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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文学之道——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文/计璧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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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 文学之道——读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Jan 5, 2016, 14:56

  这是一部走过乱世的中国人的心灵史、流离史。在近20年的漫长写作中,王鼎钧将毕生记忆熔铸、锻造为百万言的回忆录四部曲,以浩繁的篇幅、超卓的力度、密集的细节和饱满的精神书写了属于个人和家国的历史叙事。


  ■ 文/计璧瑞



  诚如作者所言:“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教我作个见证。”“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尽管两岸90年代以来记录个人和家国经验的文本所在多有,四部曲仍以大跨度地调动时空、融合个人经验与时代全景的气魄独树一帜,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之歌。


  从书写时空看,四部曲分别记叙了王鼎钧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大陆时期和台湾时期,前三部《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和《关山夺路》是王鼎钧在中国大陆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第四部《文学江湖》则以赴台后的人生历练和社会变迁为中心。从主要内容看,前三部描绘乱世中的生存境遇,后一部记录台湾文学、社会领域的波谲云诡。虽然文字体量巨大,但信息密度一以贯之、丝毫不减;史实展开之巨细靡遗、情感投入之丰盈强劲所引发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也是重量级的。《昨天的云》书写少年王鼎钧在鲁南大地承天地和乡土之厚爱,结识众多山川草木、隐士名流,感受亲情友情、师生之情,领略抗战风云初起,栽下热爱文学的种子;抗战烽火中流亡学生的颠沛和坚韧是《怒目少年》记忆核心,“生动的细节之下,是历史的烽烟和家国之痛,也是个体的经验和成长。”急管繁弦、惊心动魄的《关山夺路》将内战中的个人命运与时局变幻和政治力量消长互相衬托,“对照、危机、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好比杨万里的《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而终于“堂堂溪水出前村”。到了《文学江湖》,水流平缓却暗潮汹涌,作者身处台湾社会和文学生态的演变之中,步步惊心,正应了“江湖”二字。这最后一部回忆录又如同30年间台湾文坛的备忘录,以文学事件和运动而论,涉及反共文学、军中文艺、乡土文学运动,以及报刊的文学活动和各种批判运动;以人物而论,既有胡适、张道藩这样的学界泰斗与文坛权力掌控者,又有众多作家和文坛组织者。而作者的知人论世填补了官方或主流叙事的空白,令人触摸到文学史论述之外的丰富脉象。因此,这里所谓的“文学之道”,不仅包含王鼎钧走过的文学之路的意义,更有他深刻感悟文学的人情义理之意。


  如此丰富的内涵以外,四部曲还以鲜明的书写特征提供给读者认识这部煌煌巨制的路径。首先是处理“我”、他人和事件之间关系的独特之处。作为纪实文本,特别是自传和回忆录文本内容上的三大要素,“我”、他人和事件的相互关系影响到文本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意图。四部曲中的“我”固然是贯穿所有文本的主线,“我”作为支点,是文本起承转合的接引者,是大时代中个体命运的承受者,是历史记忆的生产者,却不是文本肌理的全部;他人与事件同样是四部曲丰满血肉的重要部分,其比重超越了此类文本通常的分量。故乡“疯爷”的真性情,鲁籍将军李仙洲在军事和办学上的大手笔,还有他的外貌和声音;张道藩对国民党文艺的殚精竭虑,以及他的生前身后事;直至杨排长、田连长、地藏庵女尼和基督徒医生,这些人物既是“我”命运的影响者,也是大时代中的众生相,足以脱离与“我”的关联独立存在,特别是众多人物命运的书写通过大量的走访和信访而完成,更是尽可能地保持了客观性。对事件的书写更是如此,在参阅史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王鼎钧笔下的历史事件有详实的史料做支撑,从解放区民众之前的具体物资供应数据,到金圆券的迅速贬值,再到内战中的国共拉锯和国民党的溃退,这些事件也已超越了“我”的个体经验。可以说,四部曲从“我”出发却不局限于“我”,叙事以“有我”与“无我”的交替存在不断超越个体视角的限制,在为历史代言的企图上以“无我”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


  “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藉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我这四本书不叫自传,叫回忆录。”这应该就是王鼎钧处理“我”与他人和事件关系的动机,他通过这种方式建构起既属于王鼎钧和千万流离者,更属于现代中国人的历史。


  心理真实和记忆真实是四部曲的又一突出特色。这本是此类文本的基本质素,但并非所有写作者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在王鼎钧看来,“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可见他并不回避记忆的主观性。那么四部曲又是如何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避免可能出现的偏差呢?除了前述参阅史料、走访有关人士外,还倚仗大量史实和生活细节,这些又有赖于记忆。早有读者慨叹作者记忆力超卓,而维系这些记忆、决定其真实性的是情感、思考和使命。如果没有真情实感,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为一代人立言的使命感,这些记忆就不会历经漫长岁月仍保持鲜活。王鼎钧认为,有情感的真实,才有记忆的真实,人们记性好是因为“有情”,“人若有情天不老。写文章读文章都是有情人的事。”他之所以比同时代人的记忆力好得多,也是因为“读过、想过、写过。”正是在此基础上,四部曲使记忆升华为融合个人经验和历史真实的时代记忆。也由于真情实感和独立思考,王鼎钧的记忆书写得以从自己的所见所感出发,评判曾经的世态人心,对一些历史观念提出质疑,直至冲破已有历史叙事的遮蔽,呈现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不同面向增强对历史变迁的认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一边是中华民国国歌和国民党宪兵学校校歌歌词深奥难懂、曲调拗口难唱,一边是共产党文化宣传明白晓畅、朗朗上口,以此暗喻不同政治力量在民众中的影响力。这样的记忆一定是亲身经历和思考的产物。


  四部曲讲述的是一个寻找和探索的漫长故事,主人公似乎永远走在寻找的路上,从兰陵到阜阳,从安康到汉阴,从天津到沈阳,从大陆到台湾,从太平洋西岸到东岸。除了地理的迁徙,还有身份的变换,从游击队员到流亡学生,从国民党宪兵到解放军俘虏,从报社主笔到文学江湖中的隐者。寻找中的奇闻趣事、苦难波折构成了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成为现代中国不断探索道路的个人化隐喻。从这些寻找中可以窥见王鼎钧的思想资源:形塑其性格的故国土地、积聚其文学底蕴的文化传统、淬炼其身心的时代风云,还有安顿其灵魂的上帝。无论如何,王鼎钧说出了想说和能说的话:“回忆录是我对今生今世的交代,是我对国家社会的回馈,我来了,我看见了,我也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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