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京乱局
　　公元1644年，甲申年，是战火连天、哀鸿遍野、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一年，这一年，华夏大地上的年号就有四个：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大西大顺元年（张献忠的年号挺有意思——“大顺”）。
　　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于煤山自缢而亡，留下了流传千古却又充满争议的遗言：“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对明朝的灭亡以及崇祯皇帝的评价，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本人就不插嘴了。只能说，崇祯皇帝之死标志着明朝作为一个全国大一统王朝的结束，南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南京的官员们虽然早就知道局势恶化，京师不保，但接到明确的北京陷落的消息，应该是在四月八日，淮安巡抚路振飞向当地官绅宣布了京师失守。面对朝廷如此重大变故，南京的官员们似乎显得束手无策，他们做的主要就是开会、开会、再开会，商议、商议、再商议，而且是“沉默的开会与商议”。并非玩笑，对于当时这些官员的表现，有这样的记载：“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罳，咄嗟而已。间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竟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以为常。”（陈定生《书事七则》）。

南京的官员们无所作为，其实也很正常，皇权社会，又是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下，官场老油条们的言行自然十分谨慎（平日里倒是有不少人慷慨激昂，骂皇帝骂将领，大谈精忠报国，一倒这时候么，沉默是金）。
　　但要说南京的官员们真的一点事情也没干，倒也不是。他们大致颁布了三项政策，“禁止讨论敏感话题”（禁讹言）、“禁止人民群众自发组织保家卫国救皇帝”（ 禁草泽勤王）、“调集军队北上救皇帝”（北上勤王）。除了第三项还算不错，其他两项，说到底还是为了“维稳”，为了维护南京官员们的地位。

四、皇帝“难产”与东林党（二）
前面说了这么多东林党，现在回到南明册立新君的问题上来。有了前面的介绍，相信大家能更好地理解东林党在后面的表现。
当时的南京官员中，虽然派系甚多，但在立谁为新君的问题上，大体形成了“拥福派”和“拥潞派”。“拥福派”以路振飞、刘城、李清等人为代表，主张按照宗法制度与继承惯例，立福王朱由崧为皇帝，尽快稳定人心。“拥潞派”以钱谦益、吕大器、高弘图等人为代表，竭力主张国家需要贤明的君主，必须“立贤”，贤者何人？是潞王朱常淓。

前面说了那么多册立之争，似乎都是文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接下来，武将、宦官之类的人也该出出场了。
马士英与史可法商议妥当，准备迎接桂王登基。南京的官员们也基本无异议，毕竟吵了这么久，事情也该解决了。东林党本就是借拥戴潞王反对福王，既然福王不会登基，他们也就不闹了。然而这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却被武将和宦官无情打破。
卢九德，时任凤阳守备太监，曾经伺候过老福王朱常洵，与福王一家关系密切。他当然希望福王朱由崧当皇帝，但这事通过文官，估计没戏，也只能找武将了。当时南明倚重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四位总兵的军队，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四位总兵：

说实在的，太监和军人的办事效率比文官高多了，他们先让马士英写信给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明确说拥戴福王，韩赞周将书信给官员们看，官员们大为震惊，之前不是说好了……但是这些官员并无兵权，眼见武将们拥戴福王，也就不敢吱声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其实文官们也没理）。
紧接着，“拥福派”先在凤阳皇陵立誓（凤阳为明太祖朱元璋老家），然后立即带兵出发，武装拥簇着福王朱由崧经浦口到南京，史可法欲哭无泪，也只能在浦口加入了“拥福派”的队伍……
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就任监国，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正式登基为帝。至此，“难产”了许久的皇帝总算是出来了，南明弘光王朝正式拉开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东林党大呼小叫、喊打喊杀，但崇祯皇帝对阮大铖并不感兴趣，毕竟不过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说是阉党好像都还不太够资格，你们吵什么吵？不过，崇祯皇帝也在记录阉党名录罪行的《逆案》中给了阮大铖一个位置，以“交结近侍又次等”位列《逆案》第五等，永不叙用。
阮大铖本想重新出山，结果落了个“永不叙用”，赔本赔大了。不过他是江南大地主，非常有钱，终日吃喝玩乐写戏曲，倒也不亦乐乎。由于东林党势力太大，阮大铖希望与东林党和好，但却因此惹恼了东林党的分支机构——复社，再次惹来大麻烦。

1655年三月，“太子”到了南京，弘光皇帝让贵族官员们鉴定此人到底是不是太子。有些记载说，“太子”在与大家的问答中，不仅显示出对皇宫十分熟悉，而且还认识一些官员，所以是真太子无疑。其实，这类说法的传播者如果不是误信谣言，恐怕就是别有用心了。因为，王铎、刘正宗等人在崇祯年间曾经担任过东宫讲官，对太子的相貌举止非常熟悉，他们一眼就看出此人乃是假冒。冒牌太子被拆穿后，吓得差点尿裤子，急忙招供，不仅承认自己不是真太子，还说自己叫王之明，有人让自己冒充太子行骗。
在太子真假的问题上，王铎本人的奏章非常具有说服力。“臣一见即咤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岂其然乎？’臣同旧礼部尚书北京端敬殿中侍班三年，例当考满升荫，为妬者沮之。尚记先帝东宫大目方颡，高声宽颐，厚背首昂，行步庄，立度肃。今臣立于面前曰：‘汝识我不？’应曰：‘不也。’曾谓三年侍班几之离者二尺有咫而不识臣为谁耶？臣已确知其伪矣。臣又问：‘讲书在何殿？’曰：‘文华。’岂知其在端敬殿也。又问：‘几上位置何物？’臣暗记其有讲读数目十个算子，乃竟懵懵罔知也。臣大怒，即昌言告诸臣曰：‘此人明明是假，此事确确可憾。’大咤曰锦衣卫命左右即缚之。无几何，此子乃垂涕长跪以求，哀愍曰：‘小人原是赝质，不过为人所玩弄，徒以此恐喝于诸侯耳。小人王其姓，之明其名，高阳人，父纯，母徐氏，有引小人者阴以诳诱焉。’”（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

太子的真假问题已经有了定论，另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叫王之明的人说，有人让他冒充太子行骗。那么这个幕后黑手是谁呢？我们来看另一份史料，“王之明者，顽童，故驸马都尉王昺之侄孙，途穷附高鸿胪之仆穆虎者欲南趋苟活，而穆虎居为利，遂谓子舆复出也。廷诘之日，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之明亦茫然。而靖南疏至，辄持两端，讼言不可诛，诛之祸起。”（黄道周《黄漳浦集》卷三十二）
黄道周的这段记载被广泛转载，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资料，幕后黑手似乎浮出了水面，正是此案的“报案人”穆虎。说实话，我并非是一个喜欢宣传“阴谋论”的人，但这件事，我真觉得没这么简单。穆虎，很有可能是一个背黑锅的，即便他真的教唆王之明冒充太子，恐怕也不是幕后主谋。

十三、顺案与党争乱局
“北来太子案”所产生的影响，可谓是空前的。东林党人们自不必说，皇帝越说这个太子是假，他们越说这个太子是真。由于东林党人数量众多，影响力很大，导致天下骚动、朝野哗然，各种关于太子的消息满天飞……不过，北来太子案的最大影响并非是欺骗了一批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而是让一个武将找到了造反的理由，这个我们后面再说，现在先来说说“顺案”。
在南明弘光王朝的党争中，“顺案”虽然没有“打马案”的火爆，也没有“三案”的离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是南明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弘光王朝的灭亡出了一份大力。
之前说了这么多，基本都是东林党在找事挑动党争，现在，也该说说东林党的敌对势力，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是如何表现的了。不过仔细说来，这个“顺案”，倒也并非是马士英和阮大铖炮制的，而是东林党最先提出的。

第三、大顺政权在军事上的短视与混乱，更是可悲可叹。李自成在军事上没有长远规划，基本处于“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从西安向北京进军途中，李自成的大军曾经遭遇明将周遇吉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刚刚还高呼“嗟尔大明，气数已尽”的李自成，竟然吓破了胆，打算先回西安“休整”再说。不过，此时的明朝将领们也吓破了胆，大同、阳和、宣府等地的明朝守军纷纷派人与李自成洽谈“投降事宜”，才重振了李自成东征的信心。所以说，大顺军所谓的所向披靡、摧枯拉朽，无非是因为明朝自身土崩瓦解，让李自成捡了个便宜而已。
在山海关战败后，李自成一路西逃、茫然无措。清军在战略上也有失误，曾经一度停止对大顺军的追击。但李自成非但没能抓住喘息之机翻盘，反而仅在山西留下少数兵马，率主力慌忙逃往陕西。在陕西战败后，李自成又做回了“流贼”，几经辗转，逃到湖北襄阳一带，这一地区原有大顺军大将白旺率领的七万大军镇守，让李自成“军旅复振”。不过实力再度增强后的李自成不听白旺固守襄阳一带的建议，放弃了大顺政权最后的“根据地”——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大顺军将士们再次目睹大片“国土”被轻易放弃，悲痛不已，士气十分低落，很快又被尾随而来的清军打得大败……
大顺军在军事组织上也十分混乱，其一大特点就是广泛收编各地的“流民”，却没有合理的安置，所以一直有大量“随军家属”跟着军队行进。在李自成看来，似乎打仗就是拼人数，人越多越好，根本不明白兵不在多而在精的道理。拖家带口乃是兵家大忌，大量的老弱妇孺和辎重让大顺所谓的“百万之众”在遭遇以骑兵为主的清军时，既打不赢又逃不走，只能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溃败。而且“流民”们不少都携带疫病，导致大顺军屡屡爆发传染病，严重降低了战斗力。
“大顺”败亡之后，“大清”凶恶的眼光很快转向了“大明”，繁华的江南，也很快陷入了腥风血雨之中。

暂时更新到这里，我有写了章节之后，回头看看，然后进行修改的习惯，所以这个帖子的内容和发在其他两个贴吧的帖子内容略有一些不同，更完善一些。

前排

十五、“借虏平寇”的成因
弘光王朝在建立之初，就面对着一个复杂多变的外部局面。由于自身的实力有限，加之党争内斗严重，弘光王朝要想在凶险异常的乱世中生存，必须有一套高明的对外策略。而弘光王朝的对外策略——借虏平寇，也历来被无数的文人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所诟病。虽然我也觉得，南明的这一策略是消极的、保守的、弊端严重的，但也不该脱离实际看问题，一味的痛骂弘光君臣，却忽视了当时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情况。
弘光王朝的所谓“借虏平寇”，就是与满清交好，借用清军之力，平定“贼寇”李自成，然后再视情况选择与清方是战是和……弘光王朝内，无论“忠臣”还是“奸臣”，都赞同这一策略，史可法、刘宗周、马士英等高级官员都是这一策略的提出者与实践者。应该说，这一误国策略的出现，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其实是非常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