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三个关键词。一、知人论世。二、文史哲。三、理解的的同情。
首先说知人论世。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说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事情。对周汝昌先生的知人论世,我们红学界就有很多的问题。正像乔福锦先生说的,《红楼梦新证》虽然是1953年出版的,它实际上完成于1947年,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部民国的著作。当然由于出版时的时代氛围,其中有了一些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影响。而周汝昌先生,体现的也是民国学者的特点。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周先生看作是一个民国的人,至少是这方面的色彩十分浓郁的文化人,和1949年以后的许多学者是不一样的。当然是说一种时代的文化氛围,民国时期的学人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并没有一种统一的什么“民国思维”。
说周先生是民国人,这涉及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表达方式,他的言说方式,等等。特别是他的言说方式。樊志斌先生在“红迷驿站”微信群中说,周汝昌是个诗人。这话说得好,说到了根本,我认为这是抓住了要害的。我们要明白,周汝昌是个诗人,因此他的表达,也是诗人型的表达,他强调启发性,强调意在言外,而不是我们后来强调形式逻辑、大前提、小前提那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周汝昌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他究竟是要说什么,而不能做形式逻辑的那种表面化理解。
赵建忠先生在微信群里说,周汝昌割裂红外学和红内学,说《红楼梦》文本研究不属于红学,你能谈谈这个吗?好,就以这个问题为例。周汝昌先生在给我的著作《石头记探佚》作序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红学有四大分支,即曹学,石头记版本学,脂砚斋批语研究,探佚学,“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后来又在一些文章中进一步展开论述了这个观点。如果我们从形式逻辑来看,这是明显不对的呀,红学怎么能够只限于那四个分支呢?对《红楼梦》作文本研究,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人物分析,这才是红学的根本呀。而且你周汝昌后来不是又写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吗?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他的著作里面写得最好的两本书啊。那么周汝昌难道你的智力竟然幼稚到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都搞不清楚吗?
实际上,我们要明白,周汝昌说这个话,就既有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也有一个思考过程问题。周汝昌这样说,他的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红学只有那四个分支,文本研究不算红学,恰恰相反,他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都是把一百二十回当作一个“整体”来阅读,没有分清两种《红楼梦》,而要真正地理解曹雪芹,读懂曹雪芹的《红楼梦》,必须首先要搞那四个分支,只有四个分支搞清楚了,才能明白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区别,才能真正进入曹雪芹的《红楼梦》。他说“在关键意义上讲”,就是画龙点睛。
大家可以回溯一下《红楼梦》的接受史,在周汝昌提出这个说法之前,我们都是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阅读的,虽然有胡适的“考证”和俞平伯的“辨”,以及周汝昌自己的“新证”,却没有让“两种《红楼梦》”的观念彻底清晰明确起来,我们一般都是泛泛地说一说后四十回结尾“兰桂其芳”“贾氏复振”以及贾宝玉去参加科举考试等情节不符合曹雪芹的叛逆思想,却大体上认为后四十回写抄家,特别是“钗黛争婚”、“黛死钗嫁”等情节很不错,不太在意是曹作还是高续,对严格区分曹著高续态度模糊麻木。整个红学界和读者都是这样一种接受状态。周汝昌在给笔者的著作写序时触动灵机,认识到只有把那四个分支特别是探佚的研究搞深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本阅读原地踏步的接受状态。因此他说:“红学因何产生?只因《红楼梦》这部空前的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破除假象,显示真形。”
但是,周汝昌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却还不能像笔者后来表述得那样思路清晰而逻辑严密,因为这是有一个思考认识过程的。所以周老和郭豫适先生在《文艺报》争论时,其表述也有点绕来绕去,未能把道理说透亮。我也是直到1998年写《学术范型的意义》一文时,才把这个问题想透彻表述清楚。周建临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我说,你把我父亲的思路理清楚了。所以对我的表述大家不作批判。但是,对周汝昌,要批判,为什么?这就是表达的隔阂,以及思考和表述的过程性现象。
你从字面上看,他就是那样说的呀,他就是说,红学就是那四个分支,其他的一般小说学研究就不是红学。所以,我们要理解他的表达方式,行文方式,治学方式,以及思考和表述的历史过程,这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隔膜。很多问题,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许多问题,都没有说到他的本意上。所以周汝昌他也不会服气,说你们就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我们也会反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因为周汝昌是个民国过来的人,他的教育决定了他的表达方式,他那样表达惯了。他写论文,俞平伯也有这个特点,就是有点散文化的,意在言外的,要启示你想想我背后什么意思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西方范式进来以后,那样一种所谓规范化的,因为,所以,大前提,小前提的表达。再说,思考和表述也是逐渐清晰和严密的。重要的是周汝昌那么早就敏锐地觉察到了红学的核心问题和根本症结所在,而许多红学研究者直到今天还云里雾里而纠缠不清。
所以,这里面有思考的过程问题,有周先生的表达问题,也有我们的理解问题。而对我们来说,要把问题搞清楚,是要更注重理解问题的。周汝昌的表达方式已经固定了,你也不能让他改变,而且他已经走了。深一点说,其实这就涉及了我们在理论层面争论的科学化生存还是诗意的栖居的文明的悖论、人的存在的悖论等对现代化的反思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谬。
此外,就是历史的情状,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并不是我们能够根据一些现有的文献,仔细爬梳,就能整出来,搞明白。有个别批判周汝昌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问题,他好像深入了很多史料、资料,好像说的都有根有据,但到了关键地方,就一个跳跃,得出一个结论,表面看,好像分析出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比如说聂绀弩,据说他私下说过“周汝昌不懂《红楼梦》”,另一方面,周汝昌又说聂绀弩曾经写了一首诗称赞自己,就是:“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新证》,谁知历史有曹宣。”于是有人就说,这首诗是周汝昌为了标榜自己,自己写的,冒了聂绀弩的名,因为反正聂已经去世了,死无对证。但周汝昌会这么无聊吗?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一个历史情状的复杂性。就是聂绀弩完全可以某一天写了这首诗,那时周汝昌刚调进来,工作努力,有才华,《红楼梦新证》刚出版,影响很大,作为单位领导,是学者,又是诗人,聂绀弩很高兴,对下级写诗调侃加鼓励。
但另一方面,聂绀弩作为从延安走过来的这样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主要是接受俄苏文艺理论的这样一种审美方式,他对《红楼梦新证》的许多观点,应该说是不认同的,不理解的。所以他说“周汝昌不懂《红楼梦》”,这也完全是真实的。而这种历史的复杂性,你不能用简单的形式逻辑说,既然聂绀弩说周汝昌不懂《红楼梦》,又怎么会写这首诗?那么这首诗就是周汝昌伪造的。这就把历史的情状简单化了。
同样,《爽秋楼旧句》问题,以及曹雪芹佚诗的问题,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对待。我首先要表明,周汝昌先生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什么原因,周先生这种做法是欠妥的,造成了一些很消极的后果。这一点周先生自己也是承认的,他也写过一篇文章表示道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这是不是周汝昌有意要造假?还是有着更复杂的一些情况?
首先我觉得,这和周汝昌的才子气,以及他想留名后世的这样一种内心的欲望有关系。《爽秋楼旧句》你要是严格地看它的排序,你完全可以看出来,根据时间排,那就是民国时期的人写的。并不是有意要造一个假古董。但是,他为什么不说明是自己写的呢?那就是我要是说明是我周汝昌自己写的,那有点自我吹嘘吧,但是我又想,我觉得我和过去的这些红学者是能够并列的,我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所以我也要把这首诗搞进去,这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反正爽秋楼你们考证一下,是我们周家的楼。实际上他想给自己一个历史定位,我是可以和历史上那些红学者并列的,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是自己写的。当然,这样的做法很不好,至少效果是很不好的。但他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才子气、名士气导致的结果。
关于“曹雪芹佚诗”,这本书(《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里面附有周伦玲的那些谈话,我觉得基本上把话说清楚了,它也有一个“文革”后期的那一个特殊历史背景的情况,那不是他有意地就是想捉弄大家,来造一个假诗。就是才子气、诗人,而不是一个严谨学者的这样一个作风。我再次说,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即使对周先生本人,我也委婉地说过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历史的情状非常复杂,我们必须客观地把这些情况搞清楚。我再说一个情况,关于梅节先生。1995年我去美国讲课,回来时路过香港,梅先生约了几个朋友,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但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我曾经发言赞扬梅节先生批评红学界中的新索隐。前两年我看见张义春写的《红学那些人》那本书中,说梅先生在文章中回忆这一段,说我这个人有点笨,没听懂他的意思,他不点名批评周汝昌搞新索隐,而我还称赞他批得好。很搞笑。实际上1986年霍国玲闯到会议上,宣传“竺香玉和曹雪芹合谋毒死雍正皇帝”的观点,是一种新索隐,我知道梅节先生批判新索隐实际上是指周汝昌,但霍国玲的索隐更奇葩,所以我发言称赞梅节先生批评新索隐。但梅先生却以为我没听懂他的话,认为我这个人智力比较低下。因此也可见历史的复杂性妨碍我们知人论世。
实际上知人论世非常难以做到。我们要经过巨大的努力,秉持公心,尊重每一个客观的细节,才能够真正达到知人论世。只有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才可能深入到学术的核心问题,才能够对每一个学者有彻底的认识。
首先说知人论世。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说的,但也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事情。对周汝昌先生的知人论世,我们红学界就有很多的问题。正像乔福锦先生说的,《红楼梦新证》虽然是1953年出版的,它实际上完成于1947年,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部民国的著作。当然由于出版时的时代氛围,其中有了一些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影响。而周汝昌先生,体现的也是民国学者的特点。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周先生看作是一个民国的人,至少是这方面的色彩十分浓郁的文化人,和1949年以后的许多学者是不一样的。当然是说一种时代的文化氛围,民国时期的学人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并没有一种统一的什么“民国思维”。
说周先生是民国人,这涉及到他的教育背景,他的表达方式,他的言说方式,等等。特别是他的言说方式。樊志斌先生在“红迷驿站”微信群中说,周汝昌是个诗人。这话说得好,说到了根本,我认为这是抓住了要害的。我们要明白,周汝昌是个诗人,因此他的表达,也是诗人型的表达,他强调启发性,强调意在言外,而不是我们后来强调形式逻辑、大前提、小前提那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周汝昌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他究竟是要说什么,而不能做形式逻辑的那种表面化理解。
赵建忠先生在微信群里说,周汝昌割裂红外学和红内学,说《红楼梦》文本研究不属于红学,你能谈谈这个吗?好,就以这个问题为例。周汝昌先生在给我的著作《石头记探佚》作序的时候,第一次提出了红学有四大分支,即曹学,石头记版本学,脂砚斋批语研究,探佚学,“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后来又在一些文章中进一步展开论述了这个观点。如果我们从形式逻辑来看,这是明显不对的呀,红学怎么能够只限于那四个分支呢?对《红楼梦》作文本研究,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人物分析,这才是红学的根本呀。而且你周汝昌后来不是又写了《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艺术》吗?而且大家都认为这是他的著作里面写得最好的两本书啊。那么周汝昌难道你的智力竟然幼稚到连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都搞不清楚吗?
实际上,我们要明白,周汝昌说这个话,就既有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也有一个思考过程问题。周汝昌这样说,他的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说红学只有那四个分支,文本研究不算红学,恰恰相反,他表达的意思是说,我们过去都是把一百二十回当作一个“整体”来阅读,没有分清两种《红楼梦》,而要真正地理解曹雪芹,读懂曹雪芹的《红楼梦》,必须首先要搞那四个分支,只有四个分支搞清楚了,才能明白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区别,才能真正进入曹雪芹的《红楼梦》。他说“在关键意义上讲”,就是画龙点睛。
大家可以回溯一下《红楼梦》的接受史,在周汝昌提出这个说法之前,我们都是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阅读的,虽然有胡适的“考证”和俞平伯的“辨”,以及周汝昌自己的“新证”,却没有让“两种《红楼梦》”的观念彻底清晰明确起来,我们一般都是泛泛地说一说后四十回结尾“兰桂其芳”“贾氏复振”以及贾宝玉去参加科举考试等情节不符合曹雪芹的叛逆思想,却大体上认为后四十回写抄家,特别是“钗黛争婚”、“黛死钗嫁”等情节很不错,不太在意是曹作还是高续,对严格区分曹著高续态度模糊麻木。整个红学界和读者都是这样一种接受状态。周汝昌在给笔者的著作写序时触动灵机,认识到只有把那四个分支特别是探佚的研究搞深入,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文本阅读原地踏步的接受状态。因此他说:“红学因何产生?只因《红楼梦》这部空前的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破除假象,显示真形。”
但是,周汝昌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却还不能像笔者后来表述得那样思路清晰而逻辑严密,因为这是有一个思考认识过程的。所以周老和郭豫适先生在《文艺报》争论时,其表述也有点绕来绕去,未能把道理说透亮。我也是直到1998年写《学术范型的意义》一文时,才把这个问题想透彻表述清楚。周建临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我说,你把我父亲的思路理清楚了。所以对我的表述大家不作批判。但是,对周汝昌,要批判,为什么?这就是表达的隔阂,以及思考和表述的过程性现象。
你从字面上看,他就是那样说的呀,他就是说,红学就是那四个分支,其他的一般小说学研究就不是红学。所以,我们要理解他的表达方式,行文方式,治学方式,以及思考和表述的历史过程,这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隔膜。很多问题,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说的许多问题,都没有说到他的本意上。所以周汝昌他也不会服气,说你们就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我们也会反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因为周汝昌是个民国过来的人,他的教育决定了他的表达方式,他那样表达惯了。他写论文,俞平伯也有这个特点,就是有点散文化的,意在言外的,要启示你想想我背后什么意思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西方范式进来以后,那样一种所谓规范化的,因为,所以,大前提,小前提的表达。再说,思考和表述也是逐渐清晰和严密的。重要的是周汝昌那么早就敏锐地觉察到了红学的核心问题和根本症结所在,而许多红学研究者直到今天还云里雾里而纠缠不清。
所以,这里面有思考的过程问题,有周先生的表达问题,也有我们的理解问题。而对我们来说,要把问题搞清楚,是要更注重理解问题的。周汝昌的表达方式已经固定了,你也不能让他改变,而且他已经走了。深一点说,其实这就涉及了我们在理论层面争论的科学化生存还是诗意的栖居的文明的悖论、人的存在的悖论等对现代化的反思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谬。
此外,就是历史的情状,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并不是我们能够根据一些现有的文献,仔细爬梳,就能整出来,搞明白。有个别批判周汝昌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问题,他好像深入了很多史料、资料,好像说的都有根有据,但到了关键地方,就一个跳跃,得出一个结论,表面看,好像分析出的结论都是有根据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比如说聂绀弩,据说他私下说过“周汝昌不懂《红楼梦》”,另一方面,周汝昌又说聂绀弩曾经写了一首诗称赞自己,就是:“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新证》,谁知历史有曹宣。”于是有人就说,这首诗是周汝昌为了标榜自己,自己写的,冒了聂绀弩的名,因为反正聂已经去世了,死无对证。但周汝昌会这么无聊吗?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一个历史情状的复杂性。就是聂绀弩完全可以某一天写了这首诗,那时周汝昌刚调进来,工作努力,有才华,《红楼梦新证》刚出版,影响很大,作为单位领导,是学者,又是诗人,聂绀弩很高兴,对下级写诗调侃加鼓励。
但另一方面,聂绀弩作为从延安走过来的这样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主要是接受俄苏文艺理论的这样一种审美方式,他对《红楼梦新证》的许多观点,应该说是不认同的,不理解的。所以他说“周汝昌不懂《红楼梦》”,这也完全是真实的。而这种历史的复杂性,你不能用简单的形式逻辑说,既然聂绀弩说周汝昌不懂《红楼梦》,又怎么会写这首诗?那么这首诗就是周汝昌伪造的。这就把历史的情状简单化了。
同样,《爽秋楼旧句》问题,以及曹雪芹佚诗的问题,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对待。我首先要表明,周汝昌先生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什么原因,周先生这种做法是欠妥的,造成了一些很消极的后果。这一点周先生自己也是承认的,他也写过一篇文章表示道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这是不是周汝昌有意要造假?还是有着更复杂的一些情况?
首先我觉得,这和周汝昌的才子气,以及他想留名后世的这样一种内心的欲望有关系。《爽秋楼旧句》你要是严格地看它的排序,你完全可以看出来,根据时间排,那就是民国时期的人写的。并不是有意要造一个假古董。但是,他为什么不说明是自己写的呢?那就是我要是说明是我周汝昌自己写的,那有点自我吹嘘吧,但是我又想,我觉得我和过去的这些红学者是能够并列的,我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所以我也要把这首诗搞进去,这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反正爽秋楼你们考证一下,是我们周家的楼。实际上他想给自己一个历史定位,我是可以和历史上那些红学者并列的,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是自己写的。当然,这样的做法很不好,至少效果是很不好的。但他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才子气、名士气导致的结果。
关于“曹雪芹佚诗”,这本书(《周汝昌致梁归智书信笺释》)里面附有周伦玲的那些谈话,我觉得基本上把话说清楚了,它也有一个“文革”后期的那一个特殊历史背景的情况,那不是他有意地就是想捉弄大家,来造一个假诗。就是才子气、诗人,而不是一个严谨学者的这样一个作风。我再次说,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即使对周先生本人,我也委婉地说过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说,历史的情状非常复杂,我们必须客观地把这些情况搞清楚。我再说一个情况,关于梅节先生。1995年我去美国讲课,回来时路过香港,梅先生约了几个朋友,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但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我曾经发言赞扬梅节先生批评红学界中的新索隐。前两年我看见张义春写的《红学那些人》那本书中,说梅先生在文章中回忆这一段,说我这个人有点笨,没听懂他的意思,他不点名批评周汝昌搞新索隐,而我还称赞他批得好。很搞笑。实际上1986年霍国玲闯到会议上,宣传“竺香玉和曹雪芹合谋毒死雍正皇帝”的观点,是一种新索隐,我知道梅节先生批判新索隐实际上是指周汝昌,但霍国玲的索隐更奇葩,所以我发言称赞梅节先生批评新索隐。但梅先生却以为我没听懂他的话,认为我这个人智力比较低下。因此也可见历史的复杂性妨碍我们知人论世。
实际上知人论世非常难以做到。我们要经过巨大的努力,秉持公心,尊重每一个客观的细节,才能够真正达到知人论世。只有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才可能深入到学术的核心问题,才能够对每一个学者有彻底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