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历史大致可分为圣学、玄学、理学、心学、哲学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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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学
由孔子始，周秦两汉，为圣学期。儒士们论述成圣成王之学。
《黄石公三略》：“故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可见，贤人是社会科学家，圣人是自然科学家。秦始皇“焚书坑儒”，儒经殆尽，异说纷起。《黄石公三略》为汉初张良所传，在时间上最近于孔孟。古代是神学社会，故圣人实为神学家与科学家的合体。
汉朝的太学既讲授社会科学（五经：诗、书、礼、乐、春秋），又讲授自然科学（易经）。太学生张衡最为杰出，著《灵宪算罔论》，造“候风地动仪”。
诸侯列国及汉帝国皆因圣学而强盛，于是儒学成为显学。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采纳，儒学最为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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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玄学
汉末佛教东传，北方民族多信佛教，侵我中华，乃有两晋南北朝的大乱。于是玄学兴起。儒士们妄图以道家方术追求长生不老，并抗衡佛教及北方游牧强兵。
魏晋重《老子》、《庄子》、《周易》，称之为“三玄”。魏晋玄学名家有何晏、王弼、阮籍、向秀、郭象等。这些人都为儒家而非道家。葛洪、陶弘景才属于道家。故有人说玄学为道学，名实已非。
玄学重神学轻科学，军国不能强盛，长江以北尽归胡人，遗民泪尽胡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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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学
理为义理，因义理而能推理。理学盛于唐宋。唐朝的理学以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为最著名。唐儒的理学偏重于义理。宋朝的理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最著名。宋儒的理学偏重于推理。为了求得推理的原点，周敦颐著《太极图说》，此为古代最完备的原子理论。一切推理皆起于原子或气论。
理学使儒学复归科学的正道。于是形成了唐朝的军国盛世和宋朝的科技盛世。《近思录》、《朱子语类》等宋儒名著以白话记之，波及全国，白话文由此兴起，并形成了元曲和明小说的文学盛世。相比之下，新文化的白话文运动则形成100年文学衰世，使我国文学大大落后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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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学
佛道追求灵魂转世，长生不死，对个人而言，确为无上之学。但万物皆有利必有弊。若因个人信仰而偏激地升任为军国大政，则祸莫大焉。譬如人参，量少则补人，量大则杀人。医云：“人参杀人无罪，大黄救人无功。”唐朝大儒韩愈沉痛于两晋南北朝的屈辱史鉴，提出贬斥释老的学说。但宋室不听，亡国；明室不听，又亡国。
心学是适应于宋道明佛的一种（相对低级的）儒学。儒学本为夏商周三王的圣学，怎能自降为与佛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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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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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并不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古僧尼罕有像伽利略和张衡那样的大科学家。道学虽精于神学和自然科学，也有葛洪、陶弘景那样的自然科学名家，但对社会科学仍不擅长。
只有圣学兼三才而强国。附和佛道的心学不但令宋朝军事惨败，更令明朝的科技直线下落。天下儒生都效率奇低地悟道参禅，谁来高效地研究科学技术呢？国无科技支撑，岂有不亡之理。明末时，作为战场主兵器的大炮居然依赖于向欧洲进口才能度日。
（明清科技直线下落，主要责任在佛明和佛清政府，而心学家作为人臣，仅听令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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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哲学
民国初年，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国学家们纷纷用低级哲学曲解高级儒学。不再是科学的儒学无力与欧洲社会科学抗衡。犹如一个武侠，捆住他的手和脚，他将无力保护受屠的几千万民。新文化者甚至掀起了“打到孔家店”蠢动，儒学近于消亡。由于新文化者邯郸学步，造成我国又100年大大落后于西方（研究社会科学不需要高科技实验室）。于是近十多年间，儒学又始复兴，但仍然不脱哲学之缚。
儒学不是连社会科学都称不上的浅陋哲学。儒学是科学，是圣学。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证据：徐光启等古代大学问家就没说我国有哲学。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学贯东西，自西学东渐以来，罕有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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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新儒学是什么样呢？是儒家教育学、儒家心理学、儒家逻辑学、儒家商业学、儒家政治学、儒家法学……。
只有科学的儒学，才能昌盛，中国才能强盛，东方文明才能复兴，世界科技中心才能东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