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生于浙江海宁县硖石镇。
其父徐申如是一位实业家，为人正直，交友甚广，热心公益，深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徐申如25岁喜得贵子徐志摩，为了让儿子光宗耀祖，他在培养儿子上不惜一掷千金。
5岁：入家塾从孙荫轩读，聪明超侪辈。
6岁：从查诗溥读书。
12岁：入硖石开智学堂，从张树森读书。成绩为全班冠，有神通之目，申如公常出示其文而引以为乐。
14岁：毕业于硖石开智学堂。古文已有很好的成绩。可参阅他当时所作的《论哥舒翰潼关之败》一文。
15岁：入杭州府中学求学。同班同学有毛子水、郁达夫等人。
郁达夫曾经撰文如此描述此时的徐志摩：“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大小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
16岁：（1911年）是年秋，杭州府中停办。
18岁：在杭州一中校刊《友声》一期发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一文，是其作品发表最早的一篇。“。。。。。。社会小说，则切举社会之陋习积弊，陈其利害，或破除迷信，解释真理，强人民之自治性质，兴社会之改革观念，厥功最伟。。。。。凡诸所述，皆有益小说也，其裨益社会殊非浅鲜，有志改良社会者，宜竭力提倡之。。。。。。” 这篇文章从文风到思想，都仿效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见他对梁启超的敬仰。
19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杭州一中读书。发表《镭锭与地球历史》一文。同学李超殁，作挽联发表在《友声》二期。“李长吉赴召玉楼，立功立德，有志未成，年少遽醒蝴蝶梦；屈灵均魂报砥室，某水某丘，欲归不得，夜深怕听杜鹃啼。”
20岁：（1915年）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住锡拉胡同蒋方震家。旧历十月二十九日，与江苏宝山名门望族之后张幼仪硖石商会结婚，行新式婚礼。张幼仪时年十六岁，为张君劢，张嘉璈（是他们的媒人）之妹。
张君劢：民社党创立者，拟《中华民国宪法》。为防止专制，在《中华民国宪法》中故意建立了行政院长分权总统的制度来分化蒋介石的权利，但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宪法，并且奉张为座上宾。
张嘉璈，张幼仪的四哥。在当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在巡视学校时他发现杭州一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这就是徐志摩。徐家当时已是江南富商，和有着庞大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张家联姻，对徐志摩的父亲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于是徐父申如定下了二人的婚约。徐志摩的态度：“媒妁之命，受之于父母”。
徐志摩因结婚返里，遂辍学。后改入上海沪江大学。
21岁：秋天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
22岁：毕业北洋大学预科，改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

【西方教育】偶然
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惊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诗人作于1926. 5 ）
从徐志摩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之所以成为诗人还真是：偶然。一位诗人，需要具有灵性，生性特别敏感。不然写的诗不灵动，只能是打油诗酱油诗，例如胡适的《两只蝴蝶》和鲁迅的《我的恋爱》。而滋养一个人具有灵性的环境亦是尤为重要的。
这一部分涉及内容非常丰富，将从
I：拜师与出国，写诗与爱的觉醒
II：离婚、逆境中寻求生机
III：人生观：“爱、自由、美”、才华横溢光芒四射、敏锐洞察力
这三个部分一一阐述诗人徐志摩的旺盛生命力。
** 拜师与出国 **
在1918年，徐志摩23岁的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直接影响了徐志摩今后的人生，是他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
其一：这一年夏季，他经蒋百里和张君劢帮忙引荐入贽梁启超门。而其父徐申如更是不惜拿出1000大洋作为拜师礼金。（1块大洋相当于今天的250元）
其二：这一年八月，徐志摩在恩师梁启超的建议下，乘南京号轮横跨大平洋赴美自费留学。
（这在当时，没有丰厚的家底，是基本不可能自费留学欧美的。在同一时代，胡适是因为庚子赔款才能免学费去美国留学；而家底不丰厚的大多选择去日本留学，如鲁迅。根据相关资料：当年去美国留学一年学费要2000大洋，而去日本只需要17大洋。学费悬殊之大，可想而知。）
民国初年，当时有志青年纷纷出国要学习洋人的文明和先进思想以回来建设军阀混战羸弱的祖国。满怀着一腔子承父业、改革“社会的罪恶趋向”的爱国有志青年徐志摩入读了美国的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主修银行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由于深受罗素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徐志摩倾向于民主派的改良。
四年的海外留学生涯，对比同时代出国的其他人来说，徐志摩确实很不一般。他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不卑不亢，融入当地社会。不止系统的解读了乔叟、艾略特、雪莱、歌德、济慈、拜伦、哈代等欧洲文豪的作品，在陈西滢、章士钊等人的介绍下，广交西欧文化界名流（威尔士，康拉德，墨雷，桂冠诗人布里基斯，卞因、英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拉斯基，美学家弗赖，狄更生、画家付来义、汉学家魏雷等等），也喜欢给那些景仰的死去的文豪们一一上坟（契科夫、雪莱、伏尔泰、卢梭、曼珠斐尔等等），亲自拜访了曼珠斐尔和哈代。据说当年徐带给曼珠斐儿的见面礼：赵谦之草书法画梅，王觉斯草书，梁山州行书，也足以见徐志摩之出手阔绰。当时创造社讽刺他“拜祖宗”，鲁迅讪笑只有大文豪才有资格哭洋女坟。而徐志摩令人赞赏的一点是：对此类嘲弄一概不睬不理。
既有东方中国士林儒雅的生活态度，又接受西方英国绅士风度的洗礼，徐志摩自信、谦逊、不自负，处事不愠不火的个性。在国内文坛从不愿意主动树敌，也甚少做出偏激的行为。
“他（志摩）一生没有对头，没有仇人的。他对于人生一切小仇小怨概不置意，他是超乎这些以上的。别人不能拉拢的朋友，他能拉拢；别人不能合作的事情，他能合作；别人不能成功的地方，他能成功。你看那《新月》月刊，新月书店，《诗刊》种种团体工作，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发酵素，哪一种不是靠他在那里做粘合物。这也是我们许多朋友敬他，爱他，永远不能忘他的地方。”（张奚若《我所认识的徐志摩》）
“徐志摩虽然崇拜拜伦，但为人并没有多少拜伦作风，比如缺少拜伦之愤世嫉俗。”（英国汉学家魏雷《我的朋友徐志摩》）
“徐志摩，似乎并没有怎么谈论过《红楼梦》，却天然就是《红楼梦》意境里的人。基于同样的审美方式，从《红楼梦》又能弄明白徐志摩极其诗作。中国文化之中最为精粹的一系命脉，就是如此的绵绵不断。性情和空灵，自由和尊严，尽在其中。”（李劼的《枭雄与士林》）
“美国可能把闻一多变成诗人，他对美国那段生活绝口不提；朱湘在美所受歧视，使他一生愤愤不已，最后自沉投江也不无此因；英国可能把老舍变成作家，老舍对英国绝对无好话；许地山在牛津苦读，他对英国的教育赞不绝口，对英国人只是淡淡说一句“交不了朋友”。把留学生活写成天国的，真的只有徐志摩一人。”（赵毅衡《徐志摩：最适应西方的中国文人》）

** 写诗与爱的觉醒 **
“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的那半年，生命受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拖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猛虎集·自序》）
从此后，中国少了一位银行家，却多了一位诗人。诗人若还活着，极有可能把中国的新诗引领到一个高度。
生命的把戏不可思议。徐志摩这样的一大转变还是来自于当时国外的环境给予他灵魂的滋养，让他品味到孤独，找到了灵魂。实现人格中的“超我”。
1920年，25岁的徐志摩为了追随罗素，毅然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不读，横渡大西洋抵达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谁知罗素这个时候却因主张战时和平被剑桥除名。后经大文豪狄更生介绍作为特别生入读剑桥大学。在秋天，徐志摩爱上了17岁的林徽因，一见钟情。爱的潮水如泄洪的堤坝令诗人的爱觉醒，虽颇为苦涩。
“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吸烟与文化》）
可想而知，英国剑桥之于诗人是一种怎样的情感，犹如那赐予他第一次生命的父母，给予他第二次生命。

为什么要把标题写成”人格健全“呢？
我觉得有一丢丢怪怪的，真的。

儒家教育（23岁之前）；西方教育（23—28岁）；创作人生（28—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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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阶段倒是挺新颖的。

** 离婚 **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23岁之前的徐志摩，未踏出国门，很难直观感受来自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虽然也有在北大学习西方知识。踏出国门后，让这个天然是红楼梦意境的人看到了西方女子与中国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天壤之别。同时，徐志摩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在这段时间逐渐形成：爱、自由、美。
当你知道徐志摩192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你就不会惊讶徐志摩1928年在苏州女子中学给女学生们讲《关于女子》的演讲。《关于女子》里面提到：“在今日，一个女子向前走一个步都得极大的决心和用力，要不然你非但不上前，你难说还向后退——根性、习惯、环境的势力，种种都牵掣着你，阻拦着你。。。旧观念叫你准备做妻做母，新观念并不不叫你准备做妻做母，但在此外先要你准备做人，做你自己。”
正是由于徐志摩健全的人格，他深深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婚姻包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爱也而没有自由的婚姻）是可以摧毁一个独立人的人格。他敢于做民国第一个打破封建传统藩篱的人。为何他敢？而其他人诸如胡适、鲁迅等等都不敢？这绝对不是仅仅只要有勇气就行，还需要底气和人格的完整。
记得曾经有位男性朋友咨询我，如果他要和一位不想继续交往的女朋友说分手，该如何说才能比较妥当，不至于对此女朋友伤害太深。我想男人们，你们实在太不懂女人了，正是你们那种以不想伤害女朋友太深的态度自居而拖泥带水的做法，恰恰是最伤女人了。我回：直接说分手。
关于中国包办婚姻的问题，不免想起另一男性朋友，其受的是国内高等教育，深受胡适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思想的影响。有一次他谈及自己的婚姻，他说到时候我就回家，父母选好的相亲对象，觉得感觉还行就结婚好了。他的这种态度和圆桌派十七集《相亲》里面马未都说的如出一辙：“有的男的认为跟谁结婚都一样。犹如我今天出门着急，至于打一好车还是一赖车，还是怎么着，我只要能坐上那车，我能到就行了。”或者有的女的认为跟谁生孩子都一样，只要能把孩子生下来就行了。总之，我就是要谈场恋爱，结个婚，生个孩子，上个大学诸如此类等等，而至于为何要谈，为何要结，为何要生，为何要上，他们倒是不大关心的。
1922年3月（民国十一年），徐志摩在德国正式向他的夫人张幼仪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胡适《新月》月刊四卷一期志摩纪念号）

1923年（民国十二年），梁启超因为爱徒徐志摩离婚的事件写了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极其希望爱徒能“悬崖勒马”。任公一眼看透了徐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担心爱徒必要失望，年少经不住挫折，会死，会坠落，因此信里情感异常强烈：
“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吾以为人类对于两性间相互最好是以‘无着落’之态度行之，则最少亦可以减无量苦痛。。。。。志摩，当知人生树立甚难，消磨甚易，如志摩之年，实一生最可贵之时期，亦最危险之时期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然吾之爱惜吾志摩者至厚，倾辍课来沪，夜中思此，不复成寐，披衣起，作此数纸。然吾终望志摩知我对志摩用情之深，虽今日不寝。。。”（《徐志摩全集》第一卷）
徐志摩不卑不亢的回复恩师：“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又说出了志摩奉行的婚姻爱情观：“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而当离婚来自家庭长辈的压力时，徐志摩又是如此一针见血的回复：
“我希望娶一个我爱的妻子并没有错！我不纳妾！我绝不做这种事！三妻四妾在别人眼里竟然比离婚还道德，但在我心里，这才是自私跟败德！生育、享乐都不是娶妻的借口。一个男人要真爱他的妻子，再不需要任何借口把别的女人弄进家门来，因为一个已经够了！
中国女人几千年没有地位是因为男人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他们的妻子，因为不懂得爱就不懂得尊重，因为不懂得尊重才会狎妓养妾流连欢场，甚而把这种三妻四妾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所以我情愿“离婚”当一个千夫所指的人，也不愿意占尽了男人的特权回头再戴上一顶礼教的破烂帽子去维系徐家那一点虚伪的面子！”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能有如今的婚姻自由，是徐志摩们劈开的封建荆棘。
而同为欧美留学的胡适终究无法冲破那一层人生的枷锁，这种藩篱更大的来自于他原生家庭的束缚。他毕竟4岁丧父，在大家庭里忍辱负重的母亲独自一人含辛茹苦的把他抚养长大。所以胡适才会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胡适的一生恰如蒋中正送给他的挽联一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留日的鲁迅一样无法打破，他居然称他原配妻子朱安为：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然后将这件“礼物”束之高阁，让朱安一辈子受活寡。鲁迅的原生家庭对他的人格也影响很大。或者有人云，朱安毕竟不是张幼仪，不识字，没有踏出国门，家境相差很远。但诚如大思想家鲁迅，他却只会一味抨击国民劣根性，却从没有想过要通过让朱安识字接受教育，让她可以获得自立？
同时代的闻一多婚后却坚持让其父母之命的妻子高孝贞进入女子学校学习。
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贯通中西，才高八斗，精通9种外语的辜鸿铭对一夫多妻制却自圆其说：“自古只有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道理？”（殊不知这句狡辩的话错漏百出，经不起半点推敲。）
有很多时候，根据一个人的经历很难客观中肯的评价一个人，但若和同时代相同经历的人放到一起比较，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客观公道的。
后来徐志摩回国了，婚是离了，而他的家庭与社会都不能谅解他。但最最奇怪的是徐志摩和前妻张幼仪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那些没有独立人格的人那是自然更不明白，想不通了，只剩下谩骂声讨伐声一片了。
张幼仪晚年回忆自己当年不幸婚姻，这样说：“我要为离婚而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一个人。”（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邦梅是张幼仪八弟张嘉铸的孙女。）

我等候你。
我望着户外的昏黄
如同望着将来，
我的心震盲了我的听。
你怎还不来？希望
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
我守候着你的步履，
你的笑语，你的脸，
你的柔软的发丝，
守候着你的一切；
** 逆境中寻求生机 **
起先，徐志摩吸引我的是他的才华、浪漫，他的真，为爱勇敢直前的真性情。尤为他的真，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一种极为珍贵的品性。兴许现在年龄稍长，如今的我是更欣赏他在人生困境时，逆境中寻求生机，寻觅一个全新的我，从不绝望的精神和人生态度。
更令人惊异的是志摩坦率而真诚的写了《自剖》《再剖》两文，自持与自省。《再剖》里写道：“我这操刀自剖的一个目的，就在我及早解卸我本不该扛上的负担。。。我也不是没有我的信念与理想，我有我崇拜的德性，有我信仰的原则。有我爱护的事物，也有我痛疾的事物。往理性的方向走，往爱心与同情的方向走，往光明的方向走，往真的方向走，往健康快乐的方向走，往生命，更多更大更高的生命方向走——这是我那时的一点‘赤子之心’。。。”。这在当时也是少有人会这样深刻剖析自己的。这也正是他人格完整的一种体现。
“正如你生前我不知欣喜，你在时我不知爱惜，你去时也不能过分动我的情感。我自分不是无情，不是寡恩，为什么我对自身的血肉反是这般不近情的冷漠？彼得，我问为什么，这问的后身便是无限的隐痛。。。明知是自苦的揶揄，但我只能忍受。而况揶揄还不止此，我自身的父母，何尝不赤心的爱我；但他们的爱却正是造成我痛苦的原因；我自己也何尝不笃爱我的亲亲，但我不仅不能尽我的责任，不仅不曾给他们想望的快乐，我，他们的独子，也不免加添他们的烦愁，造作他们的痛苦，这又是为什么？昨天我是个孩子，今天已是壮年；昨天腮边还带着圆润的笑涡，今天头上已见星星的白发。。。” 徐志摩的散文也是写得极好的。只是他的诗情才华把其他一切都盖住了。从此文可以看出徐志摩极为复杂而自我审视的心情。（《我的彼得》，徐志摩幼子徐德生，小名彼得，因病夭折。）
佛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是说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 构成。
“本我”是人的原始欲望。“自我”是来调和本我冲动和超我需求之间的冲突。“超我”是一个人想让自己努力成为的样子。
本我想要做感觉上快乐的事情，而超我则是坚持做哪些正确的事情。这两者经常会发生冲突。在通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的，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失调乃至破坏，就会产生心理障碍，危及人格的发展。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因情自杀或者杀人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体现。
健全的人格在三个Q方面有也有比较高的得分：学习的商数（LQ）、情商（EQ）、灵性的商数（SQ）。而志摩在这几方面的得分也是蛮高的。
1922年，徐志摩原来的最高的野心是想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政治活动家），谁知在经历了人生的剧变（离婚和恋爱无果）后，重新回到剑桥大学，在孤独中寻觅到了真实的自己。他写道：“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的胚胎。” 从此，少了一位中国的 “汉密尔顿”，却多了一位散文家，一位诗人。诗人迸发了极大的创作灵感和热情，写下了经典不衰，永世传阅，值得人们一读再读的篇章：
“ ‘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现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现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你要发现一个地方（地方一样有灵性），你也得有单独玩的机会...啊，那些清晨，那些黄昏，我一个人发痴似的在康桥！绝对的单独。
我这一辈子就只那一春，说也真可怜，算是不曾虚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则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我那时有的是闲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绝对单独的机会。说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认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睥睨吗？曾经有多少个清晨我独自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为听鸟语，为盼朝阳，为寻泥土里渐次苏醒的花草，为体会最微细最神妙的春信。啊，那是新来的画眉在那边凋不尽的青枝上试它的新声！啊，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挣出了半冻的地面！啊，这不是新来的潮润沾上了寂寞的柳条？
一别二年多了，康桥，谁知我这里思乡的隐忧？也不想别的，我只要那晚钟撼动的黄昏，没遮拦的田野，独自斜俯在软草里，看第一个大星在天边出现。”
以上选自《我所知道的康桥》最美片段，也是我最最喜欢他写的一段文字。
从此，美丽的康桥因为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而闻名遐迩，也不约而同的变成了访英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朝圣之地。2008年，英国剑桥国王学院在剑河之滨的一块草地上，为中国诗人徐志摩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诗碑。这块诗碑，如今已成剑桥一景。

** 人生观：“爱、自由、美” **
徐志摩留学生活其实不长，留美整整两年，以政治经济学为业。留英也是两年，真正全身心投入文学也只有一年半时间。而恰恰这一年半时间里，对诗人徐志摩一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激发了诗人对艺术美、理想美的不懈追求。同时，也形成了诗人独有的人生价值观：“爱、自由、美” 的单纯信仰，“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
也正是他的这种单纯信仰，令诗人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的选择异于常人。更是在婚姻爱情观里写下了千古绝唱：“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经是好的。’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他在痛苦之中，仍旧继续唱他的歌唱。。。”（胡适《追悼志摩》）
“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 ‘美与爱与自由’ 的性格。 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叶公超《新月旧拾-忆徐志摩二三事》）

欢迎大家看看，感觉写的不好可以直接提出，互相讨论。

** 才情熠熠、光芒四射 **
徐志摩不只有深厚的国文基础，而且也说得一口好英文。贯通中西，涉及面极广：政治、经济、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等等。当时英国汉学家魏雷曾多次向这个小青年请教唐诗，你能想象当今哪位汉学大家向一个中国留学生请教？
1924年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在文化界极为轰动。徐志摩、林徽因都参与了陪同、翻译和演出。当时众人都用英语演出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林徽因扮演齐德拉公主，张歆海扮演王子阿俊那，徐志摩扮演爱神玛达那，林徽因之父林长民饰演春神伐森塔，连炮龙套的都非等闲之辈，当时还是王庚的太太陆小曼也在台下忙活，发售说明书。真可谓名流熠熠。
在北京先农坛草坪上开欢迎会时，泰戈尔登台演说，由林徽因搀扶。
“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太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吴咏《天坛史话》）
泰戈尔临行时写下了一首小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关于林徽因为何如此，恐怕也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或者一来当时善属年幼，那种飞蛾扑火的爱令她又爱又害怕；二来其一直深受到她母亲遭遇的影响；三来 “父母之命”也是令其选择四平八稳的人来作为人生伴侣是最为妥当的；四来，林徽因也是一位性格极其复杂的人。
从林徽因婚后对待徐志摩，以及在徐志摩生命戛然而止之后所做的一些事情，还是能推断出徐志摩在林徽因心中的位置：
1. “志摩死的上半年农历三月初六，母亲去世硖石，徽因正在病中，寄给志摩一张她在病榻中的照片，背面还题了诗。他偷偷地给我妻看过。” （陈从周在《记徐志摩》）
2. 委托丈夫梁思成在徐志摩飞机失事地点捡了一块残骸一直挂在自己的床头，直至去世。
3. 写了5000字的《悼志摩》和《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情感之浓烈溢于言表。
4. 徐志摩的日记 “八宝箱之谜” 事件中，林徽因通过胡适获取了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也称 “康桥日记”）。这两本日记恰好是写于徐志摩在英伦追求林徽因的时期。“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徽因告我她一直保存着，她死后，我问思成新夫人林洙，说是遍找无着。”（陈从周《记徐志摩》）此日记不见，对于想研究徐志摩的人来说，实乃憾事。
才子追佳人未成眷属是常有之事，而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情感如今是影视作品媒体人最喜欢津津乐道的，甚至夸大这些捕风捉影的虚妄恋情。与其如此，还不如正视史实，多读读真实史料，从中体会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高贵品质。
徐志摩也是一位极具有美的感受力的人。
唯有他把意大利的城市 “Firenze” 翻译成“翡冷翠”的人（今译“佛罗伦萨”），“香榭丽舍”、“枫丹白露”、“丹农雪乌”这种翻译是美的令人心醉！日语的 “再见” 翻译成 “沙扬娜拉”，“Cambridge”翻译成 “康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唯有他能让我们爱上了康桥的灵动，康桥的诗意，康桥的一草一木，康桥的流水潺潺。。。我们来细细品味诗人笔下的康桥意境：
《再别康桥》
寻梦？撑一支长蒿，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 敏锐洞察力 ***
洞察力，通俗的说就是察言观色，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能力。这个本领我想是许多人都想拥有。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在凡世上少受一点欺骗。当然，也有人说我根本不想拥有此本领，此本领只会令人徒增烦恼，因为我甘心被欺骗，不想要事实的真相。那这种人你就不要看我写的下文了。
拥有洞察力的人不止需要有集智力、学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辨是非的能力、见多识广于一体的综合能力，还有一个重的条件是：必须拥有一颗好奇的心。我们反观自己，是拥有一颗好奇的心还是一颗麻木的心？
从诗人徐志摩的人生轨迹来看，他不止具有此本领，而且还是相当敏锐的, 令人羡慕。下面我来一一叙述。
诗人的洞察力一方面来自于诗人自身的敏感，葆有一颗赤子之心以及喜欢寻求新知识。赤子之心是指单纯执着的心。最本真，最原始的感情，不因世俗而改变。在他飞升后，在朋友发表的悼念徐志摩的文章中多次提及诗人的那一颗赤子之心。
另一方面得益于影响他思想的老师们：梁启超、韦尔斯和罗素。
其一，梁启超可以说是他思想的启蒙老师，并把他推向国外学习西方知识。
其二，1920年，25岁的徐志摩在英伦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韦尔斯。也是在这一年，韦尔斯游历了苏俄。徐志摩拜读了他所写的见闻后，特意写了一些评论。指出：“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
其三，罗素是20世纪为世瞩目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最早认清苏俄真面目的人。他尊崇人道和平，提倡创造，反对压抑天性等等思想都对青年徐志摩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构建健全的人格起了极大的影响。
对爱的渴望
对知识的探索
对人类苦难的怜悯
这三点是罗素为何而生的动力。这对徐志摩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罗素的这三点也影响了一批人，至今仍被人们所传诵。
1920年，徐志摩虽然阴差阳错没有追随罗素继续学业深造，但是罗素的著作，徐志摩是每见必读，而且还翻译了罗素的《教育里的自由——反抗机械主义》，介绍了罗素写的书《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还写过《罗素游俄记书后》、《罗素又来说话了》等关于罗素的文章。徐志摩对罗索的《论教育》一书极为推崇，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这本书豆瓣得分9.2，大家也可以找来看看。
1922年，徐志摩还接到罗素送给他的一本新书《中国问题》，徐志摩看完后写了篇评论《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发表在当年的《晨报副刊》上。这篇文章现在收录在《再来跑一趟野马》里的第一篇。
起先，踏出国门不久的徐志摩也为社会主义所吸引，但后来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后，徐志摩由政治上的激进变成后来的 “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回到最简单的人性与人道的起点来思考问题。

1925年，徐志摩因与陆小曼情感出现了波折，到欧洲 “避难” 一番。第一站抵达苏俄。从徐志摩《欧游漫录》所写的十三篇短文里可以看出诗人的敏锐的洞察力果然非同凡响。让人不得不感叹：诗人啊，你那深邃的目光，你那一双慧眼也借我一用吧，让我把这纷扰的世界也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以下只摘录一些段落：
1925年3月，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托尔斯泰著作被禁毁的新闻是否真实，托尔斯泰小姐却没有正面回答，在《欧游漫录》里记载道：“她只说现代书铺子里他的书差不多买不着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道施妥奄夫斯基（现在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班作者的书都快灭迹了；我问她现在莫斯科还有什么重要的文学家，她说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徐志摩的这种做法，有多少人会做？这就是诗人很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
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
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
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
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
“这里” 指莫斯科。
到了苏俄，天生敏感，以美为人生信仰的徐志摩对比着人们的着装，我想这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他说他到英伦时，“这风尘满身的旅客真像是外国叫花子了，这回到了莫斯科却又觉得太窘，不为穿的太坏，却为穿得太阔；在那样的人从中，晦气是本色，褴褛是应分。。。”
爱美的张爱玲也是和徐志摩有此同感。美的感受力的强弱也是洞察力是否敏锐的一个衡量标准。
徐志摩参观列宁遗体展览馆，产生了震惊与恐惧：“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而大多数人看完只剩仰望和歌颂了。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这一句同哈耶克：“所有通往地狱之路，原先都是准备到天堂去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
恐怕就是徐志摩这一种具有先知的天赋，令他早早的飞升了。

当然，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民国文坛上是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激烈讨论，徐志摩也被骂不少，但他却有一种天然的自嘲好心态：“我只管作，他们只管骂，但看他们骂得好玩不好玩。”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从小被关心爱护，自尊心得到滋养的人，长大后大多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世界的。
1925年10月6日，时任《晨报副刊》副刊的主编徐志摩发起了一场关于 “苏俄仇友” 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却导致11月29日晨报馆被人放火焚毁。劫难之后，徐志摩不改初衷。他在《晨报副刊》恢复之后声明：“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
而1926年，胡适在苏俄呆了三天，却赞美那是“伟大的试验”。引发了徐志摩与胡适发生了一场论战。
“……统计，统计！我们谁不知道这句成语：‘ 数目是不说瞎话的，但说瞎话的人可以造数目’。” 这是徐志摩的直接回击。
由于对历史的孰知，徐志摩认定：苏俄的党化教育是“中世纪政治的一个反响”。由此可见，读史也是多么重要的。
当时如胡适、鲁迅、闻一多等一大批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为何独独徐志摩有如此敏锐洞察力呢？我认为这是和诗人天生敏感分不开，更是和诗人所受的教育背景和所汲取的思想密不可分的。
如果你说徐志摩只懂得风花雪月，诗情画意，那实在是对徐志摩一生的成就来说极为不公平的。徐志摩对社会政治的热心萌芽于梁启超，但发扬光大在于罗素。
徐志摩极其短暂的一生，创作生命力极为旺盛，硕果累累。不止出版了《猛虎集》《翡冷翠的一夜》等诗集，还出版了散文、小说、戏剧、翻译小说等作品，这些将在下一部分介绍。
难怪韩石山在写《徐志摩传》的时候，写道：“再也没有比研究徐志摩更容易了，因为他把什么都写了下来；然而，再也没有比研究徐志摩更难的了，因为他把什么都写了下来，你还要写什么呢！”
一个世纪将要过去了，徐志摩那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放在今天，仍然不会过时。大家只知道徐志摩的那些风流韵事，却鲜少人提及他那些关于政治局势的发展和民族命运走向看法的精彩文章，其中自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