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童芷苓(转贴)
京剧花旦,是一个发展程度很高、艺术成果十分丰硕的重要行当。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经艺术大师荀慧生和众多荀门弟子的奋力开拓,京剧舞台上曾呈现出一个灿烂的花旦世界。童芷苓就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位。她60余年的舞台生涯,在一代旦角女演员中有很大的典型性。今年1月,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举办童芷苓表演艺术研讨会,探求她的成功经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毋庸讳言,在当今京剧不景气的环境中,花旦比起其他行当似乎更为滞后。所以我们在今天谈到童芷苓,可议的题目是比较多的。本文谨对我亲历的往事作一些追忆。
闯出自己的路
童芷苓上世纪30年代初学戏、登台。1939年5月3日在天津拜荀慧生先生为师,那年她只有17岁。40年代中期,她已然红遍大江南北。1947年她又拜梅兰芳先生为师。她主工荀派,也擅演梅、程、尚派剧目,戏路宽广,多才多艺,在舞台上特别有灵气。我幼年时就在天津北洋戏院看过她演的《绣襦记》、《王宝钏》、《穆桂英》、《戏迷小姐》等戏。记得当时观众对这位大明星是非常欢迎的,在各种报刊上,她常常是占有重要版面的新闻人物。我也不断看到对她作各种不同评议的文字,留下了很深的记忆。40年代中期,京剧旦行十分兴盛,青年女演员大量涌现,而且“十旦九荀”;各地京剧团体,花旦挑班占很大的比重。在非常激烈的艺术竞争中,童芷苓以学荀为主而闯出了自己的路,享盛名且蒸蒸日上,这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50年代以后,她的表演艺术逐渐向高层次发展,个人风格也日趋成熟,她保持着早先的洒脱、开阔、明快,但又多了内在、深沉。于是,她成功地塑造了金玉奴、尤三姐、武则天、赵一曼等一系列古代、现代妇女的艺术形象,这些角色身份、性情迥异,由她演来却个个栩栩如生。
重排《金玉奴》
1960年下半年,我在大学里就读时,到上海京剧院实习。那时童芷苓正准备排演荀慧生先生1959年6月新改的“不团圆”的《金玉奴》,当她知道我从小迷恋京剧,而且热爱、熟悉荀派艺术,就让我协助她对剧本作些修饰,并看她排戏,提出意见。在当时的环境、气氛中,我们之间都以“同志”相称,那年我只有19岁,也称她为“芷苓同志”。那时她十分谦虚,穿着很朴素,说话相当直爽,一点名角架子也没有。她提出“棒打”一场的大段念白最好改成大段唱腔,唱词可以生活化一些,“要把观众唱哭了!”这个大段幅的〔二黄原板〕加垛句唱段(“非是我性倔强不肯从命”),后来成为童本《金玉奴》特色之一,唱词虽陆续经过了几次修改加工,而第一稿,她却是放手让我这实习生写成的。这出老戏当时全部新排。排练中,芷苓同志和扮演莫稽的黄正勤、扮演金松的孙正阳二位,在研究荀慧生先生表演成就、特色的基础上,对所有细节逐一琢磨、反复推敲。我参加排演全过程,也提了一些建议。芷苓同志很善于听取意见,对艺术精益求精,这一切我感受很深。
创演《武则天》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京剧院工作。1963年8月起,由童芷苓领衔的上京二团去安庆、铜陵、九江、南昌、长沙、武汉等地巡回演出,我第一次随团外出,主要担任各种宣传工作。在外地,我常和许俊团长住一个房间,芷苓同志常过来聊戏。她在各地报刊发表的文稿,包括那期间寄往《文汇报》的稿件(刊于1963年10月25日),都是由她口述、由我执笔整理的。那时写得比较多的是关于《武则天》的文章。童本《武则天》1961年1月14日日场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次彩排,同年12月晋京演出,大获好评,1963年在各地演出,产生了热烈反响,老行家、新观众都很欢迎。我曾多次与各地京剧团的同志一起看这出戏并和他们交换意见,他们对童芷苓的表演真正心悦诚服。
童本《武则天》是根据郭沫若同名话剧移植的。虽然郭老将武则天过分地理想化,但就戏论戏,《武》剧毕竟是大手笔,其高明之处就在于脱出了“宫闱戏”的窠臼,只取武则天56岁至61岁几年中的一些史料,集中刻画了郭老自己心目中的女皇形象。郭老笔下的武则天是个有高深见地、君主威仪、思想家风度和丰富感情的人物,这在京剧传统剧目里,是很难找到一个形象作为依据的。面对这一高难度的新课题,童芷苓充分显示了她的艺术才华和创新本领。其中最突出的,是剧中京白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