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梓织造的连珠火铳(以下简称戴铳)是否具有“自动武器”的特征?这是问题的关
键。有关戴铳的文献记载，最早当属清乾嘉时期着名学者纪}=1所撰《阅微草堂笔记》一书，
此书成于嘉庆三年(1798年)，刊行于嘉庆五年(1800年)，其中卷十九《滦阳续录(一)》记
纪H}与戴梓的后人戴遂堂交谈时，遂堂“言其先德本浙江人，心思巧密，好与西洋人争胜。
在钦天监，与南怀仁件，遂徙铁岭。故先生为铁岭人。言少时见先人造一鸟镜，形若琵琶，
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
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拟献于军
营，夜梦一人诃责日:‘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憔类矣。’乃惧而不献。
说此事时，顾其侄秉瑛日:‘今尚在汝家乎?可取来一观。，其侄曰:‘在户部学习时，五
弟之子窃以质钱，已莫可究话矣0其为实已亡失，或爱惜不出，盖不可知。然此器亦奇
矣。”6文中称戴铳为“鸟铳”。民国初年徐柯编《清稗类钞》记:“康亲王南征时，戴以布衣
从军，献连珠铳炮法，下江山县，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员pit付。”4改鸟镜名为“连珠火炮气
1928年完稿的《清史稿》中有《戴梓传》，记其事时开始称其为“连珠火锐”，该书除照录《阅
微草堂笔记》中有关此铳形制的记载外，还得出“法与西洋机关枪合”的结论1。
从《阅微草堂笔记》的记载可知，戴铳早已失传，无实物可考。书中又有“扳一机则火药
铅丸自落筒中，第二机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的描
述，从字义上看，有点自动武器的味道，因此从《清史稿》的作者开始，直至今人，都据此得
出戴铳是机枪的结论。

此枪在结构上有如下特点:
(1)在枪托上开有弹仓和发射药仓(图i)。弹仓从枪托尾部直通机轮处，内壁光
滑，长32、直径1.65厘米，以弹丸直径同于口径(1.6厘米)计算，弹仓正好装填20发弹
丸。在弹仓下方有一长方形发射药仓，长6.4、宽1.6厘米，上有盖可启闭，发射药仓亦有
一孔通机轮处。
(2)在枪膛尾部安有一可转动的机轮(图2)，机轮略呈圆锥形，可插人枪身的锥孔，
配合紧密，无缝隙。机轮上有2个小圆槽，正好与弹仓出孔和发射药仓出孔相合，是贮
弹丸和发射药用。机轮左端(即较细端)有一四方螺母，上可装一扳手，长22厘米〔图
3)。机轮右端有一细柄，上有一引火药槽，火门在一端正中，火门通过机轮内部与贮发射
药槽相通。
(3)枪身锥孔内壁的后部有上下两孔，上为出弹孔，直径1.7厘米，下为出药孔，直
径1.3厘米(图4)，枪身锥孔内壁的前部有一孔，即枪膛底孔，直径1.7厘米(图5)0
(4)枪机采用撞击式隧石发火，机头上夹有隧石，机头前方有一打火镰。枪机中部有
引火药仓，上置盖启闭，仓内亦正好与机轮细柄上的引火药槽相合。

此枪的使用方法如下:
(1)射击前，先打开枪托尾部的圆盖，依次装填20发圆铅弹，再打开发射药仓盖和引火药仓盖，装满发射药和引火药。
(2)将机轮上的小圆槽对准出弹孔和出药孔，将枪口略向下倾，使弹丸滚人弹槽，发射药和引火药分别填满药槽。
(3)左手向前扳动扳手，使机轮转动半周，弹丸先进人枪膛，再向前转，将发射药槽对准枪膛底孔，这时引火药槽亦向上待燃。
(4)扳起机头，与之相连的一铁钩即将其前方的火镰勾起，呈待发状。
(5)瞄准目标，扣动扳机，隧石击火，引燃火药，将弹丸出。
(6)再将扳手继续向后转动半周，使机轮恢复到装弹药的位置，如此反复，将20发弹丸依次射出。

我们再将《阅微草堂笔记》所记的戴铳与昂里哑国枪相比，可以看出他们从外形到结
构都十分相似。戴铳“形若琵琶”，即指枪托为琵琶状;“凡火药铅丸皆贮于铳脊，以机轮开
闭”，即指将弹药贮于枪托中，用机轮的转动来控制;“其机有二”，即指有扳机和机轮两个
枪机;“相衔如乳牡”，札牡原指雌性和雄性的动物，古书中也常指动物乃至人的生殖部位，
此句指机轮与枪身的结合像雌雄动物的交配，比喻得十分形象，时至今日在机械织造行业
中还常将“轴孔配合”俗称为“公母配合”;“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即指用扳手转动
机轮，将弹药人膛;“第二机随之并动”，这里应该理解为在用左手扳动机轮后，随即用右手
扳动机头和枪机，而不应理解为转动机轮后，枪机就自动击发了;“计二十八发”，这是戴铳
与昂里哑国枪唯一不同之处，然而这只需加长弹仓即可作到，无实质差别。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认为戴铳在构造上和昂里哑国枪应是一样的。昂里哑国枪是康
熙初年进献给皇帝的。据《国朝省献类征初编?戴梓传沙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
熙帝召见戴梓，重其才，授其翰林院侍讲官职，直南书房1，因此戴梓有机会见到此枪。此
书又载，戴梓曾奉康熙帝之命，仿制过外国使臣进献的“蟠肠鸟枪”和“冲天炮”，因此我们
推测，戴梓的连珠火铳很可能是仿照昂里哑国枪而制成的。这种枪显然是为了达到连续射
击的目的，因此被称为“连珠，J;但从构造原理来看，他们与机枪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他们.
不是自动武器，不能自动完成连续射击的过程，因此把戴铳称为“机枪的祖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从构造上看，这种枪在当时确有新奇之处:它在枪托上设置了弹仓和药
仓，并通过扳动机轮，从枪膛后部装填弹药，这预示了枪械发展的一个趋势—后装化，它
大大简化了装填弹药的过程，一般的前装火枪，每装填一发弹药须:(1)取出火药罐(或
火药葫芦、火药袋)对准枪口倒人一定量的火药;(Z)用溯杖(通条)从枪口伸入，将火药
捣实;(3)取出铅弹放人枪口，并用溯杖将其捅人膛底;(4)取出引火药装放在火门处
的药池里;(5)瞄准击发。而戴铳将这个复杂的过程简化成三个十分简单的动作，这三个
动作又可用两手依次完成，显然会大大提高射速;机轮的设计是相当巧妙的，它通过机轮
的反复转动，解决了多次装填的问题。机轮在孔中既能灵活地转动，又不能间隙过大，以
防药气外泄，因此在织造工艺上也是较精密的。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没有解决，即
装填的火药处于松散状态，无法捣实，因而发射时爆发力不强，影响枪的射程。因此这种
枪很难有什么实战价值，多半只能成为皇帝赏玩的新奇器物，这也就是戴铳没有被大量制造以至失传的原因吧!
《清宫武备》中的“康熙年间库贮二等自来火二十出琵琶
鞘枪一杆系昂里哑国枪”图片，由dfrankfortMJ1兄扫描

“宋朝GDP占当时世界的60%，鸦片战争时清朝GDP占当时40%。”这是个流传甚广的谣言。
几乎每一个讲宋代GDP占全世界60%的文章，都会引用著名历史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的数据作为佐证。然而Maddison的原文里明确有写，公元1000年，宋代GDP占全世界的22.7%。而且他也明确指出，这个数据是他猜的。他的原话是“guesstimate”。
那么为什么会有宋代GDP占世界60%的言之凿凿的谣言出现呢？原因在下图：

该图节选自Maddison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可以看到公元1000年，宋代GDP估计量为26550百万国际美元，世界总GDP为116790百万国际美元，宋代大约占不到23%左右。
之所以会误传成60%，是因为上图绿色圈中有一个数据，叫亚洲GDP（除去日本）。这个数据刚好是世界GDP的60%。
产生这种误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Maddison在这部300多页的著作中，中国GDP的数据仅仅在这张附录图表中出现了一次，之后也没见哪个经济学家引用过这个数据。而亚洲GDP（除去日本）这个数据在论文中出现了不下几十次。之后的经济学家再引用这本书时，也引用过这个数。最早传谣言的人估计觉得，亚洲除去日本大概就剩中国了吧，然后就把这个当成了中国的数据。
实际上，宋代GDP占世界GDP总量22.7%也非常扯淡，根本不能采信——因为Maddison本人也缺乏数据。这也是为什么Maddison虽然算出了这么一个数，但是在整部著作里只提了一次，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个数据怎么得来的，在他的一篇论文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有写。
我大概概括一下。意思就是1500年前的农业时代GDP主要靠农业产出，工业服务业比值很小且固定，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都差不多。Maddison对比了下史料，发现中国宋代的农业技术和亩产比欧洲强一点，商品经济也强一点。以前，有人研究过欧洲和平时期农业社会人均GDP大概是500国际美金，他估计中国大概比欧洲强个20%吧，就是600美金。然后再乘以人口。最后再通过1820年世界GDP数据，除以一个恒定增长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0-0.1%，我有印象但是想不起那篇论文叫什么了）倒推调整一下，然后就整出来了。之所以做这个调整，是因为Maddison是个原教旨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信技术进步率恒定的情况下，GDP长期看是个平滑的指数增长，短期危机后一定有恢复性反弹。这个和现代经济增长数据拟合很好，但是用在古代GDP估计上完全没有依据。
说实话Maddison本人文章重点根本不是这个，他就是随口一说，根本没有拿这个数据做证据的意思，不能听风就是雨。
所以，我觉得可以终结这个问题了

关于清朝GDP世界第一的说法也错得离谱，曹德旺在央视作节目也居然也说清朝GDP世界第一，看来这个谣言也是流传甚广

1820年英国财政收入6000万英镑，折合1.71亿两白银，1811年英国ＧＤＰ3.34亿英镑，折合9.45亿两白银，1820年清朝财政收入4000万两白银，只是1811年英国ＧＤＰ的１/24,是1820年英国财政收入的1/4,就算清朝财政收入十五税一，ＧＤＰ折合6亿两白银，也不及1811年英国的ＧＤＰ，1820年清朝ＧＤＰ更不可能是英国的6倍。1900年英国的ＧＤＰ达到18.85亿英镑，财政收入1.4亿英镑，清朝也突破了1亿两白银，但是英镑对白银的汇率却跌到了1比7.5，也就是说英国的财政收入是清朝的10.5倍，这时清朝已经不是十五税一了，因战争赔款，恐怕十税一都不可能，百姓负担异常沉重。因此，此时清朝ＧＤＰ最多折合10亿两白银，英国ＧＤＰ折合141亿两白银，清朝ＧＤＰ不到英国的１/14,更不可能占世界的１１%了。

大转折实为大挫折（1）
－－评刘邓挺进大别山

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陈粟、陈谢大军三军会战中原，被称为“大转折”，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几乎每本有关书籍评价其意义时都引用毛当年的赞语——毛在1948年3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毛军事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卷421页）。

　然而只要我们细心研究有关文件史料，就会发现事实完全相反。这次三军会战中原，不是大转折而是大挫折。表现在中原野战军（当时称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被拖垮、打残，损失过半，从一支初期九战九捷的劲旅变成无力打大歼灭战的弱旅，直到淮海战役后才恢复元气；华东野战军在接连取得震惊全国的莱芜、孟良崮战役的大胜之后，仓促“七月分兵”，连续在南麻、临朐受挫，直到粟裕“谏龙颜”才在豫东战役时走上正轨；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取得空前胜利后，仓促跃进，受挫于西府战役；华北野战军因战争初期没有打好，一直打不开局面；只有东北野战军没有这种“跃进”，故一直保持了元气，率先走向战略决战。
　　但是这一点是不易看出的，因为“大转折”后一年多，就迎来了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一般人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大转折”才有了“大决战”。我们深入分析才会发现，战争第一年我军连战皆捷，歼灭战越打越大；而“大转折”一年中照理应该越打越强，但反而打成胶着，陷入兵家最忌讳的“消耗战”，南线各部（指黄河以南的中原、华东解放军）普遍大伤元气，这说明这一重挫不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而直接牵涉到整个战略的失误。但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全盘形势陷于崩溃的边缘，才使我们这一挫折不那么显眼，我们熬过了难关，在“三大战役”中真正迎来了“大转折”。

“大转折”时的时机是不成熟的。
　　研究解放战争史就会发现，外线跃进作战的指导思想，毛共提出过三次，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会战中原是第二次，是唯一执行了的一次；第一次是战争初期毛的中原、华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的计划，以及华北野战军外线夺取“三路四城”；第三次是“大转折”期间毛要粟裕率3个纵队千里跃进江南。这两次跃进，都因粟裕上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被接受而没有执行。没有执行第一次跃进，粟裕迎来了苏中七战七捷，刘邓取得定陶战役的大胜，从而证明内线歼敌方针的正确，我军依托根据地“大踏步进退”的歼灭战也越打越大，战绩越来越显著；第三次跃进没有执行，最终保证了中原我军集中兵力取得豫东战役的胜利，进而夺占济南，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而执行了外线夺取“三路四城”的华北野战军却一再受挫，此后局面一直被动。东北野战军的连续大胜和急剧壮大，分析起来也正是内线作战的胜利。
　　第二次跃进即千里挺进大别山执行了，原因是毛的强行推行，尽管刘邓、陈粟有不同意见。毛的意图是通过三军经略中原，吸引走陕北、山东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回援，利于我军运动中歼灭。对中原、华东各位诸侯的疑虑，毛则着重强调“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可见，毛采用的是“围魏救赵”的办法，扭转陕北危局。但中原、华东我军依托内线大量歼敌不是比跃进外线吸引敌军更为有效（如鲁西南、孟良崮大捷）？“借刀杀人”（中原我军打大歼灭战迫调陕北敌军）岂不更好？可见，毛的跃进战略，是“扬汤止沸”，远不如中原、华东各诸侯力主内线大量歼敌来调动敌军的“釜底抽薪”。当然，毛还考虑根据地的物资特别是粮食消耗问题，意图到国统区“吃饭”，但事与愿违。

有没有中原、华东我军既能内线大量歼敌而又能“立竿见影”解救陕北危局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有！这就是一度为中央主张、最终却胎死腹中的陈赓兵团西渡黄河加入西北战场的计划。
　　或许有人说：战争的天时地利和条件的不同，并不能说明第二次跃进的不正确。下面我将分三部分进行回答。因时间限制我只引用部分较权威的文件汇编，许多具体细节不详细描述。我们仔细研究还会发现，毛有关“大转折”的3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居然没有收进号称权威、庞大达6卷本的《毛军事文集》，而这3封电报可以说是解开“大转折”之谜的关键所在。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为尊者讳”。

一、解放战争初期粟裕提出内线歼敌的方针，改变了东出击外线的初衷，使我军在内线大踏步进退大打歼灭战
　　 1、毛的外线出击计划
　　 1946年6月19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毛军事文集》，第3卷277页）。
　　毛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