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晋州走出的大唐名相魏征 直谏之臣留芳史册
来源：河北日报
魏征的为官之路很不平坦，他先后三次被俘，五易其主。他虽然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等待着与一位和他有共同政治理想的君主相遇，等待着一次改变和创造历史的机遇。
魏征生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时值隋朝建立前夕，社会动荡，战事频频。魏征三十岁以前的事迹已无可考，史称“少孤，落魄，弃赀产不营，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直到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今河北大名东北）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后，他的记载才日渐清晰起来。
其实，魏征的为官之路很不平坦，他先后三次被俘，五易其主，因此也就有了对其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诟病。
隋大业末年，元宝藏起兵响应瓦岗（河南滑县）的李密，魏征便参加了李密的部队。李密虽赏识魏征文才，但魏征壮大瓦岗“十计”却不被认可。魏征颇觉失落，对李密始有不满之词。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密被王世充击败，魏征随其降唐。李密降唐后，其部将李绩尚占据着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的原李密辖区。魏征于是便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至黎阳，作书劝李绩投降。李绩遣使至长安归降，自己亲押粮草至李神通(名寿，唐高祖从父弟)处。同年九月，窦建德率军攻打相州，李神通抵敌不住，败转黎阳，城破被俘。魏征也又一次成了俘虏，被窦建德用为起居舍人。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攻打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支援。五月，窦建德被李世民击败遭擒，魏征也随同第三次被俘入唐，并被李建成用为太子洗马。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李建成、李元吉被杀，魏征再次沦为阶下囚。李世民捕获魏征后曾质问他：“为何离间我们兄弟？”魏征答曰：“太子要是照我说的去做，就无今日之祸了。”李世民见魏征说话直爽，于是赦免魏征，并用魏征为詹事府主簿。此后，良臣得投明主，明主得遇良臣，魏征开始了对李世民长达17年的辅佐，也留下了历史上一段千古佳话。
魏征向以直谏之臣闻名于世，据不完全统计，魏征一生向李世民陈谏200多事，涵盖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皇室内务等各个领域。这里不妨讲几个具体事例。
有一次，唐太宗为扩充兵源，听从宰相封德彝建议欲征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入伍。诏令转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拒旨不予签批。太宗大怒，斥责魏征：“朕意已决，事与汝何干？”魏征不卑不亢回答：“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猎，明年无兽。中男充军，租赋杂徭下降，况兵不贵多而贵精，毋须凑数。”唐太宗沉吟良久，乃罢征兵之事。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谏修洛阳宫云：“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怒，对房玄龄等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征谏曰：“昔贾谊当汉文帝上书云云，‘可为痛哭者一，可为长叹息者六’。自古上书，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惟陛下详其可否。”太宗曰：“非公无能道此者。”令赐德参帛二十段。
由于魏征提意见从来不留情面，使太宗对他很是忌惮。有一次，太宗想去山里打猎，行装都已备好，却一直迟疑不决。事后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道：“原来是有这个想法，但怕你又要谏阻，所以也就不去了。”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一只鹞鹰，很是爱惜，忽而架在肩膀，忽而擎在手上。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走来时，便赶紧将其藏进怀中。魏征假装没有看到，故意滔滔不绝地奏事，致使鹞鹰闷死在太宗怀里。一代明君，居然害怕臣子到如此程度。
魏征直言犯谏，也常常触怒太宗，几次都欲杀之而后快。有一次，太宗曾罢朝向长孙皇后愤愤说道：“我一定要杀了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谁触忤陛下？”太宗说：“除了魏征还有谁？每次朝廷议事总是羞辱我，让我很不自在。”长孙皇后说：“我听说主圣臣忠。因为陛下圣明，所以魏征才能直言，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呀！”
由于君臣间坦诚相见，相濡以沫，所以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极为思念，感慨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敢于直谏，又多能被太宗接受，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君臣具有高度一致的政治共识；二是魏征的谏议言简意切，一针见血；三是其善于褒贬适度，因势利导。
唐太宗想做一个明君，魏征想做一个良臣，明君与良臣唇齿相依，形成二人合作的牢固政治基础。唐太宗曾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兼听是作为明君的基本前提，因此就要善于纳谏，就要从善如流。这就是唐太宗能够容忍并信服魏征的政治姿态。而魏征之志不是做一个忠臣，而是做一个良臣。按照魏征的理解：“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追求，有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才使得魏征无所畏惧地坦陈自己的政治主张。
魏征进谏从来都是主题明确，观点鲜明，有理有据。如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经过战争后的休养生息，盛唐景象初现：经济繁荣，百姓富足，边防稳固。于是唐太宗便开始大修庙宇，恣意游玩，流露骄奢淫逸之端倪，国人开始怨声载道。魏征看到唐太宗有这种苗头，便连上四疏，《谏太宗十思疏》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在该文中，魏征规劝太宗：“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可谓情之切切，言之谆谆。同时，魏征在文中还告诫统治者，只有做到“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才能使江山稳固。
魏征虽以直谏闻名于世，但绝非一味顶撞和冒犯，他提意见是很讲究方法的。比如他批评唐太宗，往往是先历数其优点，再剖析其缺点，是以彼谏彼，让其人在自己之“得”和“德”中反思自身之“失”与“劣”，这就很容易让人接受。像《十渐不克终疏》全篇都是以这种方式展开批评的。魏征还擅长以文才雅兴暗喻讽劝，委婉的开导太宗，使其醒悟改过。贞观十一年，太宗到洛阳巡视，魏征随百官同行。太宗在洛阳宫西苑宴请群臣，又带群臣泛舟积翠池。太宗指着两岸的景色和宫殿，对大臣们说：“炀帝亡国，与佞臣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助纣为虐有很大关系，你们可要引以为戒啊！”魏征立即回答道：“臣等以宇文述等佞臣为戒，理固当然；望陛下以炀帝为鉴，则国家太平，万民幸甚！”这样的谏议，借题发挥，意蕴悠远，不容太宗不接受。
当然，对于魏征善谏，也有不同的观点。明代的李贽就说过：“史言魏征善谏，愚以为幸遇太宗耳，不然，使遇好谀之王，未必不转谏为谀也。”这也算一家之言吧。
魏征作为一名谏臣，在谏议皇帝尚俭戒奢的同时，也以此来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他从谏议大夫、秘书监、侍中、特进，直到被封为郑国公，官可谓越做越大，可他生活却非常俭朴，住的房子居然简陋到连接待宾客的正堂都没有。魏征下葬时，唐太宗“命百官九品以上者皆赴丧，给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以布车载柩而葬。”尚俭之志，可见一斑。
即使这样一位良臣诤友，仅在他死后半年，就因为曾经举荐过被黜戮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也不免被一代明君李世民毁弃了儿女婚约，推倒了其墓碑。尽管李世民后又下诏重修了魏征墓，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但终究还是给“千载君臣佳话”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
唐太宗曾感叹“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作为被后世誉为“一代名相”的魏征以敢于进谏、善于进谏而闻名。魏征为人为官的品质，令人敬佩，对于当代也有着借鉴和学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