山水园林，宋徽宗坐上皇位的第三年，便专门设置了一个新官署——苏杭造作局。他特命大太监童贯牵头，在东南地区广泛搜罗动物牙角、植物竹藤等名贵原材料和金银珠宝，集中天下最优秀的能工巧匠，专门打造奢华工艺品供他享乐。次年又设苏州应奉局，由朱勔负责，专门搜夺奇花异石，由水路运往京师；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条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自此，“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方腊《得天符牒》），许多人因此家业败光，流离失所，激起了老百姓的极大愤慨，“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身为皇帝，每天有多少军国大事需要处理，但他有时一个月不上朝，却“翠华深夜幸青楼”，偷偷摸摸甚至通过地道跑到京城名妓李师师那里调情厮会，“六宫多少如花女，却与倡淫贱辈游”！北宋灭亡虽然原因很多，但宋徽宗骄奢淫逸、疏于政务，“四贼”投其所好、获得宠信进而胡作非为，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四贼”欺上瞒下，奸佞气十足。《水浒传》第一百二十回中写得明白：“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上皇……终被奸臣谗佞所惑，片口张舌，花言巧语，缓里取事，无不纳受。”徽宗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每日被高俅、杨戬议论奢华受用所惑，只要闭塞言路，陷害忠良。”梁山泊两赢童贯，“杀得童贯胆寒心碎，梦里也怕，大军三停折了两停”；三败高俅，将高俅率领的十三万人马杀得丢盔弃甲，大败亏输，高俅本人也做了俘虏——同时被俘虏的，还有高俅战船上的三十多名歌儿舞女。这样的败绩，“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更有甚者，辽国发兵“侵占山后九州边界……劫掠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各处州县，申达表文，奏请朝廷求救”，面对边境如火的军情和各地雪片似的求救表文，“枢密童贯，同太师蔡京，太尉高俅、杨戬商议，纳下表章不奏，只是行移邻近州府，催趱（zān）各处径调军马，前去策应，正如担雪填井一般。此事人皆尽知，只瞒着天子一个。”

“不读水浒，世人谁解英雄气；因有梁山，赤县风行好汉歌。”尽管人们对何谓“水浒气”见仁见智，但《水浒传》就摆在那里，好汉歌响彻神州，“水浒气”仍将是水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