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狱前

都下狱了还有心情写劝导好友的信？

报任安书第一段，史公概括任安原信的大意是“教以慎于待人接物，以推贤进士为务”，而且还“若望仆不相师，而从流俗人之言也”，很明显任安的原信是一封带有责备意味的劝解教导信，信的性质已经和求救相去甚远，况且如果是好友求救，而司马迁做如此一番长长的自我辩解不也滑稽吗？结合第一段和末段我们很容易发现史公拒绝的是任安让他以推举贤才为要务的要求，理由是自己身心俱创，已无此心境去做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如果以回应求救来套，那这封信的整体内容就会变得驴头不对马嘴，史公一个为文的高手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

求救一说纯属学者的大胆臆测，没有什么历史依据，而且和报任安书的原旨也极不符合。这封信仔细读一下都能发现根本不是在讲这回事啊

应该不是求救信按教材的的说目的是让司马迁举荐人才

楼主的问题可以细化一下。我想楼主想问的是：下狱后的任安是否曾经向史公求救，《报任安书》是不是为答复此事而做？
清代的包世臣就曾经提出这种看法。他认为，史公讳言任安求救一事，故以“推贤进士”遮掩。而写作此信的目的，就是告诉任安，他可以为任安去死，但是他的书不能为任安而废，而他现在是为他的书活着。史料所限，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都存在。如果非要以乾嘉学派似的考证以求得一个结果，这场笔墨官司大概就没完没了了。不过，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窃以为包世臣的说法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却不可行。
假设任安的确给史公写了求救信，那么此刻他最关心的肯定是自己的生死。他能得到的答复无非救与不救两个，而这样一封洋洋洒洒与他处境没有多大关系的信有什么作用？宽慰即将弃市的死囚吗？我要是任安只会想，你是受了委屈，可是你现在升官了啊，还成了老板跟前的大红人。胆小怕事见死不救直接说，何必找这么多不相干的借口？
其次，如果任安求救一事需要避讳，那么，他甘受宫刑而不死的原因则更需要避讳。书写下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保证顺利流传才是关键。史公这封信如果落到皇帝手里，无异于不打自招，他一直在私下写谤书——他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书，怎会说朝廷的好话？皇帝还会让他的书留在世上么？他如果真为著述而活，这种行为无异于自戕。如此，既不能满足好友托请，又得罪皇帝，还将自己置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他为何要如此劳心劳力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报任安书》确实疑点重重，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是，司马迁为什么会在文中翻过来掉过去地不断地说宫刑这件事。而且，说得极其露骨，各种细节跃然纸上。如果，真的是写给任安的，为什么要写这些。如果不是，那么，司马迁又是什么意思～

个人觉得，这封名义上写给任安的书信不是真的要寄给任安的，而是为了向后世的知音剖白内心世界的。
史公要保证他的书能顺利流传，就必须小心掩饰好自己的情绪，跟从前一般若无其事地活着。但是任安却误解了，以为面上无事就是真无事了，所以才会写信要求他利用皇帝近臣的身份多向朝廷举荐贤能。当时，有任安类似想法的人应该很多。史公无法为自己辩白，同时他也不希望后世的人因为他以宫刑代死连带着也看轻了他的著作，所以才以回复任安信件为名，对他想象中的后世那些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人们解释了自己当初的选择，澄清世人对他的误解。
因为预设的读者就不是任安，所以里面才没有太多提及任安的遭遇，而是用大段文字抒发了自己的志向，以及宁愿受刑而不就死的理由。否则就如同前面说的，他为什么要留下这种白纸黑字完全可以被当成自供状的东西？这不比直接出面营救任安更加危险？即使身不畏死，难道他不担心气急败坏的皇帝一把火烧了他的著作吗？

在许多古文读本里面，《报任安书》的背景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做了很多臆想，楼主所提及的观点只是其中之一。还有观点认为，史公这封书信是故意写给皇帝看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怒皇帝杀了自己（想来作者大概是受了《西京杂记》里面的“有怨言，下狱死”的影响）。或者干脆认为，这封《报任安书》就是史公的诀别书，他写完《报任安书》不久就自尽了。我相信得出这些结论的作者应该都被《报任安书》深深打动了，但是如果仅凭这封书信流露出的强烈情绪就断定史公一贯的为人，未免似乎太武断了。
史书的写作、后续增补及删定是很繁琐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即便同样的历史事件，也许隔天就有了新的观点与看法。如若精益求精，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可。学术的追求道路生生不息，将《太史公书》视作生命的史公又如何能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至于设计让皇帝下狱处死就更不可能了。他自己都说过，“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又怎会甘愿在死前再受缧绁之辱。
在我眼中，史公是那种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而且他也能够排除万难将自己的抉择进行到底。他需要面上的唯唯诺诺作为自己的保护色，所以宁愿承受世人的误解而不为自己辩解；他不愿意身后人们也戴着有色眼镜看他，所以才会设法向后世的知音吐露自己的心声。如@长风万里出玉门所言，这样情感强烈的文字的确不适合放在以公正客观著称的史书中，选择私人书信这样的载体便也不难理解了。
我相信，任安的确给史公写过要求“推贤进士”的信，只不过这样一封信是注定得不到史公答复的。君臣之义要求臣子先公后私，先国后家，摒弃个人恩怨，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在这样的大义面前，史公那点“私心”是站不住脚的。他不愿欺骗友人，也不愿违心做不愿意的事情，最后也就只好不回信了。

不会是求救信，是劝进信。任安写信时，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司马迁收到信后并没有马上回信。司马迁写回信时，任安已因戾太子事件被汉武帝下令逮捕。司马迁写回信时预判任安会被杀，而且写这封信并不是给任安看，当然任安在狱中也不可能看到，是借这封信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这封信当时应该也没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