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领导阶层发觉，此段词句中，孕含有“大国沙文主义”色彩，第二句修改为“觉醒的人民，心连心”。第三句把“传颂”改为了“传送”，第四句把“五大洲”缩小为“新中国响彻了战斗号声”，这就是“支援国际，不称霸”的指导思想在剧中的体现。而最后一场中的最后一句，方海珍那带有“嘎调”的唱腔，则更能点明全剧的主题。
就是“要把那世界，彻底变个样！”
1968年年底，我们中国戏校的部分毕业生来到天津的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我于1972年秋天分配到战友京剧团，其间，与他人共同编创现代京剧20余出，随着动荡的岁月，艰辛的劳作，化为了泡影。
在此期间上海的京剧“样板团”排演了《龙江颂》。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最大认可与肯定。由李炳淑（翁偶虹先生曾说“炳淑”这名字起得不错，叫做“水火相济”）扮演的“江水英”最后唱道:
“要看到世界上
多少奴隶未解放，
多少穷人遭饥荒。
多少姐妹受迫害，
多少兄弟扛起枪。
埋葬帝、修、反，
人类得解放，
让革命的红旗插遍四方，
高高飘扬！”
这唱词最能说明当时国家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北京的几个京剧“样板团”排演了《红色娘子军》与《平原作战》，而《杜鹃山》一剧代表着“样板戏”的艺术最高峰，因为把“道白”都写成了“诗韵”。杨春霞塑造的“柯湘”也受到了高层的首肯与群众的欢迎。
而上海的《审椅子》、《渡口》、《苗岭风雷》等剧的影响都不算太大，北京的《红岩》（山城旭日），《草原小姐妹》也都不能算是成功，因而夭折。
之后几年，因天气阴晴不定，剧团演员，无所适从。直到1976年，三位国家领袖，相继去世，万民悲痛。但是大部分人的心理天空，却好像是由阴转晴了。在那年秋天，京剧界的老人与被“样板戏”所遗忘的演员们好像有些复苏了。
张君秋老师在电台清唱了，歌颂周总理的《热血甘为人民洒》。
李世济老师唱了《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杨秋玲老师用“南梆子”曲调唱了《绣金匾》。（因当时有位领导人说“南梆子”与“四平调”过于“缠绵”，反对英雄人物使用，所以“样板戏”从未出现过此两种声腔，十余年后杨秋玲首次公开使用）。
赵燕侠老师唱了《华主席招手春来到》。
李维康演出了《蝶恋花》，标志大型现代京剧的排演基本结束。
以北京李和曾、赵燕侠、袁世海合演的《闯王旗》；
杨秋玲、刘长瑜合演的《红灯照》与上海李丽芳、童祥苓、李炳淑合演的《大风歌》传递出，新编古典京剧的演出时期，终于到来了！
此时已到了1979年，我恢复了演员工作。那时的我年过三十，青春既逝，必须“只争朝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