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伯立国苏南考——兼论吴、夨、虞的关系》
张志鹏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左传》闵公元年(西元前661年)、《国语.晋语一》均载,晋献公(西元前676年至西元前651年在位)大夫士蒍在劝谏晋太子申生出逃时提到“吴太伯”出奔之事[1],《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商代末期太伯、仲雍出奔建立吴国之事的记载更是详尽[2]。后世学者多以之为据,认为位于今苏南地区的吴国为太伯、仲雍出奔后所建之吴国,沿袭不改。然近代以来,传统的太伯之吴“苏南说”颇受学者质疑,与之相关的吴、夨、虞关系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故而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澄清。
质疑传统太伯之吴“苏南说”的学者,往往抓住《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太伯、仲雍“奔荆蛮” [3]的记载,试图通过破解“荆蛮”之意以求得太伯之吴的地望。其实,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刘和惠先生认为:“荆蛮并不是一个族号,也不是一个族称。”“荆蛮是西周至春秋间中原人对居住于长江中、下游的人们——受封迁的楚、吴及某些部族的一个概称。”[4]此论十分允当。既然“荆蛮”是如此广大地域的泛称,要想搞清楚太伯所建吴国的具体地望,自然应当别寻他途。
【夨、虞均不是太伯之吴】
《穆天子传》卷二载穆天子语曰:“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5]学者常以此段记载作为确定太伯之吴地望的依据,认为此所谓“东吴”之地当为太伯、仲雍所建之国。此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学者对“东吴”所指的具体地望有不同的理解。
蒙文通先生认为:“赤乌之吴,即《封禅书》之吴岳,《尔雅》之岳山也,实为岍山。太伯之奔,固在于此……”[6]今陕西陇县西南的确有一山名为吴山,又名“岍山”、“汧山”、“岳山”、“吴岳山”、“西镇山”。[7]蒙先生所说的“岳山”、“岍山”应该就是指今陕西陇县西南之吴山。然而陇县位于岐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西部稍偏北方向,与《穆天子传》所言“东吴”应在岐周的东方显然不合。其次,今陕西陇县一带确有一个吴国存在,但并不是《穆天子传》所载之“东吴”亦即太伯所建之吴国,而是《散氏盘》铭文中的“夨”国,也就是《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之“虞”国。这种观点是由张筱衡先生在其《散盘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的。
传乾隆初年陕西凤翔出土的西周晚期《散氏盘》铭文中有“夨王于豆新宫东廷”之语,张筱衡先生在《散盘考释》一文中说:“夨,吴之省文也。”“吴、娱、虞通用。”“吴山西周以为中岳……而秦文公之前,已有地名吴阳。地以山名,山以国名。山在今陇县西,绵亘县南,则古代吴国,必在山之附近,即今陇县一带是矣。”又说:“周之吴国有二:一为扬州会稽之吴,当成周之东南,亦谓之南吴,又谓之东吴(见《穆天子传》);一为冀州河东之吴,即《史记》所称中国之虞也。当成周之西北,亦谓之北吴(见《汉志》),又谓之西吴(见《齐语》及《春秋世族谱》)。汉以后学者,未能分别殷、周之吴。故韦解《齐语》,误以西吴为雍州之地。郦注渭水,误以雍州之吴山证《郑语》西有虞虢之虞。”指出盘铭之夨(吴)国即是《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之“虞”国,并引《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郡“汧”县班固自注认为:“芮水当以国名。芮邑在芮水流域,芮水出今陇县之小陇山,东流经今甘肃之华亭、崇信县入泾水;虞邑在汧水流域,汧水亦出今陇县之小陇山,东南流经今汧阳、宝鸡县入渭水。虞、在今陇县,芮、当在今华亭县,两邑境相毗连,故有争田之事。”还针对“唐以后学者多谓《诗》之虞、芮在河东”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说:“今考河东之虞、芮,姬姓之国,为西周所封。殷纣之时,河东安得有虞、芮二国?且据《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邘,五年伐耆,六年伐崇。邘即盂,在今扶风县东境;耆,即逨,在今扶风县东南、武功县西南;崇,在今鄂县东,长安县西。是虞、芮质成之时,周人东出之路,尚为邘——盂、耆——逨和崇国诸强敌所隔绝。文王之力何能及于河东?虞、芮若在河东,又将从何路朝周?所以《诗》之虞,当在汉之汧县——今之陇县,亦即盘文之夨——吴。”[8]
▲散氏盘 器形及铭文
而刘启益先生通过整理分析夨国或与夨国有关有铭铜器,指出夨国大体在今陕西陇县、宝鸡一带,存在的时间应从商代末期到西周厉王时期;在同意张筱衡先生夨(吴)国即是《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之“虞”的基础上,认为1973年8月陕西省陇县曹家湾南坡第六号墓出土的夨中戈[9],亦即吴(虞)仲戈铭文中的“虞仲”为《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太伯之弟仲雍的曾孙虞仲(见《周本纪》);又依据张筱衡先生以《水经.渭水注》“楚水又南流注于渭”、《元丰九域志》“凤翔府,虢,有楚山”之“楚”地在今陕西千阳县一带,认为太伯所奔之荆蛮在此地,周武王克商后封虞仲戈的主人虞仲到晋南建立了虞国。又据1954年在江苏省丹徒县烟墩山一个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宜侯夨簋》(《集成》04320)铭文认为,周康王时虞国的一代国君虞侯夨又被封于宜地成为宜侯,后来其子孙又建立了苏南吴国。[10]刘先生之论不免过去曲折离奇。
▲夨中戈 器形及铭文
▼宜侯夨簋 器形及铭文
卢连成、尹盛平二位先生经过对陕西陇县南坡和宝鸡县贾村、上官、灵陇西周居址和墓地的调查,并结合有关夨国有铭铜器,指出:“夨人在西周早期或更早时已经建国,夨国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和西周王朝相始终。”“夨早在西周初期已称王,王号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夨国比较确切的地望应在今陇县、千阳、宝鸡县贾村一带。汧水是流经古夨国境内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并结合《散氏盘》铭文进一步推断:“夨国在汧水流域的今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而散居其东,在今宝鸡县、凤翔县汧、渭二水相会之地。井可能在散、夨之东北,而文献所记之西虢则应在今虢镇、阳平一带。”[11]王国维先生曾说散就是大散关之散,地点在今宝鸡县西南。[12]两者对“散”之地望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也可证卢、尹二位先生所推定夨国地望的可靠。
据刘启益先生和卢连成、尹盛平二位先生各自的研究可知,夨国的确在汧水流域的今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这与张筱衡先生所说在陇县的“虞芮质厥成”之“虞”的地望相合。然而古文字省写的一般为形符而不是声符,夨与吴、虞二字的发音既不相同也不相近,夨为吴、虞省写之说缺乏说服力。不过,早年柳诒征先生曾指出夨就是吴字[13]。宜侯夨簋出土后,对簋铭中的“虞”字的释读,唐兰先生曾说:“从夨虍声,应该是虞字的早期写法。”[14]李学勤先生认为:“‘虞’字从‘虍’从‘夨’,可理解为从‘吴’省声,是‘虞’字的异构,唐兰先生所释是精确的。”[15]董楚平先生也认为从“虍”从“夨”的“虞字可看作虞字省口,是现有金文中最早的虞字”。[16]叔夨方鼎出土后,李伯谦先生撰文进行研究,指出:“在上古,‘夨’字应有与‘吴’相近之音,所以‘虞’字的古体(虍夨)可以以‘夨’为声旁。”[17]李学勤先生在《叔虞方鼎试证》一文中指出“夨”是“虞”的本字。[18]冯时先生在《叔夨考》一文中,也认为“夨”应读“吴”音[19]。这样看来,“夨”读为“吴”或“虞”是完全可以的,在文字结构上是可靠的。既然夨、虞(吴)两国地点一致,在字形上又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地处汧水流域今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的夨国就是“虞芮质厥成”之“虞”国。
▲叔夨鼎 器形及铭文
既然夨、吴、虞三字古音相近,后世称夨(虞)国为吴国也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此地处汧水流域今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的夨(虞)国绝非姬姓太伯之吴。首先,夨国称王,并从西周初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且与宗周(即镐京,大约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以北,沣河东岸)所在地紧邻,倘若其为周之同宗的姬姓太伯之吴,这是不可思议的。其次,夨国与周的关系疏远,不可能是姬姓国,这可以由文献对“文王断虞芮之质”之事的记载看出。《诗经.大雅.绵》云:“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曰:“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谓:‘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史记.周本纪》也载:“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焉,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20]倘若夨国为太伯之吴,其作为周之同宗,与周的关系自然应该十分密切,应该十分了解周的情况,然而以上相关文献记载显示夨国与周的关系十分疏远。
与陕西陇县说不同,钱穆先生提出山西平陆说,以为太伯、仲雍所建吴国在今山西平陆一带。钱先生指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然亦在秦之东境,渭洛下流,自朝邑西至于富平。及于王季、文王廓疆土而南下,则达毕、程、丰、镐,乃至于谷、洛而止。”[21]又解《左传》僖公五年(西元前655年)所载宫之奇劝谏虞公之语“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云:“不从者,谓太王之自邠迁岐,逾河西行,而二人未之从也。”并结合《穆天子传》所谓“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认为“河东之虞,即为太伯、仲雍之国。疑古籍自有称太伯虞仲采药衡山而之荆蛮者,衡山即指河东大阳之虞山、虞阪而言。此山既自蒲阪以迄大阳,统得薄山之称,亦均可有衡山之号也。”[22]然而,钱先生所说“河东之虞”,学者一般认为就是《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载周武王克商后“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所建之北虞,也即“假虞灭虢”之虞。钱先生虽提出异说,然而并没有提出可信的依据。
不过,钱先生的晋南虞国说得到了童书业先生的赞同。童先生认为太伯之吴在河东,为晋南虞国,并且指出苏南吴国是晋南虞国的支族,大概是由汾水流域迁至汉水流域“荆蛮”之地,而后因受楚的压迫迁至东南建立国家。[23]杨宽先生也认为太伯之吴为晋南虞国,苏南吴国是其分支,但认为苏南吴国是周康王时分封的,《宜侯夨簋》铭文中之虞侯夨应是苏南吴国的始祖,与童氏的看法不尽相同。[24]且不说童、杨二氏误从钱氏以晋南虞国为太伯、仲雍所建,他们以苏南吴国为晋南虞国分支的看法也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虞国明确见载于《左传》桓公十一年、僖公五年和《史记.吴太伯世家》,位于今山西南部平陆一带,为周武王克商之后封吴君周章弟虞仲建立的国家,是苏南吴国的分支,鲁僖公五年(西元前655年)冬灭于晋,姬姓[25]。1979年山西省文物商店收进一件西周中期铜方壶,铭文为:“唯王二月初吉壬戌,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26]虞侯政壶在山西出土,当属此姬姓虞国。传世品中有西周晚期虞司寇伯吹壶一对,铭文为:“虞司寇伯吹作宝壶,用享用孝,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这对青铜壶也当为晋南虞国的器物。
▲虞侯政壶 器形及铭文
▼虞司寇伯吹壶(两件) 对口铭
其次,关于苏南吴国的来源,童先生的迁徙之说只是一种推测,并无确证;杨先生的分封说也充满疑窦。且不说《宜侯夨簋》铭文中的释“虞”、释“虔”、释“虎”之争,即便宜侯夨受封于宜地之前为虞侯夨,那么受封之后所建立的宜国后来又为何被称为吴国?这是一个目前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问题。我们认为宜侯夨簋与吴国并无关系。
综合分析诸位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穆天子传》之“东吴”亦即太伯之吴,既不可能是位于今陕西汧水流域的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的夨(虞)国,也不可能是位于今山西平陆一带的虞国。那么,太伯之吴只能是位于今苏南地区的吴国了。
【太伯之吴在苏南】
我们也可以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找到可证太伯之吴在苏南的线索。《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太伯、仲雍)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元徐天祜注“南岳。”[27]《左传》也有“衡山”,《左传》襄公三年载:“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杜注:“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今皋夷也。衡山,在吴兴乌程县南。”[28]清代学者均认为衡山应是清太平府当涂县东北六十里之横山[29]。此“横山”位于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交界处。“衡”、“横”相通,衡山应即横山。如此,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交界处的横山一带应即是太伯、仲雍出奔所达之地。元徐天祜注以“衡山”为今湖南南岳衡山,误。《楚辞.天问》云:“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30]清人鲍鼎以此“南岳”为“载于《尔雅》,在湘、沅之间”的“南岳衡山”,“两男子”为太伯、仲雍,进而认为太伯初国于南岳衡山,陈槃先生以之为非,说“《天问》作者惟知衡山为南岳,故不曰衡山而云南岳。实则此衡山乃吴、越间之横山,秦汉间人尚能辨之”[31]。如此,《天问》之“南岳”应是指吴、越间之衡山(横山)亦即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交界处的横山,并非今湖南衡山。
关于苏南吴国就是太伯、仲雍所建的看法,也可以得到考古资料的支持。土墩墓被认为是吴人的墓葬,其“分布范围东至上海金山,西至皖南屯溪,北至江北的仪征、六合,南至苏浙交界的太湖沿线,而以宁镇地区分布最为密集,据遥感调查,今镇江地区就发现了3134座土墩墓,太湖以东和南京以西就零星稀疏了,既不典型,时代也晚。”“宁镇地区的土墩墓最早见于西周初期,盛行于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战国以后逐渐被具有楚文化特点的竖穴土坑墓所取代。”[32]吴人墓葬(土墩墓)在宁镇地区密集分布且从西周初期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这说明宁镇地区从吴开始立国到灭亡一直都是其腹心地带。
不仅如此,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县交界处的横山一带还是宁镇地区大型土墩墓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多次发现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1950年征集到江宁区陶吴、横溪一带出土的一件商代青铜三羊罍;1957年陶吴出土一件西周青铜鼎;1960年陶吴发现一件西周晚期青铜鬲,可能是1960年1月南京市文管会接受的一批在陶吴人民公社出土的周代铜器中的那件鬲;后来横溪出土一件西周大型云纹兽面青铜铙;2008年南京市博物馆在江宁区横溪街道陶吴社区清理一座春秋中晚期的大型土墩墓,墓主应是具有较高地位的贵族。[33]这一系列考古发现为我们证实太伯立国苏南提供了重要证据。
综合考古及文献资料来看,太伯、仲雍应该是先到达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县交界处的横山一带,在此站稳脚跟,接着他们的继承者就开始向镇江方向进发,在长江以南的苏南地区大力开拓,建立了基地,开创了以后以宁镇地区为基地向江南、江北以及淮河流域开疆拓土的格局。既然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史迹与传世文献所载商代末期太伯、仲雍出奔到今苏南宁镇地区立国相符合,那么太伯所建吴国历史的开篇应该是从宁镇地区开始的。
张志鹏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左传》闵公元年(西元前661年)、《国语.晋语一》均载,晋献公(西元前676年至西元前651年在位)大夫士蒍在劝谏晋太子申生出逃时提到“吴太伯”出奔之事[1],《史记.吴太伯世家》对商代末期太伯、仲雍出奔建立吴国之事的记载更是详尽[2]。后世学者多以之为据,认为位于今苏南地区的吴国为太伯、仲雍出奔后所建之吴国,沿袭不改。然近代以来,传统的太伯之吴“苏南说”颇受学者质疑,与之相关的吴、夨、虞关系问题也是众说纷纭,故而有必要对此问题加以澄清。
质疑传统太伯之吴“苏南说”的学者,往往抓住《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太伯、仲雍“奔荆蛮” [3]的记载,试图通过破解“荆蛮”之意以求得太伯之吴的地望。其实,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刘和惠先生认为:“荆蛮并不是一个族号,也不是一个族称。”“荆蛮是西周至春秋间中原人对居住于长江中、下游的人们——受封迁的楚、吴及某些部族的一个概称。”[4]此论十分允当。既然“荆蛮”是如此广大地域的泛称,要想搞清楚太伯所建吴国的具体地望,自然应当别寻他途。
【夨、虞均不是太伯之吴】
《穆天子传》卷二载穆天子语曰:“赤乌氏之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5]学者常以此段记载作为确定太伯之吴地望的依据,认为此所谓“东吴”之地当为太伯、仲雍所建之国。此种看法是正确的,但学者对“东吴”所指的具体地望有不同的理解。
蒙文通先生认为:“赤乌之吴,即《封禅书》之吴岳,《尔雅》之岳山也,实为岍山。太伯之奔,固在于此……”[6]今陕西陇县西南的确有一山名为吴山,又名“岍山”、“汧山”、“岳山”、“吴岳山”、“西镇山”。[7]蒙先生所说的“岳山”、“岍山”应该就是指今陕西陇县西南之吴山。然而陇县位于岐周(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西部稍偏北方向,与《穆天子传》所言“东吴”应在岐周的东方显然不合。其次,今陕西陇县一带确有一个吴国存在,但并不是《穆天子传》所载之“东吴”亦即太伯所建之吴国,而是《散氏盘》铭文中的“夨”国,也就是《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之“虞”国。这种观点是由张筱衡先生在其《散盘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的。
传乾隆初年陕西凤翔出土的西周晚期《散氏盘》铭文中有“夨王于豆新宫东廷”之语,张筱衡先生在《散盘考释》一文中说:“夨,吴之省文也。”“吴、娱、虞通用。”“吴山西周以为中岳……而秦文公之前,已有地名吴阳。地以山名,山以国名。山在今陇县西,绵亘县南,则古代吴国,必在山之附近,即今陇县一带是矣。”又说:“周之吴国有二:一为扬州会稽之吴,当成周之东南,亦谓之南吴,又谓之东吴(见《穆天子传》);一为冀州河东之吴,即《史记》所称中国之虞也。当成周之西北,亦谓之北吴(见《汉志》),又谓之西吴(见《齐语》及《春秋世族谱》)。汉以后学者,未能分别殷、周之吴。故韦解《齐语》,误以西吴为雍州之地。郦注渭水,误以雍州之吴山证《郑语》西有虞虢之虞。”指出盘铭之夨(吴)国即是《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之“虞”国,并引《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郡“汧”县班固自注认为:“芮水当以国名。芮邑在芮水流域,芮水出今陇县之小陇山,东流经今甘肃之华亭、崇信县入泾水;虞邑在汧水流域,汧水亦出今陇县之小陇山,东南流经今汧阳、宝鸡县入渭水。虞、在今陇县,芮、当在今华亭县,两邑境相毗连,故有争田之事。”还针对“唐以后学者多谓《诗》之虞、芮在河东”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说:“今考河东之虞、芮,姬姓之国,为西周所封。殷纣之时,河东安得有虞、芮二国?且据《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邘,五年伐耆,六年伐崇。邘即盂,在今扶风县东境;耆,即逨,在今扶风县东南、武功县西南;崇,在今鄂县东,长安县西。是虞、芮质成之时,周人东出之路,尚为邘——盂、耆——逨和崇国诸强敌所隔绝。文王之力何能及于河东?虞、芮若在河东,又将从何路朝周?所以《诗》之虞,当在汉之汧县——今之陇县,亦即盘文之夨——吴。”[8]
▲散氏盘 器形及铭文
而刘启益先生通过整理分析夨国或与夨国有关有铭铜器,指出夨国大体在今陕西陇县、宝鸡一带,存在的时间应从商代末期到西周厉王时期;在同意张筱衡先生夨(吴)国即是《诗经.大雅.绵》“虞芮质厥成”之“虞”的基础上,认为1973年8月陕西省陇县曹家湾南坡第六号墓出土的夨中戈[9],亦即吴(虞)仲戈铭文中的“虞仲”为《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太伯之弟仲雍的曾孙虞仲(见《周本纪》);又依据张筱衡先生以《水经.渭水注》“楚水又南流注于渭”、《元丰九域志》“凤翔府,虢,有楚山”之“楚”地在今陕西千阳县一带,认为太伯所奔之荆蛮在此地,周武王克商后封虞仲戈的主人虞仲到晋南建立了虞国。又据1954年在江苏省丹徒县烟墩山一个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宜侯夨簋》(《集成》04320)铭文认为,周康王时虞国的一代国君虞侯夨又被封于宜地成为宜侯,后来其子孙又建立了苏南吴国。[10]刘先生之论不免过去曲折离奇。
▲夨中戈 器形及铭文
▼宜侯夨簋 器形及铭文
卢连成、尹盛平二位先生经过对陕西陇县南坡和宝鸡县贾村、上官、灵陇西周居址和墓地的调查,并结合有关夨国有铭铜器,指出:“夨人在西周早期或更早时已经建国,夨国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和西周王朝相始终。”“夨早在西周初期已称王,王号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夨国比较确切的地望应在今陇县、千阳、宝鸡县贾村一带。汧水是流经古夨国境内最主要的一条河流。”并结合《散氏盘》铭文进一步推断:“夨国在汧水流域的今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而散居其东,在今宝鸡县、凤翔县汧、渭二水相会之地。井可能在散、夨之东北,而文献所记之西虢则应在今虢镇、阳平一带。”[11]王国维先生曾说散就是大散关之散,地点在今宝鸡县西南。[12]两者对“散”之地望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也可证卢、尹二位先生所推定夨国地望的可靠。
据刘启益先生和卢连成、尹盛平二位先生各自的研究可知,夨国的确在汧水流域的今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这与张筱衡先生所说在陇县的“虞芮质厥成”之“虞”的地望相合。然而古文字省写的一般为形符而不是声符,夨与吴、虞二字的发音既不相同也不相近,夨为吴、虞省写之说缺乏说服力。不过,早年柳诒征先生曾指出夨就是吴字[13]。宜侯夨簋出土后,对簋铭中的“虞”字的释读,唐兰先生曾说:“从夨虍声,应该是虞字的早期写法。”[14]李学勤先生认为:“‘虞’字从‘虍’从‘夨’,可理解为从‘吴’省声,是‘虞’字的异构,唐兰先生所释是精确的。”[15]董楚平先生也认为从“虍”从“夨”的“虞字可看作虞字省口,是现有金文中最早的虞字”。[16]叔夨方鼎出土后,李伯谦先生撰文进行研究,指出:“在上古,‘夨’字应有与‘吴’相近之音,所以‘虞’字的古体(虍夨)可以以‘夨’为声旁。”[17]李学勤先生在《叔虞方鼎试证》一文中指出“夨”是“虞”的本字。[18]冯时先生在《叔夨考》一文中,也认为“夨”应读“吴”音[19]。这样看来,“夨”读为“吴”或“虞”是完全可以的,在文字结构上是可靠的。既然夨、虞(吴)两国地点一致,在字形上又是可靠的,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地处汧水流域今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的夨国就是“虞芮质厥成”之“虞”国。
▲叔夨鼎 器形及铭文
既然夨、吴、虞三字古音相近,后世称夨(虞)国为吴国也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此地处汧水流域今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的夨(虞)国绝非姬姓太伯之吴。首先,夨国称王,并从西周初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且与宗周(即镐京,大约位于今西安市长安区斗门街道以北,沣河东岸)所在地紧邻,倘若其为周之同宗的姬姓太伯之吴,这是不可思议的。其次,夨国与周的关系疏远,不可能是姬姓国,这可以由文献对“文王断虞芮之质”之事的记载看出。《诗经.大雅.绵》云:“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曰:“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谓:‘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间田而退。”《史记.周本纪》也载:“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焉,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20]倘若夨国为太伯之吴,其作为周之同宗,与周的关系自然应该十分密切,应该十分了解周的情况,然而以上相关文献记载显示夨国与周的关系十分疏远。
与陕西陇县说不同,钱穆先生提出山西平陆说,以为太伯、仲雍所建吴国在今山西平陆一带。钱先生指出:“周人盖起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太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然亦在秦之东境,渭洛下流,自朝邑西至于富平。及于王季、文王廓疆土而南下,则达毕、程、丰、镐,乃至于谷、洛而止。”[21]又解《左传》僖公五年(西元前655年)所载宫之奇劝谏虞公之语“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云:“不从者,谓太王之自邠迁岐,逾河西行,而二人未之从也。”并结合《穆天子传》所谓“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认为“河东之虞,即为太伯、仲雍之国。疑古籍自有称太伯虞仲采药衡山而之荆蛮者,衡山即指河东大阳之虞山、虞阪而言。此山既自蒲阪以迄大阳,统得薄山之称,亦均可有衡山之号也。”[22]然而,钱先生所说“河东之虞”,学者一般认为就是《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载周武王克商后“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所建之北虞,也即“假虞灭虢”之虞。钱先生虽提出异说,然而并没有提出可信的依据。
不过,钱先生的晋南虞国说得到了童书业先生的赞同。童先生认为太伯之吴在河东,为晋南虞国,并且指出苏南吴国是晋南虞国的支族,大概是由汾水流域迁至汉水流域“荆蛮”之地,而后因受楚的压迫迁至东南建立国家。[23]杨宽先生也认为太伯之吴为晋南虞国,苏南吴国是其分支,但认为苏南吴国是周康王时分封的,《宜侯夨簋》铭文中之虞侯夨应是苏南吴国的始祖,与童氏的看法不尽相同。[24]且不说童、杨二氏误从钱氏以晋南虞国为太伯、仲雍所建,他们以苏南吴国为晋南虞国分支的看法也是有待商榷的。
首先,虞国明确见载于《左传》桓公十一年、僖公五年和《史记.吴太伯世家》,位于今山西南部平陆一带,为周武王克商之后封吴君周章弟虞仲建立的国家,是苏南吴国的分支,鲁僖公五年(西元前655年)冬灭于晋,姬姓[25]。1979年山西省文物商店收进一件西周中期铜方壶,铭文为:“唯王二月初吉壬戌,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26]虞侯政壶在山西出土,当属此姬姓虞国。传世品中有西周晚期虞司寇伯吹壶一对,铭文为:“虞司寇伯吹作宝壶,用享用孝,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这对青铜壶也当为晋南虞国的器物。
▲虞侯政壶 器形及铭文
▼虞司寇伯吹壶(两件) 对口铭
其次,关于苏南吴国的来源,童先生的迁徙之说只是一种推测,并无确证;杨先生的分封说也充满疑窦。且不说《宜侯夨簋》铭文中的释“虞”、释“虔”、释“虎”之争,即便宜侯夨受封于宜地之前为虞侯夨,那么受封之后所建立的宜国后来又为何被称为吴国?这是一个目前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问题。我们认为宜侯夨簋与吴国并无关系。
综合分析诸位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穆天子传》之“东吴”亦即太伯之吴,既不可能是位于今陕西汧水流域的千阳、陇县、宝鸡县一带的夨(虞)国,也不可能是位于今山西平陆一带的虞国。那么,太伯之吴只能是位于今苏南地区的吴国了。
【太伯之吴在苏南】
我们也可以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找到可证太伯之吴在苏南的线索。《吴越春秋.吴太伯传》载:“(太伯、仲雍)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元徐天祜注“南岳。”[27]《左传》也有“衡山”,《左传》襄公三年载:“三年春,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杜注:“鸠兹,吴邑,在丹阳芜湖县东,今皋夷也。衡山,在吴兴乌程县南。”[28]清代学者均认为衡山应是清太平府当涂县东北六十里之横山[29]。此“横山”位于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交界处。“衡”、“横”相通,衡山应即横山。如此,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交界处的横山一带应即是太伯、仲雍出奔所达之地。元徐天祜注以“衡山”为今湖南南岳衡山,误。《楚辞.天问》云:“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30]清人鲍鼎以此“南岳”为“载于《尔雅》,在湘、沅之间”的“南岳衡山”,“两男子”为太伯、仲雍,进而认为太伯初国于南岳衡山,陈槃先生以之为非,说“《天问》作者惟知衡山为南岳,故不曰衡山而云南岳。实则此衡山乃吴、越间之横山,秦汉间人尚能辨之”[31]。如此,《天问》之“南岳”应是指吴、越间之衡山(横山)亦即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交界处的横山,并非今湖南衡山。
关于苏南吴国就是太伯、仲雍所建的看法,也可以得到考古资料的支持。土墩墓被认为是吴人的墓葬,其“分布范围东至上海金山,西至皖南屯溪,北至江北的仪征、六合,南至苏浙交界的太湖沿线,而以宁镇地区分布最为密集,据遥感调查,今镇江地区就发现了3134座土墩墓,太湖以东和南京以西就零星稀疏了,既不典型,时代也晚。”“宁镇地区的土墩墓最早见于西周初期,盛行于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战国以后逐渐被具有楚文化特点的竖穴土坑墓所取代。”[32]吴人墓葬(土墩墓)在宁镇地区密集分布且从西周初期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这说明宁镇地区从吴开始立国到灭亡一直都是其腹心地带。
不仅如此,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县交界处的横山一带还是宁镇地区大型土墩墓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多次发现商周时期的重要遗存。1950年征集到江宁区陶吴、横溪一带出土的一件商代青铜三羊罍;1957年陶吴出土一件西周青铜鼎;1960年陶吴发现一件西周晚期青铜鬲,可能是1960年1月南京市文管会接受的一批在陶吴人民公社出土的周代铜器中的那件鬲;后来横溪出土一件西周大型云纹兽面青铜铙;2008年南京市博物馆在江宁区横溪街道陶吴社区清理一座春秋中晚期的大型土墩墓,墓主应是具有较高地位的贵族。[33]这一系列考古发现为我们证实太伯立国苏南提供了重要证据。
综合考古及文献资料来看,太伯、仲雍应该是先到达今江苏南京江宁区、安徽当涂县交界处的横山一带,在此站稳脚跟,接着他们的继承者就开始向镇江方向进发,在长江以南的苏南地区大力开拓,建立了基地,开创了以后以宁镇地区为基地向江南、江北以及淮河流域开疆拓土的格局。既然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史迹与传世文献所载商代末期太伯、仲雍出奔到今苏南宁镇地区立国相符合,那么太伯所建吴国历史的开篇应该是从宁镇地区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