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