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作者：爱因斯坦转贴自：台湾<批判与再造>〕
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推倒了主导西方科学二百余年的牛顿古典力学，人类的宇宙观为之丕变，物理学自此开启了新的纪元，举世无不推崇他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但较不为人知的是爱因斯坦自青少年时期始，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除了孜孜于科学研究，对人类的命运也无时或忘。尤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深为忧惧在科学昌明下，战争恐有毁灭人类文明之虞。1932年7月30日他致函著名的心理学家佛洛伊德商讨消弭战争之道。信中痛责各国垄断政治、经济权力的一小撮统治阶级利欲熏心，为了一己的私利与权位而不惜发动战争，以万民为刍狗。二战期间，他旅居美国，却因他思想左倾并参与了左派的反战和平集会，美国联邦调查局自1940年始，便严密监视他的言行。到他逝世，FBI监视他的档案材料累计达数千页之多。1947年，当爱因斯坦知悉他遭到FBI监控后，深表失望地说：“我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选择美国作为自由的国度，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终生无法弥补。” 本文是爱因斯坦在1949年为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创刊而作。文中详述了他主张社会主义的理由，后收入1950年出版的晚年文集：《Out
of My Later Years》。1992年五月与1994年五月，《每月评论》又两度重刊本文。在半个多世纪后，衡诸当世，再读斯文，仍有足多发人深省之处，爰加迻译，以飨读者。————编者
正文：
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a system of values）,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科学无法设定目标，最多能提供达成目标的手段
但是历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事；无论在哪里,我们实在都还没有克服索尔斯坦·月,布伦(Thorstein Veblen)2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the predatory,phase）。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我们能从这些事实推导出来的规律,也不能用到别的阶段上去。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处于目前状况下的经济科学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可是,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们就会被许多人所采纳并且向前发展,这些人半不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缓慢的进化。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问题发表意见。
前些时候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绝灭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个世纪以前,还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努力想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但无结果,并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表示了在这些日子里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独。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没有出路吗?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容易的,但却难以给它们作出有任何把握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去试试看,尽管我非常明白,我们的感情和努力时常是有矛盾的,模糊不清的,不能用简易的公式把它们表述出来。