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钱锺书《围城》




北美新闻媒体凡有关中国的要闻，近来似乎都是政治化的题目。久而久之，这种倾向让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说，在中国，政治即是人生。
　　对于中国文化人，更是如此：好像要先弄清楚人家的政治立场，才能够评价他的文化成就。
　　那么，何以解释钱锺书呢？整整一百年以前，钱锺书生于江苏无锡。他的人生故事应该为华文读者所熟知：一个从小“锺（情于）书”的神童，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文人”，把他对中西文学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灌注入他写作的那些充满洞察力的学术论文和文学创作。
　　青年钱锺书从圣公会办的辅仁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来留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进修欧洲文学，抗战爆发之后，于1938年与家人一起回国。
　　抗战年间，钱锺书在内地和上海的几所大学教书，同时写了多种著作（大部分是战后出版的），包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1941)，短篇小说集《人兽鬼》(1946)，长篇小说《围城》（始连载于1946-1947年），以及诗论《谈艺录》(1948)。1949年前后，他谢绝了几所海外大学的聘请留在祖国，1949年回到清华母校任教；1953年调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即今之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