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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饰研究◎洛梅笙——

「中国服饰专栏:华虫、翟与鸡」
为了迎接中国新年，各大品牌每年都免不了推出一些跟生肖有关的产品，于是继去年的猴年之后，我们看到了阿玛尼的鸡年高光粉底，迪奥的鸡年手绳，CK的鸡年红内裤，萧邦的鸡年手表，D&G的公鸡夹克，阿迪达斯的麻将幺鸡鞋等等，国人到底对这些产品做何感想，就见仁见智了，不过在西方，人们对于中国“鸡”的形式，大概就是公鸡(Rooster)，但要深讲的话，中国的鸡则有着更深远的文化含义。



《韩诗外传》中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关于鲁哀公的一段小故事，说鲁哀公手下有一个叫田饶的人，长期不得重用，于是起了跳槽的心，走之前去找鲁哀公辞行，哀公还觉得奇怪，田饶就说了一段话:“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鸡虽有此五者，君犹日瀹而食之，何则？以其所从来近也。夫槛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菽粟，无此五者，君犹贵之，以其所从来远也。臣请槛鹄举矣。”,大概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仪表出众、武艺超群、勇敢无畏、品行仁义又有诚信的人，近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看不到，却对一些莫名其妙的阿猫阿狗那么好，再见了老板。田饶在这里形容公鸡有五种优点，即文(仪态）、武（武功）、勇（勇气）、仁与信。另外中国人传统过年，把正月初一称为鸡日。


中国的生肖属相是与十二地支相配，鸡配的是酉，鸡是酉神，由于酉在五行中属金，所以酉神又被指代为太白金星，在早期的佛典中是以一个女性的形象出现的，头戴鸡冠，穿白练衣，手持琵琶。由于酉神在方位上属于西方之神，而佛经中的亡者去往的又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鸡在古代葬礼中被认为能起到引魂的作用，直到近代，西北一带还能见到葬礼上用纸扎引魂鸡的做法。在汉晋时期，葬礼中还有鸡鸣枕，意思同样是为了超渡亡魂。

从宋代以后，华虫多为红腹锦鸡，这大概是因为红腹锦鸡看起来更美丽的缘故吧，包括皇后命妇的翟衣（宋代至明代），上面的图形也是红腹锦鸡，但雉在古代礼服体系中的确是无所不在的，包括了命妇们的礼服冠，称为翟冠，翟又叫山雉，山松，所以翟冠又称为山松特髻。而文官二品的补子也是锦鸡，只不过以白腹锦鸡区别于华虫和翟。





明正德累丝金翟一对，这种金翟只能用在地位很高的王妃或公夫人的头冠上以区别较低一级的凤簪，南京市博物馆藏



所以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事实上是地位相当高的一种动物，却莫名其妙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的风月界遭殃后名声一落千丈，后来又随着改开传回中国大陆，不得不说实在是颇为讽刺。

「中国服饰专栏:中国的流行色」
时尚圈每年都会公布流行色，比如2017年，包括了尼加拉瓜蓝（Niagara）、草木绿（Greenery）、青金石蓝（Lapis Blue）、樱草黄（Primrose Yellow）、火焰红（Flame）、岛屿天堂蓝（Island Paradise）和淡山茱萸粉（Pale Dogwood）等等被选为最时髦的色彩。它们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主导服饰色彩的流行。但中国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某些初步的概念了。



中国人的尚色包含了两方面，一种是早期延袭下来的色彩崇拜传统，这个以后再说;另一种则是针对全民的一种流行风尚，比如宋代一度应该是流行白色的，天圣三年，即宋仁宗的时候就有下过禁令，禁止社会上的女性穿着白色和褐色的衣服，但在中国的服装史上有一点很诡异，就是上面禁什么，对民间基本是反效果，所以在北宋后期到南宋，白色还是很流行，不仅是衣服，包括白色的珍珠头饰、白角梳白角冠等等，即使是皇帝认为殊不吉利也没办法挡住女性爱美的心。


元至明初，褐色也是当时的代表色之一，比如在元代的《碎金》和明初的《辍耕录》中出现了大量的褐色系，比如金茶褐、秋茶褐、鹰背褐、檀褐、枯竹褐、驼褐、迎霜褐、油裹褐、露褐等近二十种，但问题是，当时人们概念中的褐跟今天认为的褐有一定的差别，在这些褐色系中，比较符合我们印象中的褐色的主要是山谷褐、秋茶褐、鹰背褐、藕丝褐或者已经更偏于黄色系的驼褐等。褐在当时可能更多是一种间色系的指代。

不过在明中期，明人更偏好一些秾艳的色彩，以《金瓶梅》(其写作年代为中期偏晚）为例，其中提到44种色名，写的最多的颜色是大红，其次是翠蓝，接着是青与绿色。这种色彩的流行趋势在当时的一些绘画作品中也能得到体现。在这些浓度很高的色彩上使用金色的装饰，是这个时段的特点。

步入晚明后，色彩的流行变得柔和，从天启和崇祯时代，玄色，皂色与白色等素色系开始大行其道，崇祯的皇后在后宫带头穿白衣，还被崇祯赞为白衣大士，意思说她穿着白衣的样子像观世音一样圣洁美丽。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前期。不过清早期有一种色彩正在后来者居上，那就是青色，在这一时期的画作或小说写作中，可以见到大量的青色或蓝色的描写，典型的如《红楼梦》，到了乾隆时期，玫瑰紫和暗红色也很流行，所以像《红楼梦》中薛宝钗穿着玫瑰紫的衣服，也许当时的读者和今天的读者在感觉上会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读者可能更像看一本时尚小说，包括言必称“守拙”的薛姑娘，身上穿的其实都是当时流行的东西。









清代以后，染色技艺的提高让更多的色彩的出现成为可能，到了近代，在介绍刺绣的书籍《雪宦绣谱》中，色彩已经达到了九十多种，中国本来有自己的一套传统色系，但在民国时代遭遇了重创，英国人W.H.Perkin发明了合成染料后，中国人开始逐渐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矿物及植物染料，大量使用西方的化学染料，以至于今天中国在东亚，是保持传统色最差的一个国家，很多人只能拿着日本的传统色卡望梅止渴了。

「中国服饰专栏:东方主义中的中国风和日本风」
中国风在时尚界这几年来刮的很是猛烈，但有些问题比之表面的花团锦簇，是更值得关注的，如果把中国风与日本风对比，大概会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吧。
Jonathan Walford 在他的一本关于六十年代时尚的书Sixties Fashion,From Less is More to Youthquake中，讲到一些五十年代之后，西方狂刮中国风的细节，从1949年后，有许多人到了香港，60年代的湾仔和铜锣湾曾聚集了数以千计的内地裁缝，从50年代初，香港大量制作旗袍和袄裤销往西方市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生意，纽约的服装制造商Bud Berman首先看到了商机，他于1953年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叫DYNASTY的制衣厂，他手下的设计师Dora Sanders在中式服装原有的基础上，改良了很多更适合西方人穿着的款式，尤其是符合当时西方理想中类似于DIOR时装的沙漏般的旗袍，以供女士们作为鸡尾酒会装和晚装的选择，这个设立在九龙塘的工厂，以计时付薪雇佣2500多名工人，来完成这些服装的各种程序包括手缝和刺绣等等。而随着1960年，电影《苏丝黄的世界》的热映，则带动了中国风进一步的流行，香港也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风情之地，以及浪漫之所在。


1960年，模特Marola Witt身穿一件由美国人设计香港制造的，命名为Suzy Perette的裙子（明显受到《苏丝黄的世界》的影响）

美国Vogue2015年5月刊以Go East拍摄的一组中国风大片，其中孙菲菲穿着Chanel1996年以60年代西方人所设计的一种旗袍款式为灵感的长裙，上面的图案来自Coco Chanel房间里的中国屏风。
这其中提到一个细节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后世曲线玲珑的旗袍，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西方人创造的产物，服务的主要对象也是西方女性，虽然同时代的许多华人女性也不能免俗地穿上了新式旗袍，虽然早在二三十代，包括Jeanne Lanvin和Elsa Schiaparelli等人都早有相关中国风的作品，但像五十年代之后，一个至今打着传统旗号的服装，是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下，由一群西方设计师所设计，却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从五十到七十这三十年间，几乎制定了一套关于中国风的概念，每当中国风再一次刮起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那几样东西被重新回流一遍。最为典型的比如旗袍、袄裤、马褂，唐装，龙、云肩、笠子，流苏和盘扣等等。

有些元素可以看出从一个中国人和从西方的的中国风的视觉来审视，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是非常有差异性的，比如说西方人常常分不清龙和蟒的区别，他们会认为，长的象龙的就是龙，而忽略了五爪的才是龙，而四爪只能是蟒，后者是礼服中更普遍的存在，毕竟可以穿龙纹的人还是少的.，而且中国民间即便象龙也只是蟒龙，即伪装成龙的蟒。
意大利版《VOGUE》2016三月刊中由Paolo Roversi拍摄的Valentino2016春夏系列中一件黑色长裙上的四爪蟒纹

又比如，龙的传人对于中国人，要较真起来，大概就是个一直说不清道不白的概念，而在西方，龙在早期的中国风中，是邪恶而神秘的异兽，最有名的与龙捆绑在一起的例子就是黄柳霜，她所饰演的傅满洲的女儿(Daughter of the Dragon），它经由女性形象，所代表的是当时西方鼓吹的东方主义中的一种映象，充满致命诱惑，危险同时又让白人予取予求的形象。

1931年的黄柳霜为《龙的女儿》拍摄的宣传照，照片中她在墙上诡异的龙蟒不分的剪影的衬托下，头上戴着夸张变形的京剧帽盔与凤冠的混合物。

东方主义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对他们而言，里面到底代表了中国或日本或其它国家并不重要，这就象好多外国人看所有中国女明星都像范冰冰是同理，于是乎他们常常在做中国风的时候把东瀛风给纳入使用了，比如John Galliano在2003年 Dior 早春秀中以京剧为灵感所做的一件裙子，上面使用的却是日本特有的纹样，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Heaven Gaia2017春夏以圆明园为主题的设计中，上面的团花也使用了日本纹样。

这种情况日本则要好很多，虽然像2015年的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和服图案和Raf Simons的浮士绘的使用，也可算成东方主义的成份，但日本人在服装领域，从上世纪川久保铃、山本耀司这些人，他们更关键的作用是逆向打破了服装在人体上的形态思维，比如层叠、松垮的以及超大不对称的衣身袖子等等，这些对服装设计的解构主义是起到某种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但这些东西，归根结底，是与日本的传统服饰结构有关，如果说东方主义只是一种缀片式的贴补，那么日本文化之于整个二十世纪迄今的服装设计的思路却是另一种引领-----它们没有被吞噬,而是反作用于对方,这是依然停留在东方主义不能自拔的中国风所无法比拟的。

山本耀司2017春夏系列中的红与黑的设计，这种一边袖子的宽绰的状态，会让人想到日本武士在射箭等过程中会只穿一袖子的样子

张爱玲在《第一炉香》中，形容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模样是精巧和荒诞的，这个评语似乎到今天还未见的过时，西方对中国形式的各种设限，使得他们有自己对中国的理解和想象，却未见的趋于真实，这种对比特别鲜明的出现在2016年Gucci和谭燕玉对相似元素的设计中，Gucci的狮头帽是偏于民俗的，而谭燕玉使用了狮子补子上的图案，图案设计相对抽象，但在国内也并不见有太多人提及，可能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在为表达是否“像”中国而烦恼，这一点，却是很值得向日本人借鉴与学习的，而要打通这条路，也许现在只是一个开始。

「中国服饰专栏:中式立领？mandarin collar？」
在西方关于中国服饰的特征中，立领大概是最为主要的意象之一，所以mandarin collar即指那类领圈立起而不翻折的低领，但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看，其实这种理解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本次就来说说真正的中式立领。

虽然对立领的出现众说纷绘，但立领在明中期出现是确切无疑的，明人称之为竖领，它很可能是同时期交领的衍生物，从明中期的《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可以看到许多宫中的女子，她们的交领看上去很高，紧紧包着脖颈处，并用金属扣子固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时期出现的竖领实物，领圈大多是白的，即从明代交领的护领(一种白色的长布条围于领子的边缘部分用以防垢，保护领子的整洁，可以拆卸换洗）而来，但这种流行一开始很可能仅限于宫闱及一些达官贵人的家眷，从写于明中晚期的《金瓶梅》看，书中有写到金钮扣，并把立领带扣子的衣服称为扣身衫子等，可见竖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流行，到了金瓶梅的时代正进一步向民间扩散。


竖领真正流行的时代是晚明，即隆庆之后，那种高耸的紧紧包住整个脖子并以两个金属扣固定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女性装束，但当时的领子并不是像后世那样本身浆的非常硬挺的样子，渐渐地，竖领也开始出现一些款式上的变化，比如只固定脖根处，而上面却是敞开的，可以将领子整圈翻折，露出里面白色的衬里，或者只翻折领子的一角，看上去倒是很像衬衫领的形式。

这种高筒子的竖领一直使用到了清中期，当时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领子上的金属扣正在被更多的布钮所替代。到了清晚期，领圈变低了，最低的时候即一条很细的窄边围在脖子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这时起，滚镶很流行，所以也波及到领子的设计。领子上也经常会出现各式的镶边。以深色的青或黑居多。大概所谓物极必反，到了清末突然大反弹，领子又开始变高了。

这时领子有两个重点，首先是今天我们常见的弧形切角出现了，其次是领子开始越变越高，在1907年后，衣领高耸过耳，1912年即辛亥革命后，又由耳朵的位置上升到了鼻尖的高度，就象张爱玲形容的，“高的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由于领子过高，对于当时脑后梳髻的女人而言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于是高领出现了一种两侧高中间低的形式，被称为“马鞍领”或“元宝领”。这种夸张的高领从1915年后不再流行了，领子又降低正常的脖颈处，但还是显的高而有存在感。1919年五四运动后，女性参与大量的社会活动，以致于她们开始产生一种要摒弃一切不方便的衣着的想法，于是领子也成了被革命的部分，一时之间大家都穿上了无领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