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7/3/15 作者: 阙政
阅读 ( 1280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方言有人性中的神，是人际交往中的亲和力，是最重要的情感纽带，潜藏着精致深切的乡愁。上海话是上海人从自己心底灵魂中发出的独特的声音。上海话中包含着上海人凝聚的价值观、素质、灵动、创意等可调度的灵性数据，神秘的共同体意识。
记者｜阙 政 实习生｜秦诗雨
“要讲真言话，勿要讲假言话，否则要触霉头个。侬晓得为啥体？面包房每日来送点心个小张，伊十几岁就从宁波到上海来，一个人摇只小舢板来个，屋里穷得叮当响。后来跟了现在搿个老板学生意，几年下来，也算半个点心师傅。伊邪气聪明，老板有个囡儿，伊时时刻刻讨好伊，勿动声色打动了芳心。老板当然嫌比伊穷，勿答应。小姐就去求伊拉娘，伊拉娘再去求老板。老板就来问伊：侬想讨哪能样子个老婆啊？搿只小瘪三耍滑头，肚皮里末想：当然是讨漂亮个、有铜钿个老婆，就是老板拉囡儿嘛。结果嘴巴上讲：只要有感情，卖相铜钿侪勿要紧个。伊以为伊搿能介一讲，老板就会得觉得伊靠得住，就会拿囡儿嫁拨伊来。老板也是老江湖唻，一听就晓得伊靠勿牢，就顺牢伊个意思，拿佣人个囡儿嫁拨伊来！结果末真个是又难看，又呒没铜钿个……”
2016年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开篇，就是这么一段用沪语讲出来的大都会小传奇。这部几乎全篇都用上海话演绎的影片，一时又重新掀起了沪语热潮。
方言融入文艺，好不好？要不要？妙不妙？——他们有话要说。
钱乃荣：最要紧的是讲起来
“这部电影不容易，上海话整体讲得蛮好的，搓麻将一段尤其好。”上海大学文学院原中文系主任、著名语言学专家钱乃荣教授对《新民周刊》表示，“老早有不少影视剧都是讲上海方言的，比如《股疯》。但是从1994年的《孽债》以后就消失了，沉寂了20多年，《罗曼蒂克消亡史》是第一部复苏的沪语电影。”
上海话有自己的语言结构，“比如普通话是主语+动词+宾语，上海话却是主语+宾语+动词——‘我吃过晚饭了’，到上海话这里就变成‘我夜饭吃过了’。”电影里一点点瑕疵都逃不过这位语言学专家的耳朵，比如将“老江（gang）湖”错念成“老浆糊”，将“忒（te）好了”错念成“太好了”。不过钱乃荣仍然对影片褒扬有加：“哪怕里面的沪语对白是从普通话翻译过来，也是一种进步。”
事实上，1913年，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默片）就诞生于上海。从1913年到1949年解放前，36年间中国拍摄的2600多部电影里，有大量讲普通话的，也有少数讲上海话的，如《爱神之肥料》《三个母亲》。
若以文艺而言，方言的应用就更加广泛。“很多小说都是用吴方言写的，比如清嘉庆年代的上海话小说《何典》、晚清的苏州话小说《海上花列传》。1930年代茅盾有一篇短短两千多字的散文《上海大年夜》也用了如‘水门汀、老枪、进账、剃头店、野鸡、掼炮、打强盗山、自来水龙头、块把钱、两头勿着实’等24个上海方言词语，把上海大年夜的气息渲染得十分浓重。”钱乃荣对小说《繁花》的评价也很高，“金宇澄写这部作品的时候用的就是上海人思维和行为表达习惯，尽管行文用词有许多普通话，但用上海话却也能读，而且更有味道，网上有读者自发朗读沪语版本。”
胡适曾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在钱乃荣看来，方言在生活深处的表达上，积累了比白话细致而丰富得多的词语。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话就更是吸收了各种语言、方言中的精华。“比如英语，大量的音译词都从上海话里诞生——白脱、色拉、啤酒、白兰地、开司米、派力司、麦克风、梵哑铃、水门汀、热水汀、凡士林、来苏尔；又比如苏州话——标致、淴浴、吃家生、一只顶；宁波话——阿拉、高头、窗门、碗盏；杭州话——木老老、扒儿手；苏北话——小把戏、乖乖弄底冬……”
自20世纪10年代起，上海就是全国金融、经济和文化的龙头，上海方言也自然成为全国语言发展的龙头。“纺织业、出版业、银行、股市等中的几乎整套词语，都先从上海话中产生，后来流传到周边的城市。大量新词传到了各地，传入了国语，成为现在普通话中常用词语。”钱乃荣说，“比如说开盘、收盘、大盘，都是上海方言对共同语的贡献。”
曾经，上海人在开放自由的社会氛围中冒出过不少海派独有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中产生了大量有海派风味的熟语，比如“牵头皮、收骨头、出风头、戳壁脚、淘浆糊、敲木鱼、轧苗头、搭讪头、隑牌头、勒杀吊死、死蟹一只、开年礼拜九、悬空八只脚、狮子大开口”等等，在表现生活上具有极大的概括力。钱教授已收集的熟语中，仅如“一天世界”这样的四字组就有850多个，遥遥领先于其他方言。进入新时代，他始终坚持收集更新上海话流行语，先后编撰了《新编上海话流行语》《新世纪上海话流行语2500条》等书籍，收录了“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粢饭糕”（又痴又烦又搞）等新的流行语。因为在他看来，唯有重视各地方言，才能让共同语永远有源头活水。
“方言有人性中的神，是人际交往中的亲和力，是最重要的情感纽带，潜藏着精致深切的乡愁。”钱乃荣说，“上海话是上海人从自己心底灵魂中发出的独特的声音。她是千百年来民众世代自然演绎传承下来的智慧密码和珍贵的精神财富。上海话中包含着上海人凝聚的价值观、素质、灵动、创意等可调度的灵性数据，神秘的共同体意识。我们要关注头脑中灵性财富的处境，因为它恰恰是大都市健康发展成长的基因和根基。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上海话是一座可深度开采的文化宝藏。”
多年来，钱乃荣教授一直致力于上海话的振兴与推广。由他创造发明的“上海话输入法”曾经引起轰动。最近，他又在忙于“上海方言博物馆”的筹建。这个博物馆不但会收集从开埠以来到当下的上海话语言资料、展出最近建立的上海话数据库，还将以音频的形式再现上海各个地区的方言发音。甚至还能看到从1845年到1950年传教士们所记录下来的老上海话。
不过，在钱乃荣看来，博物馆并不是保护沪语的最优选择，一般总是“故物”才要放进博物馆，鲜活的东西都埋在生活当中——传承才是对语言最大的保护。如今，大多数上海孩子已经说不来上海话；即使近年来在多方努力下，不少幼儿园、小学重新开始鼓励孩子们下课时间讲上海话，但孩子们虽然口中可以流利背诵“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蒲桃四斤壳”，你若问他什么是“糖粥”，什么是“蒲桃”，却只有摇头。
“不能像英语考级那样死记硬背，学上海话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同龄人之间在中学小学幼儿园的下课时间先讲起来，语言毕竟是个交际工具，学校里同龄人如相互不讲，是学不会上海话的。当前，希望校长、教师重视起来，要去努力推动一把，鼓励会讲的孩子带头讲起来，带动其他同学一起讲，形成滚雪球效应，这样可以事半功倍。讲得不标准没关系，只要大家讲起来，就会自然纠错，择优去劣。国外做过研究，12岁以后学会的第二语言和12岁之前学会的第二语言，讲起来的时候大脑里点亮的区域有所不同——所以一门语言就要从小开始学。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写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所以我们要行动起来，把上海话、海派文化都在我们的接班人中传承下去，而不是把方言只当作史料、当作非遗那样去保护。”
王勇：给上海老歌新的生命
在钱教授的孩提时代，弄堂里尚有浓郁的海派文化。“我们小时候在弄堂里面玩，到了晚上乘风凉的时候，很多大人都会唱戏，越剧、沪剧，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学唱《碧落黄泉》《梁祝》，也是在那时候喜欢上了戏剧。学校里，国庆节的庆祝游艺活动，也大都是同学们自己表演，比如滑稽戏《开无线电》、越剧《十八相送》，当时的海派文化真是全民性的文艺。”
曾经，上海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爱乐之城”。“唱片是最早到上海的，美国1891年做成第一张唱片，法国、英国都在19世纪末成立了唱片公司，很快就到上海来录卖唱片。全中国第一个唱片厂：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也在1917年最早于上海建立，到今年刚好100周年。音乐家黎锦晖最早成立了中西元素融合的“明月歌舞团”，20年代后期发行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通俗歌曲唱片，广受欢迎。一直到1949年，上海做成唱片的歌曲有2250多首，你想歌曲多到什么样的程度，两三天就有一首新歌出来，完全证明了上海是一个歌舞之都。” 这些歌，过去叫“时代曲”，现在叫“上海老歌”。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对这些上海老歌也深为喜爱，出版过《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和《上海老歌金曲100首》等著作。而最近，他和钱乃荣正在将“上海老歌”精心打造成“上海话版”，他们把它当作一个科研项目来研究——这些曾经的“时代曲”，如何在新时代用上海话来唱响？
“这些上海的时代曲，最开始大都是外地人写的。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黎锦晖说过，当年写的所有的歌，都是为了帮助他的哥哥黎锦熙做白话文和普通话的推广。黎氏兄弟虽然是湖南人，但是到了上海以后就逐渐被海派文化所同化了，所以他创作的音乐已经有了很多江南民歌的特点，但大量歌词都是普通话，是为了推广普通话。”王勇告诉《新民周刊》，“我们就想，既然上海诞生的很多曲目都是建立在吴方言的音乐背景上，那能不能配上沪语，让它演绎出另一种味道呢？”
他想到了语言学专家钱乃荣教授，两人一拍即合。“从前这些时代曲的创作是为了推普，现在我们尝试着用同样的曲调来重振沪语，这是一个轮回。”王勇认为，“音乐是推广语言最好的载体，只要是好的音乐，只要把语言放进去，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很容易接受，通过这些歌掌握一些有意思的上海方言。”
在精选了最动听的50首时代曲之后，钱乃荣教授率先开始了歌词的“翻译”工作。普通话歌词翻译成上海话并不容易，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腔词关系。“戏曲当中就很强调这样的关系，腔和词当中的音韵必须相合，并不是每首歌都适合用上海话去演唱的，有的要改动。”
在翻译的过程中，钱教授总要反复打磨，让词句既符合上海生活语言的特点，又不能太俚俗到像滑稽戏中的沪语，还要和普通话歌词的原意相符。“例如《苏州河边》里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上海话里没有‘着’这个用法，就改成‘望望’，反而比原词更轻松自然。陈歌辛和黎锦光的曲和词比较容易翻，因为他们在上海生活的时间长，已经完全抓住了本地人感兴趣的东西，像《如果没有你》翻起来就比较顺；但如果作词者当初用的是北方话的语序，那就难翻了。比如像《香格里拉》这么好的歌曲，初改就不是太顺。”
初步翻译之后，王勇和钱乃荣请来上海市十佳歌手纪晓兰演唱上海话版歌曲。“词与腔相合的效果怎么样，需要唱出来听。”王勇说，“纪老师唱的时候我和钱老师都在旁边听，听她唱起来顺不顺，咬字、曲调、换气是不是最舒服，然后再进行二度创作。”
反复打磨，力求精品，目的正是为了赋予上海老歌一个全新的生命。王勇相信好的旋律能与多种契合的语言配对，变得更新更好。“我想到很多日文歌曲，当年被配上粤语歌词，完全就是一首新歌，有很多成功的例子。粤语有自己的歌曲体系，但是沪语还没有，我们希望这一次的‘直译’只是一个起步，未来的沪语歌还可以‘意译’，可以重新创作。”
目前，经过三人的合力，已经有45首最好听的上海老歌以沪语唱响。其中，一首《情人的眼泪》令人初闻即感到惊艳——上海话唱词软糯亲切，甚至比原词更熨帖柔美的旋律；而《三轮车上的小姐》一曲，也让人见识了沪语在表达活泼喜悦情感上的非凡表现力。
除了准备将这45首新歌出版唱片和词曲谱书籍之外，钱乃荣和王勇这对“语言学”“音乐学”跨界组合，确实如他们所言：是在做一个科研项目——对于每一首歌，钱乃荣和王勇都会有一段表述，钱乃荣说的是语言的转换，王勇说的是时代曲的背景故事——像学术研究一样严谨、有深度，因为他们相信上海老歌的生命力，是海派文化中强劲的一角，海派文化是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文化。
“即使初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不适应，觉得有点突兀，但是听多了你会习惯，会喜欢。”王勇说，“我们的心愿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上海话。因为对于方言的限制和无形中的破坏，会造成曲艺和戏剧这两种艺术形态的急速消亡。当我们现在有能力去顾及到更多文化传承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对方言的保护。”
徐俊：尹雪艳说上海话
上海知名沪剧演员、如今的上海恒源祥戏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俊曾经导演过“上海·爱浓——沪语童谣合唱音乐会”，一票难求。而由他导演的原创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更是广为人知的经典。
谁都知道《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代表作《台北人》的打头第一篇，在作家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多年来一直“严防死守”，不肯授出剧作版权。但是当徐俊问白先勇“下一部改编哪部作品”的时候，因为有和徐俊成功合作过越剧《玉卿嫂》的先例，白先勇想了一想，居然说出了导演梦寐以求的那句话——排《永远的尹雪艳》吧！
“当时我太高兴了，第一反应就是对他说：白老师，如果是排尹雪艳的话，应该让她说上海话！”没想到徐俊这么一说，白先勇比他还高兴，“我还记得那天我们正走在南京路上，白老师听到我这句话，竟然鼓掌跳了起来！”
要知道，白先勇最初创作《永远的尹雪艳》，正是因为年少时住在上海，有一次路过百乐门时，见一群舞小姐婀娜地款步而入，感叹“那种无与伦比的翩然风姿，真是踏遍全世界都再找不到，怕是只有在大上海，这方百年来浸润于中西文化的灵气之地，才能吸纳、融合、培育出这样精致的美人”。如今一听尹雪艳可以说上海话，立即觉得话剧已经成功了一半。
“用上海话演话剧并不是我们首创。”徐俊告诉《新民周刊》，“50年代初，黄佐临先生就提出了方言话剧。他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不一样，话剧应该两条路一起走，一个是普通话，另一个就是上海话。说起话剧大家总觉得是西方舶来品，所以黄先生能够如此中西融合，我觉得他对上海的城市特殊性是很有远见的。很可惜‘文革’以后这条路就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
徐俊感谢先人的远见，让他有勇气做一部完全说上海话的话剧。话剧《永远的尹雪艳》建组之后，总共60多位演员，徐俊特地请来作家程乃珊的先生严尔纯担当语言指导，一个字一个字地为演员把关所有台词，光对词就花了10天——要知道一般话剧从排到演也不过十天半个月，此举显得颇为奢侈，但徐俊认为很值：“严老师的上海话是非常道地、非常精准的，而且是老式上海话。”
精致美学，这也是徐俊的追求。“上海人的精致不在于奢华或高档，哪怕普通生活也会很讲究，把生活弄得很有味道。这是上海骨子里的东西。”所以徐俊决意要请张叔平来做服装设计，“非张叔平不可”。
但是张叔平很忙，不太好请，徐俊通过林青霞才辗转约到了他：“张叔平的上海话讲得非常好，做事也非常认真。我们演员头上戴着真发做的假发，他还要求演员本人的头发也要染得和假发一模一样。男演员的皮鞋要擦得锃亮，女演员的一双丝袜不能穿两次，即使没有穿坏也要换掉，保证是全新的上台。每场演出前我们都有四位老师站在门边把关，所有演员上台前都要经过他们的法眼，有一点不对都不行。”
张叔平为尹雪艳设计的服装，既忠于原著中的“银白调”，又为了舞台的艺术性增加了色彩，巧妙的是，色彩都在服装的镶边上，既将旗袍点缀得很漂亮，又更加强调了留白，堪称大师手笔。“他严格到什么程度——做30年代的衣服有专门的师傅，做40年代的衣服也有专门的师傅，每个师傅擅长的时代都不同。试装的时候现场也跟了很多人，哪里不舒服马上改。”徐俊感叹，“后来我们的演员换了别的组，就觉得不舒服，好像没有那么讲究了。”
饰演尹雪艳的是徐俊的师妹黄丽娅，当时还是沪剧院的演员。“白先勇老师心目中的尹雪艳就是林青霞，但是林青霞跟我说，‘让我演尹雪艳？早十年还差不多’。她虽然演不了，高度却摆在那儿了，所以我们找女演员要求也是非常高。白老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他的女主角他本人一定要看过。”徐俊说，“所以我们把黄丽娅也带给他看，白老师一看，对了！‘削肩水蛇腰，眼睛会说话’，她就是尹雪艳！”
而饰演男主角“水泥厂小开徐壮图”的，正是目下最红的小生之一：胡歌。胡歌是徐俊的上戏校友。“有一次我们俩喝酒，他跟我流露出留恋舞台的意思，觉得演话剧是件很崇高的事。”徐俊说。后来胡歌也坦言能获得这样的演出机会“受宠若惊”，“尤其是能用家乡话表演，对我来说是种考验，却也是一偿我这个‘上海小囡’的夙愿。”
徐俊的导演风格和一般话剧导演不同，他要求演员有一些肢体塑造上的设计。“虽然不是戏曲，也要有雕塑和舞蹈性的肢体美。胡歌出场，说好走三步，只能是三步，一个出脚一个转身，不能错一点点；坐姿也要‘端’一点，有点功架。毕竟是上戏打下的基本功，他很聪明，很快就掌握了。”为了配合百乐门这个重要标志，胡歌和黄丽娅在话剧开排前一年就开始了舞蹈训练，徐俊请来专业舞蹈老师，教他们探戈、华尔兹……
2013年4月，这出精心打造的沪语话剧在刚刚建成不久的上海新地标文化广场公演，一演就演了十多场，一票难求。来看这出话剧的观众还自带了海派的仪式感——曾经有200多人组织好了身着旗袍来看戏。不但上海人喜欢，北京人、外国人也观赏无碍。去年6月，包括《永远的尹雪艳》在内的“上海三部曲”在北京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正如徐俊所言，当舞台上的尹雪艳幽幽地打开折扇，用上海话说出一声：“好呀”，那些在上海城市血液里流淌了数百年的东西，就这样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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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阙 政 实习生｜秦诗雨
“要讲真言话，勿要讲假言话，否则要触霉头个。侬晓得为啥体？面包房每日来送点心个小张，伊十几岁就从宁波到上海来，一个人摇只小舢板来个，屋里穷得叮当响。后来跟了现在搿个老板学生意，几年下来，也算半个点心师傅。伊邪气聪明，老板有个囡儿，伊时时刻刻讨好伊，勿动声色打动了芳心。老板当然嫌比伊穷，勿答应。小姐就去求伊拉娘，伊拉娘再去求老板。老板就来问伊：侬想讨哪能样子个老婆啊？搿只小瘪三耍滑头，肚皮里末想：当然是讨漂亮个、有铜钿个老婆，就是老板拉囡儿嘛。结果嘴巴上讲：只要有感情，卖相铜钿侪勿要紧个。伊以为伊搿能介一讲，老板就会得觉得伊靠得住，就会拿囡儿嫁拨伊来。老板也是老江湖唻，一听就晓得伊靠勿牢，就顺牢伊个意思，拿佣人个囡儿嫁拨伊来！结果末真个是又难看，又呒没铜钿个……”
2016年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开篇，就是这么一段用沪语讲出来的大都会小传奇。这部几乎全篇都用上海话演绎的影片，一时又重新掀起了沪语热潮。
方言融入文艺，好不好？要不要？妙不妙？——他们有话要说。
钱乃荣：最要紧的是讲起来
“这部电影不容易，上海话整体讲得蛮好的，搓麻将一段尤其好。”上海大学文学院原中文系主任、著名语言学专家钱乃荣教授对《新民周刊》表示，“老早有不少影视剧都是讲上海方言的，比如《股疯》。但是从1994年的《孽债》以后就消失了，沉寂了20多年，《罗曼蒂克消亡史》是第一部复苏的沪语电影。”
上海话有自己的语言结构，“比如普通话是主语+动词+宾语，上海话却是主语+宾语+动词——‘我吃过晚饭了’，到上海话这里就变成‘我夜饭吃过了’。”电影里一点点瑕疵都逃不过这位语言学专家的耳朵，比如将“老江（gang）湖”错念成“老浆糊”，将“忒（te）好了”错念成“太好了”。不过钱乃荣仍然对影片褒扬有加：“哪怕里面的沪语对白是从普通话翻译过来，也是一种进步。”
事实上，1913年，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默片）就诞生于上海。从1913年到1949年解放前，36年间中国拍摄的2600多部电影里，有大量讲普通话的，也有少数讲上海话的，如《爱神之肥料》《三个母亲》。
若以文艺而言，方言的应用就更加广泛。“很多小说都是用吴方言写的，比如清嘉庆年代的上海话小说《何典》、晚清的苏州话小说《海上花列传》。1930年代茅盾有一篇短短两千多字的散文《上海大年夜》也用了如‘水门汀、老枪、进账、剃头店、野鸡、掼炮、打强盗山、自来水龙头、块把钱、两头勿着实’等24个上海方言词语，把上海大年夜的气息渲染得十分浓重。”钱乃荣对小说《繁花》的评价也很高，“金宇澄写这部作品的时候用的就是上海人思维和行为表达习惯，尽管行文用词有许多普通话，但用上海话却也能读，而且更有味道，网上有读者自发朗读沪语版本。”
胡适曾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在钱乃荣看来，方言在生活深处的表达上，积累了比白话细致而丰富得多的词语。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话就更是吸收了各种语言、方言中的精华。“比如英语，大量的音译词都从上海话里诞生——白脱、色拉、啤酒、白兰地、开司米、派力司、麦克风、梵哑铃、水门汀、热水汀、凡士林、来苏尔；又比如苏州话——标致、淴浴、吃家生、一只顶；宁波话——阿拉、高头、窗门、碗盏；杭州话——木老老、扒儿手；苏北话——小把戏、乖乖弄底冬……”
自20世纪10年代起，上海就是全国金融、经济和文化的龙头，上海方言也自然成为全国语言发展的龙头。“纺织业、出版业、银行、股市等中的几乎整套词语，都先从上海话中产生，后来流传到周边的城市。大量新词传到了各地，传入了国语，成为现在普通话中常用词语。”钱乃荣说，“比如说开盘、收盘、大盘，都是上海方言对共同语的贡献。”
曾经，上海人在开放自由的社会氛围中冒出过不少海派独有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话中产生了大量有海派风味的熟语，比如“牵头皮、收骨头、出风头、戳壁脚、淘浆糊、敲木鱼、轧苗头、搭讪头、隑牌头、勒杀吊死、死蟹一只、开年礼拜九、悬空八只脚、狮子大开口”等等，在表现生活上具有极大的概括力。钱教授已收集的熟语中，仅如“一天世界”这样的四字组就有850多个，遥遥领先于其他方言。进入新时代，他始终坚持收集更新上海话流行语，先后编撰了《新编上海话流行语》《新世纪上海话流行语2500条》等书籍，收录了“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粢饭糕”（又痴又烦又搞）等新的流行语。因为在他看来，唯有重视各地方言，才能让共同语永远有源头活水。
“方言有人性中的神，是人际交往中的亲和力，是最重要的情感纽带，潜藏着精致深切的乡愁。”钱乃荣说，“上海话是上海人从自己心底灵魂中发出的独特的声音。她是千百年来民众世代自然演绎传承下来的智慧密码和珍贵的精神财富。上海话中包含着上海人凝聚的价值观、素质、灵动、创意等可调度的灵性数据，神秘的共同体意识。我们要关注头脑中灵性财富的处境，因为它恰恰是大都市健康发展成长的基因和根基。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上海话是一座可深度开采的文化宝藏。”
多年来，钱乃荣教授一直致力于上海话的振兴与推广。由他创造发明的“上海话输入法”曾经引起轰动。最近，他又在忙于“上海方言博物馆”的筹建。这个博物馆不但会收集从开埠以来到当下的上海话语言资料、展出最近建立的上海话数据库，还将以音频的形式再现上海各个地区的方言发音。甚至还能看到从1845年到1950年传教士们所记录下来的老上海话。
不过，在钱乃荣看来，博物馆并不是保护沪语的最优选择，一般总是“故物”才要放进博物馆，鲜活的东西都埋在生活当中——传承才是对语言最大的保护。如今，大多数上海孩子已经说不来上海话；即使近年来在多方努力下，不少幼儿园、小学重新开始鼓励孩子们下课时间讲上海话，但孩子们虽然口中可以流利背诵“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蒲桃四斤壳”，你若问他什么是“糖粥”，什么是“蒲桃”，却只有摇头。
“不能像英语考级那样死记硬背，学上海话其实很简单，关键是同龄人之间在中学小学幼儿园的下课时间先讲起来，语言毕竟是个交际工具，学校里同龄人如相互不讲，是学不会上海话的。当前，希望校长、教师重视起来，要去努力推动一把，鼓励会讲的孩子带头讲起来，带动其他同学一起讲，形成滚雪球效应，这样可以事半功倍。讲得不标准没关系，只要大家讲起来，就会自然纠错，择优去劣。国外做过研究，12岁以后学会的第二语言和12岁之前学会的第二语言，讲起来的时候大脑里点亮的区域有所不同——所以一门语言就要从小开始学。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写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所以我们要行动起来，把上海话、海派文化都在我们的接班人中传承下去，而不是把方言只当作史料、当作非遗那样去保护。”
王勇：给上海老歌新的生命
在钱教授的孩提时代，弄堂里尚有浓郁的海派文化。“我们小时候在弄堂里面玩，到了晚上乘风凉的时候，很多大人都会唱戏，越剧、沪剧，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学唱《碧落黄泉》《梁祝》，也是在那时候喜欢上了戏剧。学校里，国庆节的庆祝游艺活动，也大都是同学们自己表演，比如滑稽戏《开无线电》、越剧《十八相送》，当时的海派文化真是全民性的文艺。”
曾经，上海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爱乐之城”。“唱片是最早到上海的，美国1891年做成第一张唱片，法国、英国都在19世纪末成立了唱片公司，很快就到上海来录卖唱片。全中国第一个唱片厂：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也在1917年最早于上海建立，到今年刚好100周年。音乐家黎锦晖最早成立了中西元素融合的“明月歌舞团”，20年代后期发行了《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通俗歌曲唱片，广受欢迎。一直到1949年，上海做成唱片的歌曲有2250多首，你想歌曲多到什么样的程度，两三天就有一首新歌出来，完全证明了上海是一个歌舞之都。” 这些歌，过去叫“时代曲”，现在叫“上海老歌”。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对这些上海老歌也深为喜爱，出版过《海上留声——上海老歌纵横谈》和《上海老歌金曲100首》等著作。而最近，他和钱乃荣正在将“上海老歌”精心打造成“上海话版”，他们把它当作一个科研项目来研究——这些曾经的“时代曲”，如何在新时代用上海话来唱响？
“这些上海的时代曲，最开始大都是外地人写的。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黎锦晖说过，当年写的所有的歌，都是为了帮助他的哥哥黎锦熙做白话文和普通话的推广。黎氏兄弟虽然是湖南人，但是到了上海以后就逐渐被海派文化所同化了，所以他创作的音乐已经有了很多江南民歌的特点，但大量歌词都是普通话，是为了推广普通话。”王勇告诉《新民周刊》，“我们就想，既然上海诞生的很多曲目都是建立在吴方言的音乐背景上，那能不能配上沪语，让它演绎出另一种味道呢？”
他想到了语言学专家钱乃荣教授，两人一拍即合。“从前这些时代曲的创作是为了推普，现在我们尝试着用同样的曲调来重振沪语，这是一个轮回。”王勇认为，“音乐是推广语言最好的载体，只要是好的音乐，只要把语言放进去，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很容易接受，通过这些歌掌握一些有意思的上海方言。”
在精选了最动听的50首时代曲之后，钱乃荣教授率先开始了歌词的“翻译”工作。普通话歌词翻译成上海话并不容易，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腔词关系。“戏曲当中就很强调这样的关系，腔和词当中的音韵必须相合，并不是每首歌都适合用上海话去演唱的，有的要改动。”
在翻译的过程中，钱教授总要反复打磨，让词句既符合上海生活语言的特点，又不能太俚俗到像滑稽戏中的沪语，还要和普通话歌词的原意相符。“例如《苏州河边》里的‘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上海话里没有‘着’这个用法，就改成‘望望’，反而比原词更轻松自然。陈歌辛和黎锦光的曲和词比较容易翻，因为他们在上海生活的时间长，已经完全抓住了本地人感兴趣的东西，像《如果没有你》翻起来就比较顺；但如果作词者当初用的是北方话的语序，那就难翻了。比如像《香格里拉》这么好的歌曲，初改就不是太顺。”
初步翻译之后，王勇和钱乃荣请来上海市十佳歌手纪晓兰演唱上海话版歌曲。“词与腔相合的效果怎么样，需要唱出来听。”王勇说，“纪老师唱的时候我和钱老师都在旁边听，听她唱起来顺不顺，咬字、曲调、换气是不是最舒服，然后再进行二度创作。”
反复打磨，力求精品，目的正是为了赋予上海老歌一个全新的生命。王勇相信好的旋律能与多种契合的语言配对，变得更新更好。“我想到很多日文歌曲，当年被配上粤语歌词，完全就是一首新歌，有很多成功的例子。粤语有自己的歌曲体系，但是沪语还没有，我们希望这一次的‘直译’只是一个起步，未来的沪语歌还可以‘意译’，可以重新创作。”
目前，经过三人的合力，已经有45首最好听的上海老歌以沪语唱响。其中，一首《情人的眼泪》令人初闻即感到惊艳——上海话唱词软糯亲切，甚至比原词更熨帖柔美的旋律；而《三轮车上的小姐》一曲，也让人见识了沪语在表达活泼喜悦情感上的非凡表现力。
除了准备将这45首新歌出版唱片和词曲谱书籍之外，钱乃荣和王勇这对“语言学”“音乐学”跨界组合，确实如他们所言：是在做一个科研项目——对于每一首歌，钱乃荣和王勇都会有一段表述，钱乃荣说的是语言的转换，王勇说的是时代曲的背景故事——像学术研究一样严谨、有深度，因为他们相信上海老歌的生命力，是海派文化中强劲的一角，海派文化是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文化。
“即使初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不适应，觉得有点突兀，但是听多了你会习惯，会喜欢。”王勇说，“我们的心愿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上海话。因为对于方言的限制和无形中的破坏，会造成曲艺和戏剧这两种艺术形态的急速消亡。当我们现在有能力去顾及到更多文化传承的时候，就需要考虑到对方言的保护。”
徐俊：尹雪艳说上海话
上海知名沪剧演员、如今的上海恒源祥戏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俊曾经导演过“上海·爱浓——沪语童谣合唱音乐会”，一票难求。而由他导演的原创沪语话剧《永远的尹雪艳》，更是广为人知的经典。
谁都知道《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代表作《台北人》的打头第一篇，在作家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多年来一直“严防死守”，不肯授出剧作版权。但是当徐俊问白先勇“下一部改编哪部作品”的时候，因为有和徐俊成功合作过越剧《玉卿嫂》的先例，白先勇想了一想，居然说出了导演梦寐以求的那句话——排《永远的尹雪艳》吧！
“当时我太高兴了，第一反应就是对他说：白老师，如果是排尹雪艳的话，应该让她说上海话！”没想到徐俊这么一说，白先勇比他还高兴，“我还记得那天我们正走在南京路上，白老师听到我这句话，竟然鼓掌跳了起来！”
要知道，白先勇最初创作《永远的尹雪艳》，正是因为年少时住在上海，有一次路过百乐门时，见一群舞小姐婀娜地款步而入，感叹“那种无与伦比的翩然风姿，真是踏遍全世界都再找不到，怕是只有在大上海，这方百年来浸润于中西文化的灵气之地，才能吸纳、融合、培育出这样精致的美人”。如今一听尹雪艳可以说上海话，立即觉得话剧已经成功了一半。
“用上海话演话剧并不是我们首创。”徐俊告诉《新民周刊》，“50年代初，黄佐临先生就提出了方言话剧。他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和其他城市不一样，话剧应该两条路一起走，一个是普通话，另一个就是上海话。说起话剧大家总觉得是西方舶来品，所以黄先生能够如此中西融合，我觉得他对上海的城市特殊性是很有远见的。很可惜‘文革’以后这条路就中断了，再也没有恢复。”
徐俊感谢先人的远见，让他有勇气做一部完全说上海话的话剧。话剧《永远的尹雪艳》建组之后，总共60多位演员，徐俊特地请来作家程乃珊的先生严尔纯担当语言指导，一个字一个字地为演员把关所有台词，光对词就花了10天——要知道一般话剧从排到演也不过十天半个月，此举显得颇为奢侈，但徐俊认为很值：“严老师的上海话是非常道地、非常精准的，而且是老式上海话。”
精致美学，这也是徐俊的追求。“上海人的精致不在于奢华或高档，哪怕普通生活也会很讲究，把生活弄得很有味道。这是上海骨子里的东西。”所以徐俊决意要请张叔平来做服装设计，“非张叔平不可”。
但是张叔平很忙，不太好请，徐俊通过林青霞才辗转约到了他：“张叔平的上海话讲得非常好，做事也非常认真。我们演员头上戴着真发做的假发，他还要求演员本人的头发也要染得和假发一模一样。男演员的皮鞋要擦得锃亮，女演员的一双丝袜不能穿两次，即使没有穿坏也要换掉，保证是全新的上台。每场演出前我们都有四位老师站在门边把关，所有演员上台前都要经过他们的法眼，有一点不对都不行。”
张叔平为尹雪艳设计的服装，既忠于原著中的“银白调”，又为了舞台的艺术性增加了色彩，巧妙的是，色彩都在服装的镶边上，既将旗袍点缀得很漂亮，又更加强调了留白，堪称大师手笔。“他严格到什么程度——做30年代的衣服有专门的师傅，做40年代的衣服也有专门的师傅，每个师傅擅长的时代都不同。试装的时候现场也跟了很多人，哪里不舒服马上改。”徐俊感叹，“后来我们的演员换了别的组，就觉得不舒服，好像没有那么讲究了。”
饰演尹雪艳的是徐俊的师妹黄丽娅，当时还是沪剧院的演员。“白先勇老师心目中的尹雪艳就是林青霞，但是林青霞跟我说，‘让我演尹雪艳？早十年还差不多’。她虽然演不了，高度却摆在那儿了，所以我们找女演员要求也是非常高。白老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他的女主角他本人一定要看过。”徐俊说，“所以我们把黄丽娅也带给他看，白老师一看，对了！‘削肩水蛇腰，眼睛会说话’，她就是尹雪艳！”
而饰演男主角“水泥厂小开徐壮图”的，正是目下最红的小生之一：胡歌。胡歌是徐俊的上戏校友。“有一次我们俩喝酒，他跟我流露出留恋舞台的意思，觉得演话剧是件很崇高的事。”徐俊说。后来胡歌也坦言能获得这样的演出机会“受宠若惊”，“尤其是能用家乡话表演，对我来说是种考验，却也是一偿我这个‘上海小囡’的夙愿。”
徐俊的导演风格和一般话剧导演不同，他要求演员有一些肢体塑造上的设计。“虽然不是戏曲，也要有雕塑和舞蹈性的肢体美。胡歌出场，说好走三步，只能是三步，一个出脚一个转身，不能错一点点；坐姿也要‘端’一点，有点功架。毕竟是上戏打下的基本功，他很聪明，很快就掌握了。”为了配合百乐门这个重要标志，胡歌和黄丽娅在话剧开排前一年就开始了舞蹈训练，徐俊请来专业舞蹈老师，教他们探戈、华尔兹……
2013年4月，这出精心打造的沪语话剧在刚刚建成不久的上海新地标文化广场公演，一演就演了十多场，一票难求。来看这出话剧的观众还自带了海派的仪式感——曾经有200多人组织好了身着旗袍来看戏。不但上海人喜欢，北京人、外国人也观赏无碍。去年6月，包括《永远的尹雪艳》在内的“上海三部曲”在北京演出，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正如徐俊所言，当舞台上的尹雪艳幽幽地打开折扇，用上海话说出一声：“好呀”，那些在上海城市血液里流淌了数百年的东西，就这样复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