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说，当年蒙古俺达兵临北京城下，嘉靖帝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斩首——“即日斩于市，枭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铁岭”。官兵震动，敌军撤退。暗 示这次皇太极兵临城下，首要的是将兵部尚书王洽斩首，以振奋将士守城御敌的决心。崇祯帝点头，将王洽下狱。王洽的兵部尚书，上任不到一年，虽有责任，罪不至死!次年四月，王洽死于狱中，死了还不算，还要“寻论罪，复坐大辟”——“大辟”，是古代五刑中最严重的一种，包括枭首、腰斩、剖腹、镬烹、车裂、磔死 等，崇祯帝将王洽大辟处死。

二、陈新甲。
陈新甲，四川长寿人，万历举人，知晓边事，以才能著。史书称他办事干练：“军书旁午，裁答无滞。”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为兵 部尚书。明朝自弘治以后，非进士出身，不能官尚书。但形势危殆，诸大臣不愿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才获任此职。当时的局势，南北交困，内外危机。崇祯帝开始秘密同皇太极进行议和。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受命遣使关外，负责这项工作，但朝廷官员不知。崇祯帝先后手写书信数十封，交陈新甲同皇太极联系，告诫他千万不能 泄露。

一日，陈新甲所派遣的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回京，以机密文件报告。陈新甲深夜看完报告后，没有收起来，放在几案上。第二天早晨，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稿(“塘报”相当于现代的政府机关内部简报)，交付出去，进行抄传。于是，朝廷上下，舆论哗然。崇祯帝下严旨，命陈新甲回奏。崇祯帝闻之大怒，将陈新甲下狱。陈新甲在狱中派家人上下行贿求人营救，没有结果。有大学士试图营救，说：“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奏上，崇祯不听。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将陈新甲凌迟处死。

毛文龙被杀后，其部辽东将领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孙元化力主招抚，但巡按王道纯藏匿诏书，使得叛军长期得不到招抚，再次发生叛乱。朝廷廷议将孙元化逮捕，政敌余应桂、李梦辰、路振飞趁机陷害，崇祯帝采纳，最终孙元化于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被斩首示众。孙元化死后，他的儿子拒绝朝廷委任的官职，明朝廷里懂得西洋火炮的专家也寥寥无几。

四、孙承宗
孙承宗(1563年—1638年)，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人。明天启年间，孙承宗在朝臣普遍提议放弃辽东的情况下，毅然请求担任蓟辽督师，并修筑宁锦二百里防线，极大的加强了东北的边防，同时大力支持积极防御的辽东策略主张。崇祯二年，袁崇焕被捕后，其部将祖大寿率众出关，崇祯十分惊恐，在朝臣的建议下，孙承宗临危受命以兵部尚书出镇通州，书信召回祖大寿，巩固北京城防，于崇祯三年(1630)将清军逐出北京近郊。

随后重新巩固关宁锦防线，此时期由于边防的功绩，孙承宗不断得到封赏，孙承宗却将所等全部赋予将士，但由于功高遭到满朝的嫉恨，不断受到朝臣的弹劾，此种情况在崇祯四年(1631)因大、小凌河城的陷落而达到顶峰。孙承宗也因此事再次辞职归乡。辞官后，孙承宗也多次上书向崇祯皇帝建议治国边防之策，但崇祯帝认为其老迈无用，不予理睬。崇祯十一年，清军攻打高阳，76岁的孙承宗率领家人守城，孙承宗家族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八个侄孙，全家老小数十人全部殉国，城池陷落后，孙自缢身亡。(抨击宁锦防线的键盘侠们，你们有何感触？你们能做到吗？ )

五、卢象升
卢象升(1600年-1639年),字建斗,号九台,宜兴人。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清军三路大举南下,京师戒严,崇祯帝和战不定,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主张议和;但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遂率诸将分道出击,与清军战于庆都、真定等地。但崇祯帝并不信任卢象升，其将大权委任于杨嗣昌，而杨嗣昌主和，且素来与卢象升不睦，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掣肘,切断象升粮饷,屡屡调走象升部生力军,致使名义上号称“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升部，实际上不到两万人马。卢象升率军在蒿水桥遭遇清军，双方展开激战，“象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但终因寡不敌众，“手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卢象升战死后，崇祯帝居然相信杨嗣昌所奏，认为卢象升未死不予抚恤，象升遗体停尸八十多日后方为家人收殓。直到杨嗣昌死后，朝廷才赠卢象升太子少师、兵部尚书，赐祭葬，南明福王时，追谥忠烈，建祠奉祀。

六、郑崇俭
郑崇俭（？－1641），字大章，山西乡宁人。郑崇俭是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榜进士。初任河南府推官，后又任济南兵备副使。崇祯初年升任陕西右参政，后多次升转担任了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 在此期间，他多次打败河套地区的敌人，受赐朝廷银币，荫封子孙为世袭锦衣副千户。崇祯十二年(1639年)，擢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奉旨率兵入蜀平乱，督总兵贺人龙、左良玉等，败张献忠于玛瑙山，旋还关中。后张献忠在蜀重新恢复实力，遂以撤兵太早为罪，削籍候代。崇祯十四年张献忠破襄阳，杨嗣昌自杀，崇祯帝怀恨，以撤兵太早，纵兵擅还，失误军律为由，将其处死弃市。直到南明时，有人上书：“崇俭未失一城、丧一旅，因他人巧卸，遂服上刑。群臣微知其冤，无敢讼言者，臣甚痛之。”郑崇俭的冤案才得以昭雪。

七、孙传庭
孙传庭，生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卒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字伯雅，一作白谷，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万历年中进士，授永城知县。孙传庭于崇祯九年三月巡抚陕西。孙传庭到任后，在陕西周至的黑水峪之战中镇压了起义军中势力最强的高迎祥部，并俘杀了闯王高迎祥。崇祯十一年（1638年），孙传庭又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以18骑兵突围而走。至此，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几被镇压下去。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夏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第二年，明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第二次包围了开封。在这种形势下，明廷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再度起用孙传庭为兵部右侍郎。崇祯帝亲临文御殿询问孙传庭有关镇压起义军的方略，并设宴款待，为他压惊，嗣后即速命孙传庭率禁卫军驰援开封。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崇祯帝连催孙传庭火速出关入豫。孙传庭则上疏回复：“兵新募，不堪用”。但心急如焚的崇祯帝不加理会，只是逼迫孙传庭尽快救援开封。孙传庭只得起兵驰援，于九月底进抵潼关。时恰逢大雨连下数十日，河水骤涨，李自成遂决黄河马家口段，水灌开封。就在孙传庭的援军刚出潼关之时，李自成早已挥军南下，撤离了成为水乡泽国的开封，于是孙传庭便挥军直趋南阳。李自成与罗汝才合兵西进，与孙传庭的陕西军交战，并在郏县大败之。孙传庭率残部逃至巩县，由孟塬进入陕西。

孙传庭败回陕西后，决心死守潼关，以扼京城之上游要地。当时明军因在郏县之战中损失惨重，补充了许多新兵。根据这种情况，孙传庭制定了不宜速战，开垦屯田，修缮兵器，储存粮食的战略方针。为对付李自成强大的骑兵，增强明军的火力和防护能力，孙传庭特地赶制了三万辆载有火炮的“火车”，这种“火车”行进时可抵御骑兵的冲击，驻扎时则可环阵拱卫。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明廷授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加督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七省军务，崇祯不断催促令其迅速兵出潼关。此时，李自成已相继歼灭了明军数支主力，久经战阵，兵强马壮。孙传庭深知与如此强大的对手交战必是凶多吉少，不由得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度对狱吏乎！”表示了宁死疆场的决心。八月十日，孙传庭师出潼关，最初在汝州、灵宝、唐县（今河南泌阳）、郏县连胜起义军，但襄城一战遭到惨败，他逃回陕西。 起义军缴获了孙传庭的帅旗，士气大振，一鼓作气，乘胜攻破潼关。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策马大呼，战死阵中。但是孙传庭的尸体一直未找到，以至后来崇祯帝对其下落产生了怀疑，始终未追封加谥于他。孙传庭之死，对李自成的起义军来说，关中唾手可得。同时，明廷再也没有可以同李自成相抗衡的悍将劲旅了。 故此，《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

八、薛国观
薛国观（？-1641），字家相，又字宾廷，陕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莱州推官。天启四年，擢户部给事中，数有建白。 崇祯即位后，薛国观奉命巡视北疆，严查将吏克扣兵饷事。后因先前曾附魏忠贤，被南京御史袁耀然弹劾，罢职归里。崇祯九年（1636)，任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辅政；后升任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进文渊阁；再加少保、吏部尚书，进武英殿。薛国观于崇祯十二年出任内阁首辅，此时的明朝已是风雨飘摇，财政收入入不敷出，薛国观为拜托困境向崇祯帝提出向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借助”。所谓“借助”，就是要贵族官僚以“借贷”形式，捐献金钱，以解财政燃眉之急。他鼓动皇帝说，外廷官僚可以包在他的身上，至于皇亲国戚，非得皇上亲自出马不可。崇祯帝朱由检采纳。

但由于助饷的对象包含了皇亲国戚，而崇祯帝又决心不足，因此推行起来困难重重，阻力巨大，反对薛国观者太多，崇祯帝决心动摇并迁怒于薛国观，崇祯十四年的一天，崇祯帝命令薛国观为自己起草一份谕旨，薛国观交上来后，皇帝很不满意，当场将那份草稿扔在地上，并一一历数薛国观贪渎舞弊之情事，命群臣议罪。最后，薛国观被皇帝下令开除公职，遣送回乡。薛国观在职期间可能的确敛财有术，离开北京时，装运财物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东厂的特务马上报告给皇帝，皇帝遂下令将他捉拿回来处死。于是，薛国观成了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继洪武皇帝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嘉靖皇帝朱厚熜处死夏言后，被处死的第三位宰相职级的人物。薛国观并非能臣贤相，甚至可能是贪官奸臣，但在崇祯朝末期日益突出的财政问题上，明廷能采取的应对之策已经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其提出向勋贵阶层助饷本身还是有利于明王朝统治的，时人与后人普遍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薛国观罪不至死，死得有点冤。他死后，崇祯帝下令不许家属收尸，将尸体扔在那儿长达一个月，以致惨不忍睹。

其他的争议袁崇焕之类的就不说了，简单总结罗列一下，崇祯做了十七年皇帝，一共杀了两个首辅大臣，撤换了五十个内阁大学士。
另外还撤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而且这被撤掉的十四位，还都是正经八百的兵部尚书，仅仅只加兵部尚书衔的还没计算在内。这十四人里，其中有九个被治了重罪：斩首者一人，治死者一人，自杀三人，下狱两人，革职查办两人。刑部尚书，前后撤换了十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